“苏联准备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湖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1969年，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并称苏联高层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东方威胁”。

苏联不但自己谋划对中国发起核攻击，还联络美国总统尼克松，想让美军也参与进来。

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而中国也对它非常敬重。

不过，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双方分歧逐渐显现。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1969年，中苏之间已经有了爆发战争的风险。

苏联不但向中国发起“核讹诈”，还在边境陈列重兵，有消息称，苏联的元帅们计划7天之内打进北京。

毛主席晚年回忆起中苏交恶说道：“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曾经，“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新中国与苏联的亲密关系不必多言。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而中国施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

蜜月期里，苏联曾向中国援建了不少项目，也输送了很多技术和人才。

但是，苏联的友好是有条件的——中国出让主权。

早在1950年斯大林在世时，就想着“租用旅顺港30年”。

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国家走来的，带领人民当家做主的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态度强硬的予以拒绝。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答应兑现当初向中国提供核潜艇与核武器的承诺。

但是，赫鲁晓夫有个条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

毛主席一眼看穿了赫鲁晓夫的意图：建长波电台，属于侵犯中国主权；

联合舰队，名义上是中苏共享，彼此可以使用对方的海岸线，实际上中国海军非常薄弱，只有苏联在中国海域航行的份，而没有解放军进去苏联海域巡航的可能。

毛主席对此很是生气，他说：“北约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毛主席想了个折中的方案：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至于联合舰队，暂时搁置。

不过，赫鲁晓夫并未同意。

中苏产生分歧，除了苏联想控制中国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存在领土纠纷。

在清朝末年，沙俄是割走中国土地最多的帝国。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与苏联就领土问题展开交涉。

1964年，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时，就中苏领土争议说道：“苏联人还想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毛主席接着讲：“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毛主席之所以会这样讲，是因为不久前，中苏双方刚刚划定了东北边界。

两国均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

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

这都是白纸黑字定好的问题，可是自1967中国试爆氢弹成功后，感受到了威胁的苏联，不断在边境地区拱火，还制造了七里沁岛事件。

1968年，苏联又向中国新疆的中苏边境地区增兵，屯驻25个师、1200架飞机、和200枚导弹。

苏联还和蒙古国达成协议，以保卫“蒙古边防”的名义，向中蒙交界的达兰扎尔嘎朗、宗巴音等地，派遣大量兵力。

在七里沁岛一带，苏联的边防军不断与解放军和我国渔民发生冲突，扣押渔船、打砸渔民、强行越界，各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不胜枚举。

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

为了捍卫主权和尊严，1969年3月，毛主席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苏联发起自卫反击战。

面对强大的苏联，中国军人无所畏惧，强势的击退了他们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3月15日，毛主席作出指示：“要准备打仗！”

中共九大的报告中，也将战争摆在了首位：“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苏联红军在珍宝岛之战中，莫斯科高层颜面尽失。

格列奇科、崔可夫等元帅提议，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重点目标进行军事打击。

同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还奉命在华盛顿紧急召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

基辛格第二天到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他把苏联准备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意图告诉尼克松。

尼克松听过基辛格的汇报，和基辛格探讨对策后，立即与白宫高级幕僚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现时西方最大的敌人是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并警告苏联不要乱来。

尼克松的第一想法是，把情况向中国通报。

但是，中国是对抗了30年的宿敌。美国官方如果直接与中国沟通，并没有相关渠道。

所以，白宫才以“泄密”的方式，让华盛顿明星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对此作出报道，以让中国知晓。

除了核打击外，苏联还传出要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声称：一周打进北京。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毛主席颁布了“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地区的基层组织、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为了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中国还能继续运转，毛主席决定，对首都的高干领导和各大机关以及各个高校，进行疏散。

在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表态：“现在的情况是，苏联可能对我们进行核打击，所以我们要分散住所，不要集中在北京。如果北京被打了，我们还有其他地方。我们要有准备，要有应付的办法。”

毛主席铿锵的表示：“我们不怕核战争，我们有一句话叫‘不怕天变，不怕地动’。我们有一亿多人口，就算死掉一半，还有一半。我们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

大家都很佩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但是众人都希望追随在毛主席身边，护卫他老人家的安全。

不过，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从9月开始，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

10月14日，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务必在于10月20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总理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

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

这些老同志的疏散地点，都在京广线及其附近。

毛主席这么安排，是因为“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需要他们呢。”

从这些安排不难看出，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说不定下一秒，苏联的核弹或者钢铁洪流就会降临。

而中央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临危不乱，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早已作出预案。

如果苏联敢扔核弹，我军必定会予以反击。

参考文献：

莽东鸿.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J].党史博览,2006,(01):24-27.

徐金洲.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23(01):113-122+128.

徐中约. 中國近代史（下冊）.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695. ISBN 9789622019881.

汪振友; 齐鹏飞. 1964年中苏第一轮边界谈判的历程及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07-01 [2019-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