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时任朝鲜首相的金日成，不得不向毛主席求援：“亲爱的毛主席，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国给予我们特别援助。”

在讨论是否出兵时，大多数将领都认为，中国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百废待兴，实在跟美国佬消耗不起。

最终，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这才有了抗美援朝，有了今日之朝鲜。

战争结束后，中国志愿军没有像美军那样常驻朝鲜半岛，而是在1958年全部撤回国内。

可以说，中国对朝鲜这个朋友是仁至义尽。

中朝之间理应是友好邻邦，不过自中苏交恶，尤其是1965年以后，朝鲜与中国关系迅速恶化。

1969年，朝鲜人民军甚至开到了鸭绿江边，与中国军队隔江对峙，摆出一副随时渡江的架势。

朝鲜一旦动手，北面的苏联和南边的越南，乃至西南的印度，都可能对中国用兵。

形势如此危急，而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的化解了危机。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主要原因是，苏联想把中国当成它的“加盟共和国”，要求中国对其言听计从，甚至出让部分主权。

虽然苏联对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中国也将其视作“老大哥”，而且时值冷战，美国还带头对中国发起封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遵从苏联的意愿，甘当其“附庸”。

外号“勋宗”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积极拉拢东欧和中国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孤立中国，朝鲜正是其中之一。

当时，苏联的国力要比中国强盛，能给朝鲜提供的援助，自然要多于中国。

因此，朝鲜跟苏联的关系相对要近一些。

除了外交包围，勃列日涅夫还不断制造边境摩擦。

在1967到1969年间，苏联红军在乌苏里江巡航时，经常找借口跟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他们肆意撞击中国渔船，强行登上中国岛屿，不断袭击中国边防队员。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崔可夫，都纷纷提出“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威胁”。

他们计划，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境内的军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此时，苏联已经不再把美国视作最大的威胁。

为了不让美国干预，苏联不但把计划通报给了白宫，甚至还想联合美军一起，对核武器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实施核打击。

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将苏联的意图广而告之，并在《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文章中写道：“据可靠消息，苏联计划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百万吨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湖泊核试验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美国的外交备忘录中写道：“在中苏冲突中美国采取中立的立场，无异于偏袒苏联；若中苏冲突时间长度和规模有限，冲突或有助于早日结束越南战争，或可解决中国核武问题；如果为了维持亚洲区域权利的平衡而偏袒中国，则必须采取直接实质性的行动，否则既与苏联长期结怨，也被中国看成是苏联的帮凶。”

从1965年开始，中朝关系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断恶化。

当年10月，中朝两国先后召回了在彼此国内的大使。

到了1969年，中国驻朝使馆和朝鲜驻华使馆，都只剩下寥寥数人。

1967到1969 年期间，中朝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

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

金日成还奉苏联之命，在鸭绿江、图门江流域陈列重兵。

似乎只等勃列日涅夫一声令下，朝鲜人民军就要强行渡江，与中国开战。

若干年后，金日成在与昂纳克的谈话中也证实：人民军与解放军确实曾隔江对峙。

苏联、越南和一些东欧国家外交使团，甚至传出消息：“中朝军队，在边境上已经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在民主德国驻朝使馆《备忘录》的记载中，金日成是如此对勃列日涅夫形容中朝关系的：“朝鲜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两党之间互不联系，政府之间也没有交往，贸易关系虽未中断，但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

可以说，中朝关系已经到了冰点。

当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非常不利，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能左右朝鲜，就能控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

就连印度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与中国有领土纠纷，而与苏联加紧了联系。

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中国关系一直不好，虽然1969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解，但远没有到破冰的地步。

一旦朝鲜受苏联唆使出兵中国，解放军反击后，苏联必然会带着盟友向中国施压，而美国也有可能落井下石，火上浇油。

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毛主席只用了一招，就巧妙地化解了危局。

虽然中朝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但中国知道朝鲜最忌惮什么：美帝国主义。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一直没有撤军，而是屯驻在了韩国。

金日成曾说：“面对 100 多万敌军，朝鲜不想中断与中国的盟友关系，否则就会腹背受敌。”

金日成的担心，不无道理。

朝鲜若与中国开战，南边的韩国，很有可能趁机北上，届时，朝鲜将陷入两面作战的险境。

在中朝关系冰冻期间，中国非但没有激怒朝鲜，反而一直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明：如果形势需要，中国将会与朝鲜再次携手，反对美帝国主义。

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明白，人民军屯驻边境，不过是做给苏联看的。

朝鲜需要苏联的援助，更担心苏联会将其孤立。

作为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小国，既然无法完全保持中立，就只能在选边站队以后保持克制。

毛主席当然不希望中朝关系继续恶化，所以1969年5月1日，在天安门会见各国使节时，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

朝鲜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善意，所以对苏联的命令阳奉阴违。

因此，朝鲜并未派出代表，出席1969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会议，这样做的，还有越南。

勃列日涅夫不满的说：“朝鲜和越南两党，这是担心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9月3日，在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上，中国代表与朝鲜代表崔庸健进行了短暂会谈。

崔庸健回朝鲜时，特地去北京拜访了周总理。

崔庸健提出：结束朝中边境地区的冲突、改善朝中两国边境局势的必要性、恢复双方接触、互派代表团和大使。

周总理对这些建议，表示欢迎。

1969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苏联不但不派代表出席，还阻挠其它国家。

令它没想到的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却现身天安门城楼。

毛主席亲切的接见了崔庸健，并表示：“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崔庸健感慨道：“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

谈到现实问题，毛主席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将来，中朝携手反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观礼台。

崔庸健访华，是中朝关系回暖的重要标志。

法国报纸称：“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而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

紧接着，朝鲜对苏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1969 年 12 月，朴成哲在苏联访问期间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只要美国人还在南朝鲜，继续进行挑衅，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克制，这一目的都不可能达到！”

1970年6月24日，周总理率队访问朝鲜，标志着中国、朝鲜正式回归友好。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哪有勺子不碰锅沿，两口人过日子，都难免吵架拌嘴，更何况是两个国家。

中国与朝鲜是唇亡齿寒的邻国，彼此理应保持亲密关系。

对于友好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决定，也应该互相谅解，因为只有包容，才能走得长远。

参考文献：

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8(04):1-1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