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1岁的张学良在病入膏肓时，没有将6亿遗产留给子女，也不曾捐给祖国，而是全部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张学良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他虽然亲口承认，是自己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却在接受采访时说：“后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这个账我不认，我没有错。可你要骂我是个封疆大吏，没把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张学良对抗日的贡献。

是他发起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西安事变前后，与红军领导人的接触，他对周总理赞不绝口：“我很佩服他，他很聪明，有大智慧。”

谈到毛主席，张学良表示，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帮主席做了件大好事：出资10万，送流浪的岸英、岸青赴苏联留学。

“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想从我口中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

1930年10月24日，长沙，杨开慧和她8岁的儿子毛岸英，在家中被国民党军阀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毫无畏惧的说道：“让我跟毛主席断绝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杨开慧的大义凛然，激怒了穷凶极恶的特务，11月14日，她在浏阳识字岭，英勇就义。

毛主席闻听噩耗，沉痛的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在组织的营救下被保释出狱。

只有8岁的他，自己还是个娃娃，却要肩负起照顾弟弟岸青和岸龙的重任。

湖南的革命形势严峻，长沙是待不下去了，毛岸英只能带着两个弟弟前往上海。

顾顺章投敌叛变后，毛岸英就和两个弟弟，露宿街头。饿了，就去菜市场捡烂菜叶；累了，找个桥洞，席地而睡。

风餐露宿的生活，让小小的毛岸龙身患重病，不久便夭折了。

董健吾是上海地下党员，有着“红色牧师”之称。

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跟宋子文还是同学。

因此，董健吾是游走于国共之间隐藏最深的特工。

董健吾出于好心，收留了毛岸英和毛岸青。

不过，上海正被巨大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如果国民党特务知道毛主席的两个儿子就在这里，后果不堪设想。

董健吾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为岸英、岸青，寻找出路。

1935年，董健吾受宋庆龄的委托，带着国民党谋求与中共谈判的密信，远赴延安。

刚进陕西境内，就遭遇大雪封山，董健吾深知责任重大，只好请求张学良帮忙。

张学良二话不说，开上车就拉他去了机场，让美国飞行员开着飞机，把董健吾送到了陕北。

自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次年，宋庆龄又委托董健吾，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延安红区。

完成任务后，董健吾转道西安，登门拜访张学良。

张学良为人热情，留董健吾在西安住了好几天。

某天吃午饭时，董健吾发现张学良愁眉不展，只扒拉了两口菜，就放下了筷子。

董健吾问其原因，张学良表示，自己有对明朝的花瓶非常喜爱，但是被赵四小姐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董健吾这才明白，张学良是个爱好古玩瓷器之人。

董健吾立刻向中共驻东北军刘鼎汇报，并问他，是不是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联络联络感情。

刘鼎同意后，董健吾到西安南苑门，找打了自己熟悉的一位古玩店老板，淘弄了一套宋代彩瓷。

张学良见到后爱不释手，还带上眼镜仔细观瞧。

张学良掏出银票，表示坚决不能让董健吾破费，执意要自己花钱买下来。

这本就是董健吾送给张学良的礼物，他又怎么能要张学良的钱。

董健吾坚辞不受，张学良只好设宴款待。

为了表达谢意，张学良问董健吾，是否有什么要求，自己可以帮着满足。

“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董健吾诚恳地说。

张学良连连点头，接着又问：“除了民族大义，还有没有私人要求？”

看着张学良富有诚意的眼神，董健吾顿了顿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一个是我的儿子（董寿琪），另外两个是我收养的革命子弟（毛岸英、毛岸青）。如蒙照顾，希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对张学良来说，这属于小菜一碟，他当即笑着答应下来。

董健吾前脚刚到上海，后脚就接到了李杜的电话：张学良已经到了上海，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原来，张学良刚在南京开完会，此次来沪，主要目的是看望老部下兼老朋友李杜。

李杜就住在上海宝鸡路9弄3号，作为东北人，他始终牵挂着白山黑水间的乡亲。

李杜一直在召集流落的东北军，组织抗日活动。

张学良来找李杜，一是为了请李杜去远东地区，寻找旧部；二是请他把董健吾的“三个学生”带到苏联。

董健吾在电话里知道张学良的来意后，立刻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毕竟，送毛主席的孩子出国事关重大，董健吾不敢擅作决定。

组织决定，派刘仲华陪董健吾，在第二天去咖啡馆，跟张学良见面。

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法国咖啡馆，一个幽静的单间。

轻装简行的张学良，在李杜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董健吾、刘仲华，赶忙起身欢迎。

“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队司令。”张学良向刘仲华介绍道。

董健吾也想张学良，介绍了刘仲华。

入座以后，张学良对董健吾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

他开门见山：“最近，李杜将军要去苏联一趟。说去考察，实际是去把撤退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领回国。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董先生和刘先生，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接着，李杜也把目光投向了董健吾和刘仲华：“张先生托付之事，我一定尽责尽力！你们二位对旅途中可能遇到的麻烦，要尽量为我想到、提出，我们亦先作些预测和应付策划。”

对于张学良的安排，董、刘甚是满意。

接着，四人为三个孩子出国旅途中的风险及处置预案进行了研究。

临走时，张学良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支票：“三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负责，这是10万法郎，董先生，你拿着。”

不等董健吾推辞，张学良继续说：“你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将军家里，事不宜迟，应迅速为孩子们的出国做好准备。”

1936 年 7 月初，李杜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理好手续后，带着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 3 个“儿子”登上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赴苏联考察。

他们乘坐的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终于在8 月初抵达法国马赛。

可是，苏联因为暂时不想与日本闹掰，禁止中国人员入境。

李杜带着3个孩子在马赛逗留了3个月，还没等到结果。

后来，通过共产国际的关系，苏联才同意让毛岸英和毛岸青入境，至于李杜和董寿琪，则不被允许。

在法国的几个月里，毛岸英兄弟与董寿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岸英、岸青没想到的是，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竟然有了妈妈。

原来，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因为旧伤肆虐也在苏联养病。

每当周末，贺子珍就会把岸英和岸青接过去。

贺子珍、岸英、岸青和襁褓中的廖瓦，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

贺子珍对毛岸英兄弟照顾的很周到，完全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岸英兄弟对贺子珍也很亲切，称呼她为“贺妈妈”。

当廖瓦6个月时，因肺炎不幸去世，岸英就带着岸青陪在贺子珍的身边，还一直安慰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你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再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

廖瓦弟弟走了，岸英却又多了个妹妹。

原来，毛主席担心贺子珍过度悲伤，就把“娇娇”李敏也送到了莫斯科。

毛岸英作为长兄，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岸青和娇娇对他也很依赖。

1946年，长大成人的毛岸英，从莫斯科回了延安。

至于毛岸青，则在次年与妹妹李敏，跟着贺妈妈回到了哈尔滨，随后去了北京。

毛岸英回国后，父亲就把他派到了基层工作。

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后，毛岸英主动报名，成了彭老总的“第一个兵”。

遗憾的是，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为掩护战友撤退，壮烈牺牲，至于岸青，则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

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还多次去朝鲜，祭拜过大伯。

当年资助他们的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直到蒋家父子全部去世，才终于恢复自由。

参考文献：

倪良端.张学良资助毛岸英兄弟留学苏联始末[J].党史纵横,2012,(07):26-27.

王光远.张学良救护毛岸英兄弟[J].炎黄春秋,2000,(05):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