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僖公七年，《春秋》的第一条记载便是，“齐人伐郑”。这条记载的特别之处在于，就在前一年的夏天，正是在齐桓公的率领下，齐、宋、鲁、卫、陈、曹六国诸侯之师，才刚讨伐过郑文公不久。当然，这一次的诸侯伐郑是失败的，因为楚成王搞了个“围许救郑”，所以伐郑之役，无疾而终。

算起来，从齐桓公称霸以来，即从鲁庄公十五年开始，到鲁僖公六年的25年中，齐国单独进行的军事行动那是寥寥可数的。因为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鲁庄公二十八年，齐桓公在周惠王的要求下，对卫国进行了一次讨伐，并“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春秋》记载“齐人伐卫”。第二次是鲁庄公三十年，《春秋》记载“齐人降鄣”。这也算是齐桓公组织的一次单独军事行动，但针对的却是鲁国。第三次也是鲁庄公三十年，《春秋》记载“齐人伐山戎”。《左传》记载是“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可见这次军事行动前，齐桓公与鲁庄公是进行了会晤，但估计鲁庄公病重，无法跟随，所以齐国只能单独远足救燕了。

为什么在鲁僖公六年的春天，齐桓公要伐郑？这当然是明摆着的。因为郑文公明显与齐桓公三心二意，且不听召唤，甚至和楚国在暗地里媾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如果处理不好，如果郑国就这样离心离德下去，那齐桓公的同盟体系就有可能真的崩溃！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许国在去年已经就投降楚成王了！而陈国，完全有可能是下一个。下剩有点力量的，也就只有宋、鲁、卫、曹了！但鲁国、卫国，丧乱不久，国力定然孱弱，而曹国，一直就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角色。所以，在同盟体系中，郑国非常关键！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关键，在国际心理因素上也是至为关键的。所以，齐桓公必须得制服郑文公，除非不想当霸主了！

但是，为什么齐桓公不再使用诸侯之师伐郑呢？我能想到的理由有四个方面：

第一，在上一年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齐桓公率领诸侯之师伐郑，最终无疾而终。因此，进入第二年后，齐桓公就不好再继续使用诸侯之师了。因为如果继续使用诸侯之师，必然导致诸侯国内事务，尤其国内的经济活动被耽搁，进而造成诸侯在国内矛盾的上升。所以，从节制使用人力、财力的角度，齐桓公不得不决定由齐国单独进行伐郑之役。

第二，齐桓公不得不考虑，为了防止上一年楚成王“围许救郑”场景的再次发生，也只能齐国单独伐郑。因为如果宋国、陈国的军事力量没有被动用，则楚成王就很难复制“围许纠正”之计。因为，有宋国的存在，宋国本身就有可能迅速采取军事增援措施，以防止陈国被围。所以，从军事角度上看，不使用诸侯之师是明智的。

第三，齐桓公与郑文公之间的矛盾，是因周王室的权力之争引起的。齐桓公偏袒王世子姬郑，郑文公为此逃盟，毕竟都是周王室这个大旗下的内部矛盾，尤其在郑文公有周惠王撑腰的情况下，其他诸侯自然是不愿意介入的。所以笔者认为，齐桓公不使用诸侯之师，也可能无法与诸侯达成一致意见有关。

第四，齐国的军事能力，在伐郑一事上，应该是绰绰有余的。这是因为，只有在齐国力量能单独且轻而易举压服郑国时，整个同盟体系的维持才是有可能的。所以，齐桓公必须显示齐国的军事力量，从而为继续霸权续命。当然，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军事资源，而是为了求得郑文公的妥协！

所以，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齐桓公选择单独讨伐郑文公是明智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更是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

之所以说齐桓公单独伐郑是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使用诸侯之师，当然就需要举出“仁义”之师的名头，而且也会制造出“出师有名”的理由，从而更具有正义性和号召力。其次，使用诸侯之师，齐国的战争动员水平自然会降低，国力损耗会下降。这对齐国都是有利的。但无奈的是，这次齐桓公伐郑，还能找到“仁义”之名吗？还能做到出师有名吗？其实很难！

而相反，如果齐桓公的伐郑之役，在郑国遭受挫折，那就很危险了！其危险性在于，齐国单独伐郑的失败不是没有可能，而一旦失败，齐国霸权就从此结束了！

因为，除了郑国自身的军事力量，楚国的直接增援，乃至直接介入也是有可能的。尤其从距离上看，楚文王派出人马，或直接率领大军从南阳直达新郑，也要比齐桓公的大军来到新郑更近，也更方便！

所以，从“齐人伐郑”的真正目的来看，就是为了实现郑文公的屈服！对于这一点，郑文公是非常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