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抑郁而终的一代勇将:李处耘

文石斋主聊文化 2024-06-23 14:14:19

远观近鉴宋朝人•91·抑郁而终的一代勇将:李处耘

李处耘绣像

李处耘(920-966),字正元,潞州上党(今山西上党)人。《宋史·卷二百五十七·列传第十六》有传。

处耘如五代宋初很多军事将领一样,出身西北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李肇,在后唐时期做过低级军官,最终官职为“检校司徒”,是武将官职的最高级别。

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三年(928)三月,李肇跟随大将王晏球讨伐被李嗣源逼反的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州)节度使王都。王都招引契丹为援,契丹派兵援助王都。后唐部队作战不利,李肇奋力作战阵亡。

后晋取代后唐,后晋末年,年轻的处耘跟随哥哥李处畴来到京师汴梁,当时后晋出(少)帝石重贵不服帮助其养父石敬瑭建立后晋的契丹,契丹征讨后晋,投降契丹的后晋大将张彦泽攻破汴梁城门,进入汴梁,放任士卒抢掠。

处耘当年还不到二十岁,但一个人把守所住街巷“里”的门口,弯弓搭箭,连续射杀张彦泽部乱军十几个人,乱军无人敢与处耘对敌。处耘与乱军战斗到傍晚,乱军撤退。

第二天拂晓,乱军又来,处耘又杀数人,但乱军坚持与处耘缠斗,直到处耘一位做带兵将领的亲戚得知处耘有难,赶来支援,乱军才败逃。整个街巷靠着处耘没有遭到乱军的祸害。

后汉初年(947),西北名将折从阮做了府州(治今山西府谷)知州,将处耘召到门下,把全州的军务全部委托给处耘。折从阮后来在邓(治今河南邓县)、滑(治今河南滑县)、陕(治今河南三门峡)、邠(治今陕西彬县)等四州历任节度使,处耘都追随着他。

折从阮在邠州任职时,后汉已被后周取代,有一位折家的外甥到京城诬告处耘之罪,后周太祖郭威误信这人的诬告,下诏将处耘降职为“宜禄镇将”,即今陕西长武县县城昭仁镇驻军的首领。但折从阮给郭威上表,为处耘辩白了冤情,郭威下诏,让处耘重归折从阮麾下。

后周显德年间(954-959),折从阮病重,临终前向朝廷奏报“遗表”,称处耘可用,其时李继勋出任河阳(治今河南孟阳)节度使,周世宗柴荣下诏,任命处耘担任节度使府的重要军事职务。

起初李继勋对处耘很是怠慢,后来在府衙将吏聚会的宴会上,众人比试箭术,处耘连发四箭,箭箭中靶,继勋这才视处耘为非常难得的奇才,让处耘到内堂拜见自己的母亲,把一些府衙的政务交给处耘处理,让处耘掌管渡口关防。

处耘到渡口后,禀告李继勋:“往来渡口的人中可能有奸细,不可不严加察访。”几个月后,果然抓获契丹间谍,经搜查,发现了契丹写给后蜀、南唐等国、用蜡密封成球的书信,李继勋当即派处耘进京,将间谍、密信一起报送给朝廷。

后李继勋不再担任节度使,宋太祖赵匡胤当时任后周禁军“殿前司”统帅,周世宗把处耘调到宋太祖帐下,任掌管军机谋划和军将调遣的殿前司“都押衙”。

周世宗

显德七年(960)正月,宋太祖受命北上,迎战“来犯”的契丹,驻军陈桥驿。处耘见军中将士谋划“推戴”宋太祖为皇帝,建立新朝,取代后周,急忙报告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找来军将王彦升,商讨了初步计划,又招来马仁瑀、李汉超等人,商定了起事的决议,然后到宋太祖的住所,禀告宋太祖。宋太祖予以拒绝。稍后,各个军营鼓噪哗乱,官兵闯入陈桥驿的大门,宋太祖不能阻退官兵,“黄袍加身”,做了皇帝。

经过此事,宋太祖更加认识到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非常欣赏处耘,宋朝建立,任命处耘为接待外国、少数族来使的“客省使”兼国家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主管内部事务的“枢密承旨”,官职为“右卫将军”。

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三月,驻节今山西长治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不服,宋太祖亲征,处耘跟随,讨平李筠回军后宋太祖,提拔处耘为羽林大将军、宣徽北院使;九月,驻节扬州(治今江苏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李重进又反,宋太祖任命处耘为“行营兵马都监”,即出征部队的监军,率军征讨李重进。扬州平定,处耘就地出任扬州知州。

大战之后,扬州境内凋弊,处耘勤于安抚,并上奏朝廷,减少城中居民“屋税”的税额,居民都很高兴,也很敬服处耘。建隆三年(962),朝廷下诏,处耘调任京城,扬州老幼哭着拜送处耘,以致道路拥堵,处耘连续几天走不出去。处耘进京,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宋太祖赐予京城汴梁住宅一处。

三年(962)九月,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据有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的“南楚”国主周行逢因病去世,其年仅11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位。十月,南楚军将张文表在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叛变,袭击占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并向北宋臣服,以期获得宋朝的承认。

周保权按照周行逢的遗嘱,命军将杨师瑶率军抗击,同时向宋朝请求援助。

十二月,宋朝任命周保权为武平军节度使,随后又命张文表入朝,但张文表拒绝。

次年即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正月初,宋朝廷决定以讨伐张文表为名,任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阳)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处耘为都监,率领十个州的驻军“讨伐”张文表。

二人进宫拜辞宋太祖,宋太祖亲授方略,命令他们向“十国”之一的“荆南”借道,以“假途灭虢”之计,征灭荆南、南楚,收“一箭双雕”之获。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也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都城为荆州(治今湖北荆州),据有荆、归(治今湖北秭归)、峡(治今湖北宜昌)等三州。

建隆三年十一月,荆南国主高保勗病逝,他的侄子、年仅20岁的高继冲继位,宋朝廷派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吊唁高保勗、祝贺高继冲登位的名义出使荆南,实际是观察荆南国势的强弱。卢怀忠回京,详细汇报了荆南势力衰弱、可以收取的情况,宋太祖于是做出了命令处耘和慕容延钊谋取荆南的决策。

处耘率军进至襄州,先派“閤门使”丁德裕到荆州,向荆南“借道”,请求荆南供应部队柴草、水,荆南以百姓害怕为由推辞,提出宋军驻扎在荆州百里以外,再送军需到宋营。处耘再次派丁德裕到荆州解释、劝说,荆南才答应按要求行事。处耘命令部队:“进入荆州城的官兵有不走街道、擅入民宅者,斩。”

宋军到达素有“荆楚门户”之称、南距荆州200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高继冲派他的叔叔高保寅及军校梁延嗣牵牛备酒到宋营慰问,且探查宋军情势。处耘非常有礼地接待了二人,任他们第二天先回荆州。

梁延嗣大喜,令人报告高继冲,太平无事。

然而,处耘善待高保寅等,却并无善意,而是行的瞒天过海之计。当晚,处耘请保寅等人到延钊的军帐宴会喝酒,自己则亲率数千轻骑兵急行军,赶往荆州。

高继冲得到梁延嗣的报告,一心等待高保寅、梁延嗣回还,突然得报处耘大军已至城下,既怀疑又害怕,慌急失措,出城迎接处耘,在荆州城北十五里处与处耘相遇。

处耘只对高继冲做了个揖,让他在此等候慕容延钊,就率领亲兵进入荆州城,登上城的北门把守。等到高继冲回城,处耘已分派部队,据守城中要地,城里上下人等只有束手听命。

“假途灭虢”之计得逞,荆南平定,处耘立即调发荆南军兵万余人,编入自己的部队,昼夜行军,奔袭南楚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同时又先遣手下将领,分率自己原来的部队和荆南兵直趋岳州(治今湖南岳阳),在三江口大败南楚军,斩首四千级,缴获船只七百余艘。处耘自己则率部与南楚军统帅张从富在澧江遭遇,击败张从富。

处耘追击张从富溃军至敖山砦(寨)(在今湖南临澧境内),南楚军弃砦而逃,宋军俘获很多南楚军兵。

处耘挑选出数十名身体肥胖的俘虏,让身边军士将俘虏煮熟吃掉,又选出少数年轻体健的俘虏,在他们脸上次了字,放他们逃回朗州城。事情办完,已是傍晚,处耘率部在敖山砦扎营。第二天拂晓,慕容延钊率主力部队赶到。

被刺字、释放的俘虏逃回朗州城后,向城里的人哭诉被擒的南楚军兵全部被宋军杀了吃肉,朗州人万分害怕,纵火焚城,全城崩溃。

而此时南楚国主、年幼的周保权被大将汪端劫持,藏匿于江南砦的僧寺中。处耘派麾下军将田守奇率军渡江搜索,抓获周保权。处耘进占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宋朝统一湖北、湖南。

五代十国形势图

然而,被贬与憋屈,却与巨大的战功、胜利的荣光同时降临到处耘的身上。

起初,宋军进至襄州,由于战乱,襄州城内卖饼的商户减少,仍在经营的则抬高价格,以两倍的价钱卖饼给宋军。处耘抓捕涨价最厉害的两名卖饼人,送交慕容延钊,请慕容延钊处理,慕容延钊却生气不接受,退给处耘,处耘再交上去,还是不受,如此往复三四次,处耘只得下令,将二人在闹市斩首,以儆效尤。

宋军进入荆州,慕容延钊所辖部队一名叫司义的低级军官住在一位王姓荆州客籍军将家中,因酒使性,凶暴恣肆,王氏向处耘告发司义。处耘招来司义,斥责了他,司义向延钊诬陷中伤处耘。

在一个叫“白湖”的地方,处耘望见一名军兵进入民宅,过了很长时间,宅中人大呼求救,处耘派人抓获这名军兵,却是慕容延钊的马夫,处耘没有宽纵马夫,命人对其施以“鞭刑”,用鞭子抽打了马夫后背,延钊得知非常恼怒,斩了马夫。

从此,处耘与慕容延钊严重不和,二人轮番向朝廷上表攻击对方。但朝议因为慕容延钊是著名老将,宽免了他的过错,却将处耘贬职为淄州(治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刺史。

处耘感到害怕,不敢自我辩白。在淄州任上数年后,于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宋太祖得知处耘去世,为之“罢朝”,停止办公,以表悼念,赠予处耘宣德军(治湖州,今浙江湖州)节度使、检校太傅荣誉职衔,在洛阳偏桥村(今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偏桥村)赐予墓地一处,安葬处耘。

《宋史》本传最后记,处耘有度量,善于谈论当世之务,平常总以创立功名为己任。荆南、南楚之役,处耘以宋太祖的近臣监军,自以为受到宋太祖的知遇,想有所报答,所以不顾众人的议论,临事专制,以至于被贬。后来宋太祖很追忆、怀念处耘,开宝年间,为弟弟赵光义娶了处耘的次女,即后来的宋太宗明德皇后。

《宋史》传后之“论”说:处耘在宋朝建立之时,立有参与谋划之功,宋朝建立后,平定荆南、南楚,如摧枯拉朽,而当时朝廷志在和谐,不仅没有奖赏处耘的功业,反而贬斥了处耘,实在可惜,幸而宋太宗娶了他的女儿,使他家成为皇家的亲戚,后来他的儿子也和他一样做了节度使这样的封疆大吏,或许上天对人的报应,就是于此亏他,又于别处给他丰厚的补偿?

我则觉得,处耘无疑是忠直之士,而忠直,自然是人的高尚品德,但古往今来,忠直之人,不管在庙堂之上,还是平民之间,多难得好报。处耘如此,同为宋朝人的岳飞更惨,因为对朝廷一心一意的忠直,自己、儿子和爱将,都被“忠直”的对象杀害;《红楼梦》中的贾府忠仆焦大,曾从死人堆里背出“老主公”,当他看到“小主子”的种种败家行径,很是焦心,平时不怎样,喝醉后痛斥“小主子”“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虽然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而是真心希望贾府好,不过是说“主子”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塞了一嘴马粪”。

忠直总是伴着悲凉,是皇权制度下的必然,也是皇权制度的悲埃。

宋太祖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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