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士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大伽级”人物。

章氏字行严，1881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青年时期与邹容、章太炎等人是《苏报》主笔，成为反清的激进革命派。

《苏报》被清政府查封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后又赴英国留学。1924年段祺瑞上台后，章士钊受邀参加北洋军阀集团，出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主张镇压女师大学潮。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段祺瑞政府倒台，章士钊被鲁迅先生痛骂为“落水狗”。

毛泽东曾言：“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奇怪的是，作为鲁迅先生眼中的反动政客和“落水狗”的章士钊，却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口中尊称的“行老”，与毛泽东亦师亦友，私交甚笃。

毛泽东与章士钊合影

毛泽东与章士钊相识，应该在他1918年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其时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25岁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职位很低的管理员。而时年37岁的章士钊已是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彼时，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恩师杨昌济也在章士钊的推荐下，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授。杨昌济将自己的最得意的门生毛泽东与蔡和森，郑重的推荐给自己的同乡兼好友章士钊。

杨昌济在写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信中所说的“二子”，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

正是在杨昌济的大力推荐下，章士钊对小他12岁的小老乡毛泽东刮目相看，在平时的交往谈论中，他也着实发现毛泽东鹤立鸡群，胸怀大志且富有才干。

青年毛泽东的“北漂”生活异常清苦。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薪水每月只有8块大洋，是胡适、陈独秀这些北大教授薪水的零头。他与从湖南来的八名有志青年，晚上挤在一间小平房的大炕上，翻身时还要通知躺在两边的人。北京的冬天很寒冷，他们八个人只有一件大衣，谁想外出才能穿。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每月八元大洋薪水的记录

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古都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和北大校园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毛泽东大开眼界，思想迅速转变。在这里，他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还有一份新的人生收获，那就是与杨昌济的女儿、小他8岁的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杨昌济虽然赏识毛泽东的志向、才华和勇气，但是当涉及自己的“掌上明珠”的谈婚论嫁的终身大事时，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更何况，此时有个思想守旧的“遗老”因看不惯毛泽东的特立独行，竟然对杨昌济胡说什么“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是个克星”，劝杨先生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犹豫不决的杨昌济向好友章士钊征求意见。经历丰富、阅人无数的章士钊早已看出毛泽东绝非池中之物、等闲之辈，耐心排除了杨昌济的各种顾虑，促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旷世姻缘。

1919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长沙发动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崭露头角。而这一年，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章世钊当选南方代表，也来到了上海。

1920年，毛泽东送一批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来到上海。但是，由于未筹措到足够的经费，这批赴法者一时滞留在上海滩，不能成行。

毛泽东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章士钊的沪上住所，请章士钊出面募集一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章士钊当即欣然应诺。

以章士钊的社会影响力，他很快在上海的名流和富商中筹集到一笔银元。几天后，当毛泽东再次来到章士钊府上，面对这笔白花花的大洋，他有些喜出望外——整整20000银元。

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募捐或许未抱太大期望，或者认为他顶多能筹集到千儿八百银元就不错了，没料到章士钊一下子搞到20000 块大洋，这着实让他感到意外！

这20000大洋，对于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27岁的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这从几个角度稍作对比便可知。

毛泽东一年多前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之时，每个月薪水是8块大洋。以此薪资标准来计算，他要攒够20000大洋，需要在北大图书馆工作2500个月，也就是整整208年，当然还必须不吃不喝不花销。

有人做过换算，民国时期1元银元的购买力相当于如今的300元人民币。以此标准来计算，那么这20000大洋相当于如今6000000人民币。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笔巨款了。

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衡量一下这20000大洋的价值。1919年，大文豪鲁迅先生花了3000多块大洋在北京买下一套有32个房间的四合院；以此推算，20000大洋当时在北京就能购置近7套四合院。

设想一下，如果今日谁在北京有7套四合院，那绝对身价过十亿。当然，一百多年前的北京没有房地产炒作，这个类比可能不大恰当。但这也显示20000大洋在1920年算得上是一笔数额不菲的巨款。

再设想一下，放在今天，一个二十多岁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意外得到一笔约6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他会做什么？他大概率会“躺平”，从此衣食无忧；或者他会锦衣玉食，奢华挥霍。然而，一百多年前，27岁的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宏愿的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用这笔巨款干了两件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

毛泽东写给章士钊的亲笔信

毛泽东的当务之急就是购买船票、购置生活用品，组织和欢送滞留在上海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登上前往法国的海轮。这批赴法的有志青年中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他们中很多人日后成为中共独当一面的杰出人物。蔡和森壮烈牺牲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李富春、李维汉、蔡畅等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也就是说，这笔银元对培养中共早期骨干发挥了重大作用。

送这批有志青年前往法国，只是花费了20000大洋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资金被毛泽东带回了湖南长沙，这对于毛泽东转变为职业革命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资金，需要大批的经费。毛泽东将这笔巨款的大部分带回长沙后，就不必为革命经费发愁了，于是专心致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工作。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9月，又筹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11月，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几个月后，1921年7月，毛泽东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了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毫不夸张地说，这笔巨款，对长沙中共党组织的创建和毛泽东顺利出席中共一大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由上海返回长沙，8月，他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骨干；10月，他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毛泽东组建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9月至12月，他又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罢工等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一系列革命活动的经费，无疑是从章士钊募捐的这笔巨款中支出的。

章士钊

对于这笔革命经费，毛泽东坚持专款专用。虽然手握巨款，但他依然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现，显示出艰苦奋斗的英雄本色。1920年底，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时，没有置办房产，没有购买金银首饰。据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易礼容后来回忆，他们的婚礼是在租赁来的房子里举行的，只添置了一张木板床、一张条桌；毛泽东只花了6块银元，请亲朋好友们吃了一顿饭。

与孙中山、黄兴、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均有过深度交往的章士钊，可谓是英雄巨眼，有知人之明！如果将他为27岁的毛泽东募捐的这笔20000大洋视为“风险投资”的话，那完全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一次“风险投资”。

章士钊虽然有拥戴过袁世凯、反对过新文化运动、投靠过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支持过蒋介石等“黑历史”，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在1957年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风浪中，他屡得毛泽东特别保护，有惊无险。

更让章士钊倍感殊荣的是，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座上宾”。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其中就章士钊。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岁生日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设寿宴，参加者除了毛泽东的亲属外，他还特意邀请了四位8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就有时年81岁高龄的章士钊。

毛泽东对章士钊募捐巨款支持自己早年开展革命活动这件事，一直非常感念。1963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跟自己的英文老师、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学习完英语之后，主动谈起了43年前章士钊为自己募捐20000大洋的事，并且坦言：“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拿回湖南用来造反闹革命了。”毛泽东还向章含之表示，要“分期”还清这笔债务。

从1963年开始，每到正月初二，毛泽东就让秘书专程为章士钊送去2000元人民币用以“还债”，连续还了11年共计22000元人民币，直到1973年7月1日章士钊病逝才停止，留下了“开国领袖春节还债”的历史佳话。

毛泽东与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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