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作为一场总危机的一部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开始升温。
在1947年，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
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提出保卫希腊和土耳其，在哈佛学位典礼上宣布马歇尔计划，等等。
但是，1948年则带来了很多坏消息：
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政变、柏林封锁危机和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的建立，以及汤姆·杜威州长在其总统竞选期间，徒劳地利用我们在中国问题的争论。
在这层层迷雾之下，终于发生了1948年8月的希斯案。
如果你不了解希斯案，我该如何在这儿向你解释呢？
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1948年12月提出指控，1949年7月陪审团未能作出裁定，1950年1月，以伪证罪定罪），阿尔格·希斯——一个看起来很正直的典型哈佛楷模，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时秘书处的组织者之一，退休时的身份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作为失败的一方，出现在了许多书刊的如同侦探小说般的大字标题里。
阿尔格·希斯旧照
事情变得很明显，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在30年代的华盛顿新政（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同共产党人有联系。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震惊而且骇人听闻的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共产党的颠覆和欺诈活动事实上已经出现在了美国政府内部。
无论惠特克·钱伯斯的“南瓜文件”（国务院文件的复印件）是否为真实的（在我看来其内容似乎明显不合逻辑），也不管阿尔格最终以“用打字机伪造假文件”罪名入狱，是否如他声称的那样为捏造，事实是他确实仍然和这位共产党人钱伯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他最初在1948年时试图隐瞒这点。
我从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阿尔格的行为给美国造成了什么损害，但是，给他定罪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成为将我们从长春藤联盟叛徒那里解救出来的救世主。
不幸的是，尼克松先生自己没有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那就是：
在这个警察捕捉盗贼的小说日益增多的国家里，千万不要试图隐瞒真相。
到了1949年，形势依然没有改观。中共在1月进入北京，4月又进入上海，10月，毛泽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成立，9月，苏联引爆了他们自己的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
1950年，则是轰动一时的原子弹间谍案的揭露开始了，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美国又卷入了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过去曾是最幸运的军事天才之一，但是，在冬天的夜里被穿行于北朝鲜难以逾越的山区的中国志愿军所阻击。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找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来结束战斗，结果在1951年4月被召回国内。到了7月，国会进行了为期整整一年的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听证。
对于大约从1950年至1954年的这段被称为“麦卡锡时代”的非常时期，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过它的形成原因。
由于经历过这段日子，并读过部分相关的书籍，我对导致这段历史的一些原因，同样印象深刻。
1、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大恐慌”，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
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
不久前，在这场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被击败的敌人——极权主义、警察国家——似乎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继续存在着。
而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十分活跃，而且已经活跃了很长时间。密谋、欺骗、刺探、无情的党内纪律、统一战线策略、操控自由制度，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我们自由无虑的生活方式。
从1945年起，原子弹不可思议的巨大破坏力就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苏联很明显是通过间谍活动才能在1949年制成核武器，这成为一次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正在我们之中秘密开展破坏活动。
这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必须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行动。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危险对于旧的自由主义信条有一种麻痹作用，人们无法再通过表象来判断别人。
在一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的董事会议上，当时，希斯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我记得曾向董事会主席阿瑟·迪恩表达过我的看法，他是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重要且正直的合伙人，板门店朝鲜停火谈判时勇敢的美国代表。
我不知道我们如何变成审判者并对阿尔格进行质询，“每个人都有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接受另一种原则：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自由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十分混乱的。你的邻居极有可能是一个间谍，正是因为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间谍——这不正是一个间谍应该表现出来的吗？那你还可以相信谁？
个体的想法可能不再只是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对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恐惧，导致了对于整个知识界的恐惧。
阿尔格·希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是一个有风度的人，他受过的教育远高于指控他的人，但到最后，却是那个平庸的人，胜出了他的这位哈佛人。
2.、大量的共产党渗透活动使得政府建立一个忠诚的安全审查机构变得名正言顺。
美国共产党从1928年起就主张由独立的知识分子来领导世界革命，从1935年起，他们的统一战线改变了策略，开始利用统一战线组织蛊惑、怂恿自由主义者，声称“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
在华盛顿新政时期，共产党基层组织、研究会和间谍组织开始出现在很多部门和机关。于是，1938年，众议院建立了非美活动委员会，后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相应建立了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
通过这些委员会，国会能够以开展调查的方式，明确公众的关注焦点。其开展调查的权力最初只是作为制定律法的基础，后来，逐渐发展成直接采取行动以“指令性宣传”，揭露罪恶行径来将其消灭。
这样一来，国会的活力弥补了行政机构的松弛状态，如此便为充满野心的企业家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3、当两党制政治体系中的“正常”轮替开始出现不平衡时，这个忠诚的安全审查机构，就开始活跃起来。
共和党代表东部大企业家、西部小城镇商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从格兰特到胡佛，中间除了在克利夫兰和威尔逊两位总统时期，民主党短暂执政，始终是共和党在治理着美国。
但是，大萧条使那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上了台，他对他所代表的阶层（当时他正努力拯救这个阶层）的“背叛”持续了不只是两届，而是四届！
以汤姆·杜威州长为代表的共和党满怀期望打算重返执政党地位，却在1948年大选中，遭遇杜鲁门的重大打击，这让很多人都难以接受。
因此，1946年后，共和党国会有着复杂的行为动机——对付民主党的“背信弃义”，将立法权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揭露我们身边的叛徒，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机遇利用最为充分的，就是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乔·麦卡锡。
麦卡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类接踵而至的争论，自然会经过媒体的渲染操作，然后吸引公众多得近乎病态的注意力，25年后的“水门事件”也是如此。
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像在做戏，充满激情，可是这是真的。
在20世纪80年代里，已经几乎不可能再重现和描述（仅指用文字）这种猜疑、麻木的历史氛围了，潜意识里的恐惧，在美国公众中无处不在。
这离我们美好的现在已经很远了，最终拯救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其自身的司法体系，而不是依靠政治领袖以及公众的勇气。
“失去中国”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对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来说，是有着一定历史真实性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每年大约有1000名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这些人可能会每天都在选民中活动，迫切地希望选民们对其在中国的崇高传教工作一直保持兴趣。
结果，导致他们对中国人经常采取领主式的、有时是屈尊俯就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也是温和的和赞助式的。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援华联合会发展成了大型机构。
虽然，到1943年时，自由中国的英勇美德已不存在，但它过去所造成的神话，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中，并被当作世界上真实的存在为人们所珍惜。
时势使人进步。阿尔弗雷德·考尔伯格，一个从厦门、漳州以及福建其他港口进口蕾丝的纽约富商，从1943年起，就发疯般地攻击太平洋国际学会，指责其对于共产主义过于软弱。
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在南京执政的十年间有不少支持者，其中很多已经重新整合组成了“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他们不久后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松散组织，以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
中国国内政治分裂为支持与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两派，这导致支持不同派系的美国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
随着国民政府从1943年起逐渐在中国人民中失去控制，国民党便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培养在美国的关系网。
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
“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支援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作所致。
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
1950年5月23日，对其他目标进行考虑，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潜伏在美国的最高级别的苏联间谍。
正在考察的欧文·拉铁摩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欧文当时正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执行一项联合国任务，我马上给埃莉诺（欧文之妻）打了电话，建议她必须立即在华盛顿找一家最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
于是，她专程找到了阿诺德、福塔斯、波特，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是这个行业最有名的。
欧文需要为自己进行一定的辩护，因为，他平时大多在国外，懂多国语言，接触过包括俄国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
多年来，他和很多人保持着书信往来，喜欢辩论，讨厌当权派，为刊物专栏写稿，有时候甚至会有倾向于苏联的立场。
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并且读他的作品多年，所以，我想自己是了解他的心里是如何想的。
例如，关于中国游牧民族史前史的问题，告诉他所有已知的史料，他就会推断出当时应该会是怎样的景象。如果是考虑一些时事新闻，诸如斯大林的苏联肃反运动之类，他同样会作出各种推测，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掌握所有相关数据的精通苏联问题的专家。
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说他是间谍是件十分愚蠢的事情。
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而且称自己是拉铁摩尔主教的后代。
1555年的时候，这位主教由于被认为是宗教异端，在牛津被执行火刑，在那里现在竖立了一座殉道者纪念碑。
欧文不是一个被动软弱的见证者，他的《经得起诽谤》（1950年出版）一书，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
当欧文·拉铁摩尔结束在喀布尔的工作之后，埃莉诺就把他所有的资料拿到了阿比·福塔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并且，请求隶属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泰丁斯委员会召集听证会。
欧文·拉铁摩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委员会在民主党控制下，而且已经开始着手调查麦卡锡对“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指控。
埃莉诺不得不离开她在巴尔的摩安有电话的家，来到华盛顿的某个地方，我的母亲邀请她住在位于华盛顿西北区33号大街1318号的家中。
埃莉诺后来写道：
“一位老朋友的妈妈邀请我和她一起住在乔治城温暖的家中，她知道欧文不是共产党员，她不用担心会失去工作，一个人生活，没有谁需要知道我待在这里。这太好了，我会永远铭记这段日子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在4月6日的听证会上，欧文以强硬雄辩的措辞，向麦卡锡作了长达42页的回复，作为对考尔伯格院外援华集团指控的回应，而这项指控曾被麦卡锡拿来用尖锐和富有煽动性的措辞大力宣扬过。
麦卡锡在4月20日让路易斯·布登兹出来作证，之后，还有一些前共产党员也出面作证。
1950年5月2日，欧文最后一次出席了听证会，到5月30日时，他已经写下了对这段经历的详细叙述，并由利特尔和布朗在7月出版。
《经得起诽谤》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拉铁摩尔一家勇敢地面对乔·麦卡锡，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到底。
尽管如此，麦卡锡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其顶峰。
1950年7月20日，泰丁斯委员会发表声明，证实拉铁摩尔无罪，但是，委员会中占少数的共和党人拒绝签署这份报告。
随后，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而在1950年的国会选举前，中国又介入了这场战争。此时，甚至连泰丁斯参议员自己也被迫辞职。
社会公众已经开始准备接受阴谋集团的说法，这种阴谋论，总是很容易就被理解，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所遇到的麻烦。
1951年2月，参议员帕特·麦卡伦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隶属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抢在麦卡锡的政府计划委员会之前，收缴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是卡特长期以来认真收集并保存于他在马萨诸塞州里市的仓库中的，以便开展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研究时使用。
麦卡伦手下的工作人员，花了5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些资料，之后，又用了11个月的时间（从1951年7月25日到1952年6月20日）召开了每隔半星期举行一次的听证会。
美国国会听证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传唤了66名证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和太平洋国际学会没有什么来往），形成了一份多达14卷、5000多页的材料，外加一卷厚厚的索引。
不用说，“每个人”都被牵扯到这里面，研究生钻研这些材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后来，始终没有受到太多指控的比尔·霍兰德就这篇《委员会调查方法》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包括以下几个小标题：
“假设的罪名，露骨的偏见，轰动的宣传，非法查没文件，依赖不可信的证人，拒绝交互询问，对个人的不公平对待。
《委员会的调查方法》就是：
歪曲证据，断章取义，忽略有利证词，用传闻来否定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果，6票对161票的专家意见，无视数百名重要证人的存在。
在25年多的时间里，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和发表了大约1200部书籍、116000页宣传册，以及18500页期刊论文。而委员会仅仅是调查了这些成果中的不到2%（5部书籍、5本宣传册、21篇文章以及6篇书评）。
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是一次大规模的捕鱼行动，彻底搅浑了水，毁掉了很多人的事业，可能还造成了一起自杀，但是，最终并没能抓到几条“共产主义的鱼”（共产党）。
在1942年，我即将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曾在华盛顿写信给默克、巴克和施莱辛格三位教授。
在信中，我预测随着战争的结束，哈佛需要培养“训练有素的东亚事务行政人员”，尤其需要对学生加强亚洲历史的指导，既包括本科生的概论课程，也包括研究生的专业研究课程。
关于教授现代日本理论的人选，我推荐了E. 赫伯特·诺曼博士，他是一名加拿大外交人员，在由麦尔文、叶理绥、吉尔摩三位先生以及我主持的会考中，他拿到了优异的成绩（一个非同寻常的分数）。
他的论文《日本维新史》已经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表。赫伯特·诺曼步步高升，很快成为一名加拿大外交官。
但是，拥有国会豁免权的证人在华盛顿作证说赫伯特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人，各种罪名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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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赫伯特从加拿大驻开罗高级行政办公室的8层楼顶上，倒退着跳下自杀身亡，这个悲剧至今仍然难以说清。
至少就我看来，那些提名塔夫特参议员参加1952年总统竞选的右翼共和党人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他们相信“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导致了失去中国”这种说法，能够阻击民主党并且改变大选的局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搞定”欧文·拉铁摩尔。
之前，麦卡锡已经指控过他，这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者们，再次行动起来如法炮制。
从2月26日至3月21日，麦卡伦委员会用了至少13天的时间（共形成了675页证词）对拉铁摩尔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质询。
他们提出了大量的细节问题，试图引诱欧文说出前后不一致的话，从而给其扣上作伪证的罪名。
参议员们时时刻刻地纠缠着他——“你的‘百折不挠’是什么意思？”“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回答我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陷阱问题是：
“你在1940年的时候是否知道你的朋友某某某是共产党人？”
如果轻易地回答“不”，就会暗示你的那位朋友确实是共产党人，只不过你那时不知道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不尊重国会的名义不断指控欧文的辩护行为。最终，他们以7条伪证罪名控告他，但这些都被法庭和首席检察长以证据不充分为由驳回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使欧文的名字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叛国罪”的代名词。
为了募集经费，他们在195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大力宣扬三个标志性的人名：拉铁摩尔、艾奇逊和杜鲁门。
直到艾森豪威尔取代塔夫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才最终放弃努力。
但是，此后当欧文和埃莉诺驱车穿过美国，汽车旅馆的经理们在认出他们的名字后，甚至不愿意为他们提供房间。
欧文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管理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但是没有终身职位，后来，由其担任院长的佩奇学院也被迫撤销。
到了1960年，他去了英国，在那里担任利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