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初以来，在中国战场，日军连续发动南昌、襄东（随枣会战）、湘赣（第一次长沙会战）等数次会战，不仅没能迫使中国屈服，放弃抵抗，反而由于中国军队适时转变战略战术，战斗力不降反升，频频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就在这种不利态势下，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两参谋的带动下，欺上瞒下，自作主张，极力撺掇前线将校，在诺门坎燃起了熊熊战火。
哪曾想，骄横已极的日军根本就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没几天，关东军的一个精锐师团就在苏军坦克、重炮的钢铁洪流扫荡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搭上了上万条人命不说，就连唯一的一个坦克师团也被报销。
就在这时，寄希望于德国调停的日本，等来的却是德、苏结盟的消息。这个结果不啻晴天霹雳，首相平沼骐一郎宣称：“欧洲的情势复杂奇怪”，随即，率内阁总辞职。
日本政坛又是一波大地震。随后，军部也进行了一番大换血，陆相被换上了主和的畑俊六大将，实际负责的参谋次长则由泽田茂中将担任。
畑俊六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相对温和、软弱的大本营。畑俊六虽然资历深厚，能力突出，但是，他势单力薄，在陆军内并没有太大的实力。
至于刚由第4师团师团长转任的泽田茂参谋次长，则更是一个声望不高的人物，他曾经长期担任驻波兰武官，是一个有些被边缘化的将军，似乎比他的前任更为弱势。
但是，作为陆军的首脑，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日军已不堪再战。因为，最能支撑这个说法的就是日本国力迅速穷困化的现状。
1939年，日本扩充生产力的计划仅仅完成了80%。并且，严重的电荒、粮荒也接踵而至。
终于，日本国民为日军高层的战争狂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粮食等很多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制，老百姓能吃一顿饱饭都成了奢望。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西南各省粮食连年增产，而日本本土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日占区的产粮也是入不敷出，鲜能接济日本本土，严重的粮荒便应时而出。
在东京和大阪这些中心城市，面对蜂拥而来购米的市民，执政当局甚至下达了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命令。
粮荒如此严重，以至于在超过半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常常抛开军国大计不议，总是为大米发愁，畑俊六曾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大发牢骚说：“每次开会，总是讨论米的问题。”
最终，日本政府挪用了2亿军费来进口大米，这一下就占去了日本全年进口总额的10%，打乱了其整个战略物资的进口计划。为此，陆军省和大藏省没少闹别扭。
这时，在陪都重庆的中国政府也没闲着，到处宣传“日本只能再支持半年”。而更加令东京沮丧的是，汪精卫、王克敏等汉奸明确告诉日方，重庆政府至少还能支持2年以上。
泽田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0月初，参谋次长泽田茂一上任，就对军部的大小将佐悲观地说道：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俊六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解决支那（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对中国军队无法进行决战。
“要想让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从瓦解其政权着手，否则，把蒋介石追到任何地方也是不会使其屈服的。
“再者，冬季攻势不管怎样把中国军队打退了，但是今后还想要把他们打退的话，即使对付少量的中国军队，恐怕我们是不能再减少兵力了。
用全面撤兵的办法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另外的问题，否则，要想圆满结束，只靠日、（中国）两国解决不了。除与世界性的事件结合起来解决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看来，日本这一届陆军首脑虽然不能说是“温和派”，但至少是十分务实的。
时至今日，从中国全面撤兵已陷入囚徒困境。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得明白：
“皇军的战绩越大，牺牲越多，在媾和条件上，国内舆论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日本在中国得不到利益，还得承担巨额消耗，更可悲的是还不能撤出，尽管几乎所有的政客、军方高层都知道：
撤出中国犹如卸下万斤重担，好处一目了然。
但是，昭和时期的日本没有这样的领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悲哀，也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和苦难。
打，打不动；撤，撤不了。日军大本营似乎只能在不断的争吵中徘徊。
不过，泽田茂、畑俊六，一个主持参谋本部、一个控制陆军省，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机构的长官，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倒是少有地达成了统一：
不战不和，寄希望于伪政权的建立，等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不战，是无法再战；不和，是不敢言和。不偏不倚，谁都不得罪，这恐怕也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选择。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天皇左右摇摆，陆军中下层好战分子也不少，国内舆论又难以触犯，在民意的裹挟下，随波逐流虽有些保守甚至平庸，却不失稳妥，落个清净。
长官想清净，手下却未必心甘情愿，战争指导课的一群佐级军官极力呼吁立即停战。
以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为首，今田新太郎、堀场一雄等纷纷对同课的秩父宫雍仁中佐施加影响，促其对身为天皇的哥哥进谏，吁请其立即与蒋介石展开和谈，即便是全面撤兵也在所不惜。
显然，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因为，堀场一雄中佐对新来的上司非常失望。
11月27日，他前去拜访了陆相畑俊六，一针见血地质疑道：
“事变后的第一次决定——开战的时候，第二次决定——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时候，第三次决定就是这次建立汪政权的工作。
三次都陷入盲目的决定之中，以致使人怀疑是不是还在原地踏步？”
几句不留情面的话，令畑俊六大将陷入了沉默。作为陆军的首脑，他心中比谁都清楚日军的现状。
长期以来，日军一直实行秀才人事，取才任人一向以学历为准。凡非陆军大学毕业的，不管实际能力如何，一概不予重用。
以至于翻开日军人事档案，很少有非陆大毕业生能做到大佐以上高级军官的。
如此僵化的用人机制，不仅给高级军官带来了以天子门生自居的骄狂自大，而且，由于仕途有了稳固的保障，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陆军高层整体性思维僵化。
日本在战后也发现，日军人才培养机制是失败的。
石原莞尔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石原莞尔的说法，日本的陆军大学表面上看去辉煌无比，实际上，不过是一座陆军参谋大学。
学员们只知道战术细节的精雕细琢，却完全忽略了对战略、政略的学习、研究。
他比较了一下日本的陆大和中国的黄埔，认为黄埔军官虽然在战术水平上和日军军官无法相比，但却无一例外地通晓政治学，对军政大计都有较长远的看法，领袖持久抗战的意旨也能通达上下，为军中所普遍接受。
相比之下，日军却是各行其是，下级挟制上级，外重内轻，统兵将领屡屡违抗中央军令。表面上，顽强凶悍，不可一世，实际上却是政出多门，非常涣散。
难道就不能约束一下这些骄兵悍将吗？
畑俊六也是陆大的高材生，曾以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得到天皇的御赐军刀。他深知，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对一国前途的重要性，上下尊卑、服从有序对一支军队的重要性。
可是，令他感到悲哀的是，日本缺少具有雄才大略的战略家。上至天皇，下至军政各界，哪一个有长远的打算？
石原莞尔算是有战略眼光的人，却被赶出了军界。没有雄才大略的战略家可悲，容不下战略家，则更加可悲。
堀场一雄见畑俊六一言不发，知道他也并无良策，就直接自荐道：“我到南京去，以大局为重就地解决事变。”
一个小小的中佐，按世界军衔通例就是中校，竟要到战场上去就地解决一场战争，那还要元帅、将军干吗？要天皇、首相干吗？
畑俊六抱着侥幸心理，答应了堀场一雄的请求。不久，堀场一雄就被调往中国，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参谋。
在大本营，堀场一雄这些人不好打发，强硬的好战分子就更难对付，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争狂人，以他为首，陆军的战争贩子聚了一圈，身后还有东条英机、寺内寿一等军界大佬做后盾。
在军部的会议上，富永恭次一向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弄得畑俊六等陆军首脑，常常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在陆军忙于收缩兵力，积蓄力量，重新进行对苏备战的时候，富永恭次突然跳出来给大本营出了一道难题。
当时，陆军省军事课正在认真对待充实军备问题，准备削减在华兵力，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已于6月29日公布了削减目标，将在华兵力分别削减到1939年末的70万人，1940年末的50万人，1941年末的40万人；补给方面，1940年减少1/3，1941年以后减到1/2以下。
看来，诺门坎惨败之后，日本已真正认识到北面苏联的威胁，已经开始考虑实质性地收缩战线，全力投入到军备现代化的进程中去。
这是国家的战略方针，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富永恭次等人的强烈反对，未经陆军省同意，他就单方面否定了编遣计划。
不仅如此，他还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增兵中国，进占南宁，切断越桂公路，这实实在在给畑俊六出了难题。
在随后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军事会议上，军事课的军官们一听要进攻南宁，强烈反对。
南宁战火一起，势必要往中国战场增兵，年度的撤兵计划岂不是又要泡汤？
这时，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也随声附和，举出大量的数据加以支持。这些人深受石原莞尔战争观的影响，有全局观念，极力反对再往中国投入一兵一卒。
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的态度也很明确，表示对进军南宁没有太大兴趣。
会议进行到这里，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富永恭次坐不住了，坐在一旁的作战课长荒尾兴功中佐突然插话说：
“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条路，或者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者撤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但是，由于对苏战备，没有余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若在英国的斡旋下，只保留北支（华北）一部和满洲，而从其他占领区撤兵，估计事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但是，官民各方舆论则要求确保已经进入大陆的我方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以及特殊利益。因此，全面撤兵也不现实。
“所以，攻占南宁虽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措施，但是，趁着英、法卷入对德作战无暇东顾的时机，攻占南宁，切断援蒋补给线，损伤蒋介石的战争能力，迫使其屈服，此为最上策。”
当时，通过越桂公路进入中国的物资，约占中国进口总量的30%，日军若进占越桂公路的中心南宁，切断这条补给线，中国的战争能力必然受到严重打击。
本来，像荒尾兴功这样资历的人，是不能随便插话的。但是，一席话却说到了大家的心里。
与会人员都清楚，眼前的局势，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了，说不定，这一仗还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蒋介石的屈服呢！
富永恭次看出了大家的侥幸心理，于是大声说道：“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又是“最后一战！”这句话，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仗越打越多，兵力越撒越广，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长此以往，何以善后？
泽田茂心里烦乱，同时，他还隐约感觉到了海军的存在。
海军曾借口与法属印度（越南）的谈判无法取得效果，在4月15日，提出过海陆联合进攻南宁的主张。
海军认为，攻占南宁，既可以切断中国最大海外补给线，又可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进可以威胁云、贵、川、湘，并可以有效地轰炸滇缅公路，彻底困死中国。
话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泽田茂明白海军的小九九，海军一贯的主张是“南下”，在海军眼里，陆军对北方的关心及重视北方军备是危险的，它时时想着将战争引向海洋，那里是他们的舞台，是他们谋取资源和势力范围的乐土。
富永恭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可恨的是，富永恭次等人虽为陆军却不明大局，今后，陆军沦为配角将如何是好。
争论越来越激烈，泽田茂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畑俊六，想试探一下陆相的态度。畑俊六铁青着脸，挺起干瘦的身子，一副病态。会议开始后，他听着会议室内的激烈争吵，却一言不发。
畑俊六没有泽田茂想的那么多，他只知道，现在又陷入了和徐州会战前相同的境地。
徐州会战前，他曾力主见好就收，不再扩大战线，但却遭到以寺内寿一为首的大批将领的反对，他的停战主张也就此流产。
虽然，事后证明他的主张是对的，那又怎样？被人误解，被人群起而攻时，谁又能为他说话？没有，哪怕是为他说一句话都没有！
想不到，一年多后，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了。眼见得众人渐渐倒向主战，势单力孤的他心中无奈，只是紧绷着阴沉的脸，点了点头。
攻略南宁的主张获得了批准，为了加强广东方面日军第21军的攻击力量，日军精锐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也被遣派过去。
不久前，还在热议并即将付诸实施的收缩中国战线、减少兵力的方案，转眼却变成扩大战线、增加兵力。形同儿戏、南辕北辙的决策，一场几十万人打一年的惨烈会战，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