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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未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编辑|李冕智
随着这些年中国逐渐成为美西方眼中的头号大敌，西方的舆论宣传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夸大事实，抹黑造谣到无中生有，西方媒体恨不得手脚并用，将反华文章铺满整个版面。
不仅如此，西方媒体还形成了135中国崩溃，246中国威胁的奇葩规律，整得跟人格分裂似的。
与此同时，赞扬中国发展迅猛的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在美国各大社交平台上，颇有种国外版《意林》的味道。
甚至还有美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大胆预言：认为中国过去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未来还将继续创造奇迹。
这位美国经济学家为何发出这番预言？中国的经济潜力真如他所预料的这般势不可挡吗？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
2023年，亚洲时报网站副主编、克莱尔蒙特研究所的美国籍研究员戴维·戈德曼，发表了一篇《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它将再次成为奇迹》一文。
该文章从科技发展、人才培养、对外贸易等方面，预测中国继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后，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再度创造一个经济奇迹。
当然，如果不看文章内容，单从文章标题看，不少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或许会惊叹这个老外还挺懂行，居然还知道中国在近代以前几度成为全球经济霸主。
不说离我们太过遥远的宋朝，只论在我们印象中贫穷落后的晚清，其实也有过经济上的高光时刻。
晚清虽然落后腐朽，但在鸦片战争以前，贫穷却与之相去甚远。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推算，中国GDP曾长期居于世界第一的宝座，1820年占全球总量的33%，比英国及其所有附属国的GDP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尽管麦迪森这一数据经常遭人诟病，但“中国GDP曾位居世界第一”的结论却鲜有人质疑。
当时英国与清政府的贸易中，反而是工业化水平更高、政治制度更为优越的英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
英国又不得不在中国进口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一来二去，英国及其殖民地反而成为“中国特产”的倾销地，雪花般的白银哗啦啦流入中国。
正因如此，英国人才想出了下三滥的手段，向中国贩卖鸦片，通过毒品才成功扭转贸易逆差。
虽然遭遇重创，但清政府还是手头还是相当阔绰，《南京条约》赔付的2100万两白银直接就打到英国人账上，包括后来洋务运动又是建厂又是买船造舰队，尽管花钱如流水，清政府还是游刃有余，甚至李鸿章还能中饱私囊。
饶是如此，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还是将这份偌大的家业败得一干二净，等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时，国库里的银子都被掏空了，只能用关税、盐税抵消债务，实在是光屁股——转圈丢人！
尽管时代不同，但同样是在百废待兴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改革，清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无奈破产，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成功创造奇迹，并仍走在创造奇迹的道路上。
正如戴维·戈德曼在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接受过高中教育，大学每年的工科毕业生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同时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也在向全球顶尖迈进。
戴维·戈德曼认为，扎实的人才基础，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看法可谓一针见血。
在一个新政权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政权领导人可以迅速制定一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法律，但唯有一个问题无法快速解决，那便是教育。
一直以来，洋务运动常常为人们所诟病的一个关键在于，洋务派打出的旗号是“中体西用”，认为自身体制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武器装备落后于人，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所以在教育方面，洋务运动更倾向于实用主义，比方说创办同文馆是为了培养语言人才，用于外交和翻译西方科技书籍，派遣留学生是为了学习西方军队建设和造船技术。
从根本上讲，洋务运动还是遵循了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只培养专业人才而不注重教育普及，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科举制度并没有改变，思想樊笼依旧牢牢禁锢着中国人民。
根据1909年清代统计的新旧学堂学生的数量，其中粗通文墨者仅有300万，倘若再加上地方的私塾、义学学员，清末的识字率也不会超过10%，也就是说三十年洋务在教育普及方面可谓是寸功未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清政府提防教育普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寄希望于依靠一小批人才带领国家走向富强，这显然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注定了洋务运动最终会走向失败。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4亿人口中，居然有超过4亿文盲，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20%，全国大学生仅为11.7万人。
因此，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将教育视作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于1950年11月开始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开展大规模扫盲，开启民智。
而这一过程是无法急于求成的，至少需要两代人，跨度长达四五十年的推进才能有所成效。
正因为建国初期奠定的基础，使得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有如神助，大批人才涌入各行各业，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内生动力。
同时，我国仍在推进义务教育普及与发展。
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开始实施，小学学历不再是广大农村地区孩子的终点。
时至今日，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达95.7%，全国在校生2.91亿人，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正在接受教育，文盲率低至2.67%，居世界前列。
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走出校园，他们就如同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照亮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文章中，戴维·戈德曼认为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另一大原因，在于中国走在世界科技前沿，始终坚持创新，对新技术的推广力度前所未见。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则给出了一份完美的错误答案，这份答案也令新中国提前避坑，少走三十年弯路。
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的创办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起航。
当时安庆内军械所打出的旗号是“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集结了当时中国仅有的科技专家，以及上百名手工匠人，照着西方机器和满是洋文的书籍，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台小火轮以及各种劈山炮和开花炮弹，亦步亦趋地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
而在另一边，作为洋务运动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李鸿章也开始大展身手。
别看现在网络上不少人称李鸿章为“大清裱糊匠”，实际上他是一点人事儿不干，他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让中国百姓对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让革命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
他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主持洋务项目，实际上强的是自家军队，富的也是自己的口袋。
李鸿章对近代工业的认知极其浅薄，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不同，李鸿章极度迷信外国人，而且只任用对自己效忠的外国人，只要忠心耿耿，根本不关心技术水平如何。
比如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其首席技术官和管理人员是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毕业的英国人马格里，但实际上这个马格里的医学专业出身，对工业生产的了解比李鸿章高不了多少。
1875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造了两门火炮，结果试射时出现意外，当场造成七人死亡。起初马格里还嘴硬大炮没有问题，是清兵技术不行，等到他亲自上阵“指导”时，大炮同样出现问题，这名洋骗子的谎言才终于被拆穿。
再比如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本是用来制造小型军舰，结果历经十年消耗银两无数，不仅连一艘小铁甲舰都造不出来，甚至连修复船只都办不到。
无奈之下，李鸿章秉持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理念，从国外花大价钱购买军舰，成为洋人眼中的冤大头。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都是“李鸿章常有而曾国藩不常有，江南制造局常有而安庆内军械所不常有”，对工业化的错误认知令洋务运动未能实现自强的目标，成为官僚敛财的工具。
半个世纪后，中国人民对洋务运动的惨痛教训依旧历历在目。
1944年5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一次会议上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这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定下基调。
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不依靠国际市场供应，独立维持、运行乃至产业升级。
许多人或许对这句话没什么概念，那就以平时最常见的矿泉水瓶为例，全世界90%的国家无法自主生产。
因为生产一个塑料瓶，首先需要塑料，塑料来源于石油，石油需要从油田里挖出来，这就需要一整套工业石油挖掘、炼化体系，而这些工具需要使用钢铁打造，这又依赖于另一套钢铁生产体系，以及后续运输时需要汽车生产体系。
此外，运输时还需要配套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
这一整套复杂的工业体系，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拦在自主生产的大门外。
彼得·克拉斯曾说：“每一块钢铁，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
在如今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超过220种位列世界第一。
过去江南制造局削尖脑袋也没造出铁甲舰，如今中国却能自主生产航空母舰。
在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生产时，有来自军民532家单位参与，仅用4个月时间实现了舰载机阻拦索的从无到有，成为继美俄英外第四个能研发阻拦索的国家，曾经高不可攀的弹射技术，我国直接对标美国，研制出中国人的电磁弹射系统。
而造船仅仅是中国工业的冰山一角，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和高速宽带领域，我国同样引领世界发展。
今天的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产品，强大的工业体系与创造力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底气。
中国拥有世界最为悠久的历史，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拥有百折不挠的民族以及最勤劳、最具智慧的人民。
近代以来，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满身泥泞，伤痕累累，却从未向世界低头，哪怕今天的中国取得如此多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人却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我们仍旧走在复兴的道路上。
套用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的一句台词：“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么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参考文献：
1.《美媒：中国曾经是并将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
2.《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
3.《洋务运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