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黄冈县张家湾村的一户农民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婴，这户家庭的男主人名叫李卓侯，是晚清的一个读书人，因为仕途之路坎坷，回到家乡开办私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李卓侯为儿子取名为“李仲揆”，幼年时期的李仲揆一直在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李仲揆不得不辞别父母，报考了武昌的一所高等小学，那一年他年仅14岁。

由于在填写信息表时，李仲揆误把姓名栏当成了年龄栏，不假思索的在年龄栏中写下了“十四”，等他反应过来时，信息表上墨迹已干。

李仲揆灵机一动，在“十”字上填了几笔，改为了“李”，并在“四”字后面加了一个“光”字，暗指将来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名粗心的学生多年后竟然成为了中国地质学之父。

李四光背井离乡，前往武昌求学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彻底沦为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他越来越清楚，中国的落后并不仅仅是因为科技，而是观念。深深埋藏于国人内心的封建思想才是中国走向强大的最大阻碍。

每当提起日本这个国家，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咬牙切齿，尤其是上世纪初，日本刚刚在《马关条约》中勒索清政府两亿两白银。

但李四光与那些人不同，他对日本的历史有很深的研究。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有被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

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后，日本打开国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功跻身强国名单。

1904年5月，李四光参加了公费留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之后便前往了那个令国人无比痛恨的国家。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却未作出任何反应，李四光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不能再代表中国人民，于是他在日本结识了革命人士孙中山、宋教仁、马君武等人。

之后，李四光还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备会，并成为了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之一，是当时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孙中山更是称赞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在日本期间，李四光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反清斗争，同时也没有落下自己的学业，1910年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

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李四光无比兴奋，立即购买了回国的船票，想要为中国革命贡献一份力。

但当他抵达武昌时，暴动已经结束，于是湖北军政府任命他为理财部参议，这一期间，李四光与共产党创建者之一的董必武相识，两人关系日益亲密。

1911年11月初，北洋军阀将领冯国璋率军进攻汉口，革命事业危难之际，身为一介文人的李四光不顾自身安危，组织码头工人运送军火，与黄兴、宋教仁共同抵御北洋军的进攻。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毒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考虑到在武昌暴动中的贡献，李四光被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正当李四光准备带领湖北的工矿企业家恢复生产时，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出于多方面考虑，孙中山只能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之前被推举为湖北大都督的黎元洪为了向袁世凯示好，大肆打压革命人士。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迎来了全国人民的唾骂，李四光也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

为了不与独裁者同流合污，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拙，办事棘手”为由，向黎元洪提出了辞职。8月8日，经过袁世凯的审批，北洋政府同意了李四光的辞职申请。

辞职之后，李四光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学识还不够，不足以撼动独裁者的统治，由于当时他的年龄只有23岁，于是他萌生出了继续去海外求学的想法。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雇佣杀手，将李四光的故友宋教仁暗杀于上海车站，孙中山随即发起了二次革命，但由于北洋军实力雄厚，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也被迫流亡于日本。

中国革命的前途无比渺茫，李四光坚定了继续深造的决心。于是他踏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并在伯明翰大学钻研地质专业，并于1918年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英国求学期间，世界发生了诸多大事，一战爆发、十月革命、巴黎和会，每件大事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也不再逆来顺受，反帝反封建的呼声此起彼伏，李四光再次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1920年，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李四光来北大担任地质系教授，由于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起点，李四光对这所大学的印象非常好，于是便欣然受邀，从此深耕于学术领域。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廖仲恺遇刺，到中山舰事件，再到后来的四一二政变，李四光逐渐看出了蒋介石的独裁野心，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期间，李四光一直想要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以“曲线救国”为名卖国求荣。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四光就与汪精卫相识，国难当头，他以个人名义拜访汪精卫，劝他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汪精卫不停的为自己的卖国行径进行辩解，争论之中，李四光怒斥了地位远在自己之上的汪精卫。

汪精卫也毫不示弱：“你就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李四光愤然起身，夺门而出，这次交谈不欢而散。

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所也不得不向内地转移，蒋介石本来邀请他前往重庆工作，但李四光果断拒绝，因为他只想沉下心来搞研究，不想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玩偶，于是李四光前往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广西桂林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李四光与重庆方面的唯一交流便是一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务会议，为了拉拢科研人员，蒋介石便借此机会举办宴会，宴请这些知识分子。

但李四光要么连夜赶回桂林，要么借口生病，拒绝赴宴。有一次，蒋介石还特意把李四光的座位安排在了自己旁边，但依然未能见到他。

考虑到李四光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声望，曾经又在英国留学，蒋介石曾经提出让李四光担任驻英大使，但李四光早已下定决心，不与国民政府有任何交集，于是蒋介石想拉拢李四光的计划再次落空。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前往了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周恩来早就听说李四光是个民主人士，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不满，所以周恩来与毛主席商量：“听说地质专家李四光目前在重庆，他是个敢于挑战老蒋权威的人，我想去拜访一下他。”

“哦？只要是追求民主的人，那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朋友，多与这些人接触一下，没坏处。”

一天上午，周恩来前往了李四光的住处，连敲几次门后都未得回应，后来从邻居口中得知，李四光上午要去某大学讲课，要中午才能回来。周恩来便一直在门外等候，直到午饭时间才见到李四光。

李四光被周恩来的真诚所打动，两人在屋里对当前中国的形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于毛主席、周恩来等人深入虎穴，参加谈判，李四光对这种勇气十分钦佩。

解放战争爆发后，李四光多次公开谴责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周恩来多次写信给他，劝他谨言慎行，如果有必要，可以去国外躲一躲。

1948年，李四光借口参加国际地质大会，乘坐飞机前往了伦敦，从此便开始了在英国的生活。在英国期间，他始终关注国内形势，迫切希望我党能够早日战胜独裁者。

1949年4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郭沫若带领中国代表团前往了布拉格参加国际维和大会，考虑到李四光在异国他乡备受煎熬，周恩来委托郭沫若为李四光带去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9月份，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召开，李四光受到了邀请。得知消息后，李四光急忙收拾心理，准备返回想念已久的故土，但却被英国海关拦了下来。

因为国民党早已和英国政府串通好，只有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共产党委任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并保证不会前往中国大陆工作，否则英国政府将会对李四光进行人身自由限制。

李四光先是稳住了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然后借口去法国考察，逃离了英国。夫妻二人途径瑞士、意大利、德国、东欧等诸多国家，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跟踪，最终经过香港返回了大陆。

当李四光乘坐火车来到北京时，发现周恩来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总理，我终于回来了，劳烦您等这么久。”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么？当时我等了你三个小时，不过从那天起，对于你李四光同志，无论等多长时间都是值得的。”

回国之后，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工作委员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落后，被西方国家扣上了“贫油国家”的帽子，李四光带领工作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勘探，最终发现了大庆油田，满足了当时国内的石油需求。

除此之外，李四光还间接的支援了原子弹工程。核爆的主要原料是高纯度的铀，而对于铀矿的开采，中国毫无经验，年近七十的李四光与地质工作人员风餐露宿，历经无数个日夜，终于勘察到了满足原子弹工程的铀矿。

1966年，邢台发生了大地震，李四光励志要在余生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地震预警系统，可惜的是，人生的最后四年里，他始终被疾病折磨，最终在科研战线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临终前，他给女儿李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中国迫切需要一款稳定的地震预警系统这一观点，希望晚辈们能够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完成他的心愿。

1971年5月3日，李四光的追悼会如期举行，周恩来也来到了追悼会的现场，在与追悼会的主持郭沫若沟通后才得知，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为李四光准备悼词。

周恩来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将李四光临终前写给女儿的那封信当做悼词。

周恩来在追悼会的现场深情的读完了这封信的全部内容，其中包含着老人对科研后备军们的期望。

读完之后，周恩来小心翼翼的将这封信对折，放回了口袋，然后朝着李四光的遗照深深的鞠了三个躬。

2011年，成都高新减震研究所研发的ICL地震预警系统正式运行，并且地震预警系统已经实现了与手机、广播电视等媒体的连接，能够第一时间发出地震预警。中国也成为了继墨西哥、日本之后第三个拥有地震预警系统的国家。

相信在天堂的李四光看到这一幕，将会无比欣慰，他那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的精神被科研人员传承了下来。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他的一生都在为科研事业而奋斗。他曾说过：“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的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的祖国。”

他不仅是个科研人员，更是一个爱国者，正如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他的精神将永远指引中国的科研人员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