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贪腐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因此，各个国家都在想尽办法整治贪腐，尽力维护一个清明公正的局面，新中国当然也是一样的。

而在建国初的时候，国家就曾花大力气对官场风气进行过一次整顿，也取得了极大的成效。这里面就有很多事情值得说道，不妨为大家叙谈。

其实要说反腐反贪，并非是一个突然就出现的问题，早在红军时代党组织就曾在苏区采取过极为严厉的反贪措施。

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事情，因为人性如此，只要掌握权力就要面对利益的考验，所以才需要始终绷紧一根弦。

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制定过《井冈山反腐败训令》，以严格防范可能的腐败行为。可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心存侥幸。

比方说1928年的时候，红四军一个司务长去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猪赶走了，这件事后来被发现，红四军军委开会决定将其枪毙。仅仅是贪污一头猪就要枪毙，可见那个时候对贪腐行为真的是零容忍。

同年，湘赣边界的工农兵政府再次发现坝上乡政府李某伙同秘书贪污公款四十块大洋。

紧接着，又闹出宁冈赤卫队队长谢某祸害被关押的土豪女眷的事情，两案并发，工农兵政府也是将他们逮捕、免职加枪毙。

之所以要这么严厉地处置这些贪腐分子，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腐败不清除，我们就会失去民心和威望！”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苏维埃政府的根基十分薄弱，根据地群众可以说就是党的一切，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那苏维埃政府就是无本之木，只会更加困难。

所以，苏维埃必须严厉反腐，毛主席甚至为此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要是搞腐败，就让人民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可即便是如此峻法，依然震慑不住一些人蠢蠢欲动的心，红军时期最出名的几个腐败案件有谢步升案、左祥云案和唐达仁案。

谢步升本是穷苦出身，参加革命后担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但他不仅生活上十分腐化，还在叶坪村欺男霸女，同时干走私物资到白区的勾当。

在很多战士因为吃不上盐而患病的情况下，谢步升贪污了一百多斤的食盐，可以说是可恶至极。

左祥云曾是中央苏区的工程处主任，受组织委托修建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公共建筑，但他却在为公家办事的时候，先是贪污公款二百多元，又和反动分子勾结而盗窃公章，其罪行也是十分严重。

唐达仁是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他在任职期间侵吞各级军政机关交上来的公款、群众退回的公债、谷票，还变卖公家的物件和谷子、隐瞒地主罚款，一共贪污了公款两千块大洋。

这三个案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而组织上处理也是十分果断，三人均被枪决。

在此之后，党组织先是出台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就处以死刑，而后又在根据地发起廉政运动，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红军长征前，在相当程度上整肃了红军的队伍。

不过，在后来的延安时期还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而当时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黄克功案。

黄克功本是我军一个十分出色的青年将才，不仅是井冈山时期的宿勋，也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铁汉。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黄克功在延安时期喜欢上了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在对方不同意嫁给他的情况下，他竟然将那个女学生开枪打死了。

逼婚不成而持枪杀人，这等性质的案件影响实在过于恶劣，不仅延安当地民情汹涌，就连国民党都抓住机会大做文章。

而在当时，还是有不少人希望看在人才难得的份上让黄克功立功赎罪，但毛主席毅然坚持将其处以死刑。

除了黄克功以外，延安时期也有别的腐败案件，比如肖玉璧，这个曾为革命负伤九十多处的老革命，却在当上税务所主任后贪污受贿，甚至将面粉、食油等紧缺物资倒卖给敌对分子，以此牟利三千多元。

对于这样一位老革命的处理，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还记得我怎么对待黄克功的吗？这一次也是照办。”

连续诛杀黄克功和肖玉璧两位革命老将，毛主席看似无情，但没人会说这样不对。

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人才是可以培养的，而人民军队可以没有一个黄克功，也可以没有一个肖玉璧，但决不能失去与老百姓的互信！

毛主席再一次铁腕反腐，就是建国以后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部分同志的心里开始有了想法，他们会认为：“天下是我们流血拼命打下来的，现在到了坐江山的时候，是该好好享受享受了！”

抱这样想法的人不少，因而建国后我们的干部队伍再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毛主席十分担忧，他因此一再告诫干部队伍：“不要做李自成，不要贪图享乐！”

但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不撞南墙不回头，依然顶着风口知法犯法。于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主席决心以一次大的行动来再次整肃干部队伍。

之所以选在这个时间点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就属1951年前后打得最激烈，前线的物资供应最紧张，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另外，五十年代以后国家正面临着恢复经济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已经确定，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那就更不能允许贪官横行。

于是在1951年的10月23日，毛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表示：“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

在这一会议前后，各地都对辖区内的贪腐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其中东北局报告：发现贪腐行为3629起，仅东北贸易部检举的涉案金额就多达五亿人民币（此处为旧币，相当于新币的万分之一）。

而西南局报告：1950年上半年该区就发现贪污、渎职案件两千多起，涉案金额达人民币旧币一百一十多亿元。

西北局报告：贪污干部占到全体干部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陕西二十七个县公安局长中有七个贪污......

中南局报告：江西金豁县外派干部二十六人，有十五个贪污，十一人因此逃亡回家。遂川县外派干部五十八人，只有两个不贪污......

面对这样的报告，怎么能让毛主席不生气。于是在当年的年底，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打虎”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其中贪污一千万的被称为中小老虎，贪污一亿以上的就是大老虎，毛主席对此强调说：“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大批地管钱管物，就一定有大批贪污犯，要对他们穷追务获！”

在这场行动中落网的人有不少，而名气最大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

这两个人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人，觉得自己对革命有贡献，就应该过上富贵日子来弥补这些年吃的苦，刘青山的名言就是：“我是开国功臣，从前为了革命出生入死，现在享受一下怎么了？十分正常的事情啊！”

两人本来一个是天津市地委书记，另一个是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年纪还都不到四十岁，本来有着远大的前程，现在都被抓了。

经查，两人相继以滥用职权的方式犯下挪用公款、勾结私商、盗窃救灾粮乃至治河款等等罪行，涉案金额一百七十亿旧币。

哪怕是新币来衡量，那也是一百七十万元，在那个毛主席的工资才三百多，普通人一月只能收入几十块的年代里，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最终，这两个大老虎在公审后都被处决，而老百姓对此拍手叫好。

除了这两个典型以外，当年还抓出很多人，如华北军区五天就抓了将近三百人，其中称得上大老虎的有十二个。

而政府还大力鼓励老百姓检举揭发，一经坐实当即撤职查办，在此背景下落网者不知凡几。

毛主席对此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曾说：“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就最终的结果来看，毛主席的做法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当年的铁腕反腐，肃清腐败问题，这对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意义重大。

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三反，对贪腐分子重拳出击，有力地维护了政府的风清气正。

而他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只有自己做好的带头作用，才能巩固好三反的成果，所以毛主席也很重视约束自己和身边人。

其实你要说对国家贡献大，谁能大过毛主席？谁又能大过周总理？可毛主席一直非常谦逊低调，过着十分朴实的生活。

他拒绝为自己颁授“大元帅”军衔，拒绝住装饰一新的好房子而宁愿住在游泳池的杂物间去，一双拖鞋补了又补，不让儿女坐自己的公车，就连外国元首送他的礼物都要充公。

再比如周总理，他从不收礼，亲属进京费用自理或者由他代付，招待客人竟然是用馒头就粥，不允许拿专机上的生活用品，因公事使用酒店坚持自己付费等等。

你说，与毛主席等人比起来，刘青山等辈有何脸面说自己是开国功臣从而要这要那呢？

毛主席等人的以身作则还体现在对身边人的严格要求上，他坚决反对身边工作人员打着他的旗号谋求利益、搞特殊化等行为，毛主席也对身边人采取过行动。

这里面，一个典型的行为就是有人在毛主席外出视察的时候向地方索要东西，而这种事一旦被发现，毛主席就会采取三个措施来解决：将有关同志调离中南海；照价赔偿和道歉，钱从毛主席的稿费里出；最后就是在内部进行作风整顿。

正因为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很少有人敢于顶风作案。那这样可能就有人要问了：既然如此，这些人在中南海工作图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以后的前途？很遗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并不能带来什么官运。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很多，机要秘书叶子龙、机要秘书张玉凤、管家吴连登、医生王鹤滨、护士吴旭君、警卫员齐吉树.....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卫士长李银桥。

他们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于毛主席身边工作过，但无一例外只是有这份工作而已，并不会因为服务对象是毛主席就有所不同。

毛主席在的时候他们认真工作，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也各奔人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南海，或是返回原岗位，或是自谋出路，回家务农的也有。

事实上，这些人为毛主席工作，仅仅只是对伟人的敬仰，单纯地想要服务领袖，并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就比方说李银桥，他是在1947年跟随毛主席的，而从内心来讲他其实更想去前线工作，而不是一直当卫士。但当组织有需要的时候，李银桥还是义无反顾地应承了下来，从此跟随毛主席十五年。

能够为领袖服务十五年，可见他们之间一定是非常对脾气的，所以当后来三反的时候毛主席问：“银桥，你贪污过吗？”

闻言，李银桥坚定地回答：“主席，我没有。”

毛主席又问：“那我死后，你会贪污吗？”

李银桥再次肯定地回复：“主席，不管您在不在，我永远都不会贪污！”

毛主席闻言欣然一笑：“在我身边工作，对你是一种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要经得起考验，永远不能贪污！银桥，我们很合得来啊。”

就是这个在毛主席身边兢兢业业工作十五年，与毛主席十分对脾气的李银桥，1962年以后也到地方上去工作了，但也只是到天津公安局当了个小干部。

由此就可见，毛主席的廉洁作风，从来都是一以贯之，不以亲疏而有别。也多亏了他老人家的坚持，才最终为新中国扫出了一片相当晴朗的天空。

治理贪腐从来都是一个难题，是一个人性问题。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又或是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一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整肃干部队伍，这些举措也起到了不小的成效。

对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毛主席，得益于他老人家的坚决和坚持，不仅很好地管理了革命队伍，更为后世树立起了一个典范，后人真应当好好地向毛主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