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初，二十来岁的孙中山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方案。或许孙中山寂寂无闻，或许李鸿章无暇接见，孙的书信被冷待。此事被视为孙中山从倾向改革转变为投身革命的标记。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领袖，对帝制的结束居功至伟。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聊聊孙中山先生的伟绩。

其一，建立革命组织。 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兴中会，次年于香港设立总部，并与辅仁文社合并，成员多为广东人。至1905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于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打破地区形式，凝聚分散的革命力量，成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其二，提出革命口号。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至同盟会时期，口号修订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后在民报把口号整理为民族、民权、民生，成为三民主义的雏型。孙中山提倡民主政体，为革命订立清晰的目标，这些简明的口号有助民众对革命的理解与认同。

其三，发动武装起义。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以香港为后援地，发动广州起义，五年后又发动惠州起义，加上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后于南方发动十次起义，其中以1911年初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最震撼，牺牲甚大。孙中山组织多次武装起义，虽然都是失败告终，但产生宣传效果，渐被国民所认同，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立基础。

当然，革命运动的成功，不能由孙中山先生一人独占功劳，而是众多革命领袖的努力的成果。除了孙中山与黄兴外，宋教仁、蔡元培、秋谨、徐锡麟、孙武等都功不可没。然而，孙中山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不是后世给予的虚荣，而是反映在当时革命派的表现里。

其一，同盟会成立时，黄兴推荐孙中山为首领，没有受到很大的异议；其二，一些不是由同盟会发动的起义，起事者也会高举孙中山的名义；其三，武昌起义后，革命派等候孙中山从外地回国主持大局。

孙中山先生在那个时代，是最具名气的革命领袖，除了他在领导革命的角色外，还有他的海外角色，这正是他较其他领袖更独特的贡献。孙中山在香港及美国接受教育，能以英语演讲及游说，加上1896的伦敦蒙难经历，孙中山被西方传媒报导而被广泛认识，成为革命的象征，有不可取替的重要性。

孙中山奔走于海外各地，足迹遍及欧美及东南亚，透过演讲及办报等，宣传革命，又为革命筹募经费，唤起华侨的支持，又招募志士，吸纳留学生加入革命行列，又积极争取列强对革命的谅解。这都成为革命活动的坚强后盾。

或许孙中山先生被指责只靠“一张嘴”，但他那份政治魅力，却真实地有助他凝聚不同革命力量，平衡各派利益，成为共同领袖。而且在关键时候，孙中山先生能放下个人利益，把权力交给袁世凯，以交换宣统退位，以和平手段完成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