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占全华北，继而吞并中国之野心，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蓄意挑起卢沟桥战火，将军队源源不绝地运往平津地区，妄图以武力迫使中国军队退出华北，实现其“华北高度自治”的罪恶目的。
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十几天里，北京东郊的通州城，成了侵华日军的兵城。当时，通州正在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统治之下，日伪弹冠相庆，相互支应。
在这民族危亡时刻，7月28日夜，驻通州的伪冀东保安队一万多人，在第一总队队长少将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少将张砚田的率领下，英勇地举行了起义，起义部队杀死日寇五百余人，摧毁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活捉了伪政府总头目汉奸殷汝耕，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通州起义是中国爱国同胞民族气节的榜样，启发了反动营垒中更多的有爱国之心的同胞英勇救国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奋举义旗的张庆余、张砚田等爱国将士的名字，将永载中华民族救国杀敌的光荣史册。
张庆余（河北沧县人）、张砚田（河北遵化人）青年时参加了中国旧军队，后来都在中国陆军第51军于学忠部下供职。他俩在民族危亡之时，蛰伏在反动营垒，待命伺机行事。二位将军在国民党政府上层人物动摇妥协之际，坚持抗日救国，积极恳求杀敌立功。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在战败后与八国联军后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内容包括允许日本在内的各国驻军中国。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驻华日军人数已远超条约允许人数的数倍。几年前，日本人就已占领满洲，扶持建立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政权。随着日本军队开始包围北京和天津，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长城抗战以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国民党政府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和日本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冀东大片国土划为中日不驻正规军的“非战区”。蒋介石苟安妥协，派黄郛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取得日本人同意后，将冀东划分成两个行政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成立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陶尚铭任专员；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孔庙），殷汝耕任专员。蒋介石命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成立河北特警总队，训练后，开赴冀东，警卫地方。于学忠编制五个特警总队，其中张庆余为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张砚田为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每总队5000人，营长和连长由51军抽调，排长和班长由各总队长选拔。第一总队驻天津西部武清县南蔡村一带，第二总队驻沧县。他们共同的任务是招募训练新兵。他们名曰特警，实际都是军队装备，有骑警中队、迫击炮中队、通讯中队等。所谓受训，即训练新兵队列技能和教导战术知识，提倡“三不朽”精神（立功、立言、立德），使部队主要将领明确部队的任务。表面上，他们在执行伪政权的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他们在时刻准备着，伺机粉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保卫国土完整。数月后，队伍完成训练任务，即分驻冀东各县。第一总队的队部由南蔡村转驻通州城里；第二总队的队部由沧县移驻抚宁。驻防各地的特种警察部队以“三不朽”精神和“关岳”（关羽、岳飞）精神鞭策自己，颇受群众爱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蒋介石根据出卖民族利益的《何梅协定》的要求，免去了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将其逼出河北西下。于学忠密召张庆余和张砚田，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当年7月，商震任河北省主席，改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为河北保安队，仍令各总队长安心供职，驻守原防。
当时华北已是特殊的地区，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自治运动”，以《塘沽停战协定》为盾牌，改变用武力侵占的办法，力图以推行“华北自治”而达不战则取华北的目的，挖空心思网罗汉奸做傀儡，成立伪华北自治政权，连续制造事端，压迫国民党退出华北。
11月1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派其特务机关长到北平，向宋哲元强硬地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并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掠取河北和山东。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调动部分陆军集中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部分海军舰只驶向大沽口。日军飞机连日在北平上空低飞掠过，进行武力威胁。而宋哲元最终没有答复日军所提的要求。
殷汝耕
是时，驻在通州的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却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于11月25日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发表“脱离中央”的宣言。是年12月26日，奉承日本之意，改“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辖冀东22县和唐山、秦皇岛两个市。继伪满洲国之后，冀东大片国土又沦为日本帝国的半殖民地。
伪冀东政权成立以后，河北保安队何去何从？张庆余、张砚田二将军心急如焚。直接负责他们的长官于学忠已被逼走，只有派人和宋哲元联系。教导总队副官处处长刘鸿廉数次见宋哲元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只是声称一种思想：决不卖国求荣，不做亡国奴，要待机而行。于是，二位总队长又派上校二区队长沈维干到保定请示，就在这时，河北保安队被殷汝耕接收，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管辖。
张庆余、张砚田不甘心沦为卖国罪人，但又不能妄动。又急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与沈维干一起向省主席商震请示机宜。商震嘱沈、孟转告张庆余先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年底，张庆余、张砚田又密请张树声（字俊杰，系张庆余兄长之友）介绍会见宋哲元，表示愿随宋抗日。后得知宋哲元甚愿与二位总队长相见，为躲避日寇和汉奸耳目，双方约定在天津旧英租界17号路宋宅会晤。宋哲元派副官陈继先到张庆余家相邀，一同前往宋宅。相见后，宋哲元称赞二位热爱祖国，愿合力抗日，并代表政府表示欢迎，还表示决不卖国，希望二位坚定立场，要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离别时，张庆余与张砚田表示一心一德追随委员长，为国效力！从此，张庆余和张砚田二位将军就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潜伏下来，伺机行动。
在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平游行学生高呼：“反对假借民意的华北自治！”“取缔殷汝耕的伪冀东政府！”“保全国家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天津、上海的示威游行队伍，也喊出同样的口号。
全国人民抗日和反对华北自治的怒火，冲击着伪冀东政权，而张庆余、张砚田的爱国心也在怒火中受到痛苦的煎熬。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日军在北京西南的宛平县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领100余名29路军战士进行抵抗，手持大刀坚守阵地，直到停战协定达成。自此大刀一战成名，并成为中国抗日的标志之一。
同月末，宋哲元将军率领中国第29路军分队800余人在通州城外扎营。通州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继伪满洲国后日本扶植的又一个傀儡政权）的所在地，也为北京与伪满洲国之间的缓冲区，城内驻扎的是由汉奸殷汝耕率领的冀东保安队第一和第二总队。
7月26日，日本人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国民党军队撤离，但被严词拒绝，据称，27日500余名国军战士阵亡。日军随后命令冀东保安队截击国民党残余部队，但保安队按兵不动，未执行日军的部署，日军因此甚为不满，后遂轰炸其营房。这一事件成为保安队起义的导火索，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29日，起义军取得胜利，通州日本特务机关被占，日军居留地全员被歼灭。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通州保安队撤退时殷汝耕逃走），摧毁日军弹药十六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29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28日夜12时，城内杀声四起，伪冀东保安队起义了！张庆余下令，封闭通州四门，占领电信局和无线电台，并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义军分三路向日伪展开围剿战。
第一路攻击伪长官公署及敌伪各机关。张砚田首先用电话将殷汝耕卫队长骗至伪冀东保安队大队部（东街旧提督府），将其击昏，义军即包围了伪长官公署及各伪机关。殷汝耕闻警，匿于贮银器（殷为父母办冥寿所搜刮之物）橱柜顶上。义军搜获不到，威吓殷汝耕的差人，逼其指出殷之所在。差人佯言张大队长来接长官。殷汝耕信以为真，自柜顶跃下，遂被拘捕。张砚田命令义军挟殷汝耕至城北吕祖祠内，听候处理。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的公馆在中仓内，闻枪声自公馆率特务数十人欲驰往伪长官公署，经伪公署门前时与义军相遇。细木繁一手持枪，一手指着义军官兵，大声要他们速回本队，话还没说完，即被义军乱枪击毙。其余特务见势不妙，急返身窜回，也被击毙。伪公署及各伪机关旋被攻破。
第二路义军攻打西仓的日本守备队兵营。沙子云营长率部围攻，张庆余亲自督战。驻西仓兵营的日军是驻屯旅团第一联队的一个小队和兵站的一个汽车中队。日寇闻冀东保安队起义，自知众寡悬殊，难以力敌，但仍以坚固的工事为掩护，用猛烈的炮火负隅顽抗，以待后援。激战6小时后，义军官兵伤亡二百余，但仍未得手。张庆余预料，如再不突破，敌援军到来，后果不堪设想。他想起附近日军的汽油库，于是大声命令士兵到汽油库去搬汽油桶，用火攻敌。顷刻间，汽油桶已堆满日本兵营要害处。张庆余一声令下，子弹和手榴弹像水一样朝汽油桶和敌工事投去。大火突起，烈焰腾空，滚滚黑烟弥漫兵营，喊杀声在烟与火中沸腾起来。莲花池附近的炮兵，猛烈轰击西仓兵营深处，炮弹击中了院内大操场上的露天弹药堆，一时弹药横飞，爆炸声惊天动地。义军趁势从四面冲入院内，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刀砍枪击，日军尸体狼藉于地。激战至29日上午9时许，日寇全部被歼。
攻打西仓日本兵营的战斗比较艰苦。日军守备队主力调往南苑以后，留在通州的部队连同宪兵、特警、日侨等共六七百人，闻知事变，大都逃往日本兵营顽抗。兵营内工事坚固，弹药充足。保安队多次冲锋，均被猛烈的火力击退，先后牺牲二百余人仍未将兵营攻下。情急之中，张庆余发现附近有一个汽油库，遂决定采用火攻，令士兵将汽油桶堆到兵营四周。张庆余一声令下，兵营内顿时火光冲天，敌军鬼哭狼嚎，仓皇乱窜。保安队趁机攻入营内，与日兵搏杀。至29日上午，除少数日军逃出外，近三百名顽抗者被歼灭。
第三路义军向大街小巷出动。沈维干率原教导总队协同户籍警察，持居民户口册，挨户搜索日本人。部分罪大恶极的日军特务和汉奸，被击毙在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北面的水坑里。日本为控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各级机关，乃至于学校、其他伪组织，均派“顾问”监督。在起义中，这些“顾问”除极少数逃脱外，均被就地处决，如第一总队“顾问”渡边少佐、伪教育厅“顾问”竹腾茂美等。
张庆余
就在通州起义当夜，驻顺义的伪冀东保安队苏连章团奉张庆余命令同时起义，杀死日寇二百多人。苏连章团完成任务后，于29月上午10时整队开进通县。抵通时正好中午12时，适日寇派来轰炸机24架，对义军狂轰滥炸。苏连章团官兵躲避不及，伤亡颇重。日机从正午12时起至黄昏，轮番轰炸7小时之久。义军边搜索杀敌，边防空隐蔽。在敌机轰炸中，义军受到重大伤亡。
在战斗中，保安队搜到日本居留民册，出于对日人的愤恨，在搜捕日本官员和恶商浪人时，有些官兵杀红了眼，也误伤了一些日本侨民。几乎与此同时，保安第1总队2区队在顺义也发动起义，歼灭了留驻顺义的日军。
除了日方的军营以及附属的军事设施外，日本居留民被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所杀害，并受到了非人道的待遇。其在通州所经营旅店、饭店和日本居留民的住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日本人的私人财产在起义的过程中也被反正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掠夺一空，日本外相杉山元所做的报告指出：“因事出突然，为敌所袭，被杀害者颇似多数，二日救出侨民计有一二四人，发现死体一百三十，其他下落不明。”根据《申报》转载《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称：“通州保安队反正，日本难民被杀者三百余人，冀东伪政府已被推翻，殷汝耕无下落，若干人以为殷汝耕已被架去。”
日本负责救援的天津步兵队长及支那驻屯步兵第2联队长萱嶋高表示：“城内惨不忍睹，所到之处，尽是日本侨民的尸体，几乎所有的尸体的脖子都被绑上绳子。尸体中有不知人间世故的儿童和妇女惨遭杀害。”在一家名叫“旭轩”的餐厅中，日方救援人员发现了“七八名被强奸的妇女，这些妇女年龄从四十岁到七八岁的都有，有的全身赤裸、阴部外露遭到射杀。其中有四五名妇女的阴户还被插入刺刀。屋内的家具、棉被、衣物等全被搜括殆尽。其他日本人房屋的状态几乎都如此。”支那驻屯兵第二联队小队长樱井文雄（原陆军少校），也目睹了通州事件发生后的现场，其表示：一出守备队驻守的东门，间隔不远的距离就可以看见一些男女侨民惨死的尸体，我们真是悲愤到了极点。在搜寻幸存者下落的过程中，鼻子像牛般被穿上铁丝的儿童、被砍断手臂的老妪、腹部被插上刺刀的孕妇等，陆续从满是尘埃的箱柜里、壕沟内、墙角处爬了出来。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在此次事件，日方称通州保安队更对居留当地的日本侨民进行袭击，百余名日本侨民（据称多数是老弱妇孺）被抢劫、强奸、凌辱和杀戮。这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通州大屠杀事件”。
此事件后来被称为“通州事件”（通州事件[中]；通州事变[日]），又称“冀东保安队”起义。
义军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至29日晚已精疲力竭，如日援军赶到，势必难以坚持。张庆余果断命令：停止搜杀，急促弃城西下，与北平周围29军合兵一处，再作后图。队伍开拔了。这时第二总队长张砚田尚在吕祖祠一带处决抓获的日寇、汉奸。他一直驻抚宁，对这里的地形不熟，加上天黑和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队伍迷失方向，待接到张庆余命令时，主力早已开拔。他率队绕城追赶，不料误奔南苑方向，在与张庆余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不得不遣散零星队伍，自己潜回家中。
张庆余将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平行向北平进发。队伍开至北平城下，始悉29军已撤到保定、长辛店一线集结。正在徘徊之际，日军从城内杀出。适押解殷汝耕的汽车开至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日军将押解士兵冲散，殷汝耕借机逃跑。敌人从城内开出装甲车20多辆，集中火力向义军射击。区队长沈维干、张涵明甩掉警服，在硝烟中督队奋战，因白色衬衫目标惹眼，中弹阵亡。官兵英勇与敌肉搏，敌人伤亡甚众，义军也严重减员。
北平城下，义军已成孤军，恐天明被日军大队围困，便决定趁夜幕将部队分为120个小队，每队五六十人不等，由连排长率领分别突围，到门头沟集合。
30日，各队义军辗转集结于门头沟，部队尚存六千余人。张庆余表彰了沈维干、张涵明等死难烈士，并以沈维干提倡的“三不朽”精神为题，作了长时间讲话，鼓舞战士抗战到底。当日，向全国同胞发出通电。电文全文是：“日寇暴虐，天祸中华，庆余、砚田于长城战后，敌人迫我签立《塘沽协定》后，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战区特警保安第一二两总队，为统一指挥，便利剿“匪”计，暂归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指挥调遣，原期协力同心，奠安地方，抚绥民众。不意殷逆利欲熏心，甘作傀儡，供敌驱策，背叛党国，神人共弃。在当时原不难擒彼巨憨，献俘中枢，徒以国家多故，策在睦邻，重以未奉命令，顾虑地方，不得已始虚与委蛇，含垢待机。近者敌焰愈炽，国难愈深，卢沟桥事变时，不过吞并整个华北之发轫，而殷逆汝耕等丧心病狂，搜刮地方，竭泽而渔，特设供给委员会，为敌人筹划给养，维持后方。28日（实际27日），敌以一联队之众，益以飞机大炮，轰炸我29军驻通部队。敌炮一鸣，全军泪下。斯何时也！殷逆竟率贴身群小，登城作壁上观，引以为乐，庆余、砚田以为敌人谋我，具有决心，非群策群力，听命领袖，不足收救国御侮之效，藩篱岂任久据，报国以愧后人！爱于29日拂晓，挥泪誓师，一鼓粉碎伪组织各机关，暨暴日驻通守备队特务机关警察署，巨憨汉奸，一体俘获。当时竟日均与日机血肉相拼中，除已派敝部总务处总长刘鸿廉驰赴保定，而谒上峰，请示机宜外，此后一切行动，均惟蒋宋两委员长命令是从。所望国内先进，各处国军，时赐南针，多予协助，不胜企祷。特闻。河北省特种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率同教导总队第一区队长杜步青、第二区队长沈维干，暨全体官兵二万余人同叩。卅日”。（经对此电文反复考订，结果如下：一、起义时间不是29日拂晓，而是28日夜12时；二、日军偷袭29军不是28日，而是27日；三、本电文系卅日重发，第一次发电文是29日拂晓占领通州无线电台后，唐山电报局将此电文销毁为证；四、实际驻通州伪冀东保安队一万余人参加起义，而在通州举义时，天津、大沽、塘沽，军粮城的保安队亦同时起义，故称“二万人同叩”。）
义军在门头沟稍加休整，仍按原化整为零的编制，分别向保定开去。不料，中途义军若干小队竟被孙殿英部队分别截击缴械。战士们坚韧不拔，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见到张庆余后，纷纷恳求向孙殿英交涉，索还武器，仍愿赴前线为国杀敌。张庆余好言安慰，嘱令静待后命。嗣后，张庆余见到宋哲元，宋握其手说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其仓卒撤退，未能配合作战，深感愧对。这时孙殿英适来保定，闻张庆余已来省府，自知理亏，遂拨马避回阵地。
蒋瑞元
不久，张庆余被蒋介石电召前往南京，向其报告起义经过。蒋介石安慰说这次在通州起义，虽败犹荣，不必懊丧。所有损失，由他饬军政部立即予以补充，以便休整后再投战斗。又问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张庆余解释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以平民愤，而昭炯戒。因冀东伪教育训练所副所长刘春台劝阻，说殷逆系何应钦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一定衔有中央密旨，我们似不宜擅杀，最好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委员长，转解中央法办较为妥当。因此未及时执行枪决。孰意解至北平城下，竟被日寇劫走，殊属憾事。蒋介石听后，未置可否，让张庆余先回旅馆休息，明日可往见何部长，再详商补充办法。次日张庆余往见何应钦，何既置补充事不提，又不许张庆余回本队，而任其为军政部开封第六补充新兵训练处中将处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复改派张庆余为11军副军长。张庆余托病恳辞，解甲归田。
伪冀东保安队第二总队长张砚田于通州起义后，由天津秘密乘船，转赴南京，也受到蒋介石召见，任其为中将高参，遣其入藏。张砚田未到任，奔赴四川隐居。
通州起义，不仅震动平津地区，也震动了全华北、全中国。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五十，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二百，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其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么？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