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人物中，董卓是被骂得最狠的一个。

范晔在《后汉书》中骂他罪恶滔天，“干逆三才”，也就冒犯了天地人的常道。陈寿在《三国志》中骂他“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也”，也就是凶狠残忍，暴虐而不讲仁义，自打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大坏蛋。

客观地说，这些话不像是历史学家应该用的语言，因为它不符合辩证法，一个再坏的人身上多少也有可取之处。但在历史学家眼里，董卓干的坏事实在太多了，士人们无法原谅他，所以只要说起董卓，都会毫不客气地把他贬得一无是处，粗俗、无知、残虐、霸道，所有能用在恶人身上的贬义词都尽情地往他身上使。

但是，纵观董卓的一生，他固然是个大恶人，但也是个有本事的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东汉王朝做过贡献的人。

虽然他因为笃信乱世生存术而在有些问题上不择手段、急功近利，但也并非一味耍横，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同时，他也是《汉末英雄记》的作者王粲非常熟悉的政治人物之一，王粲十六七岁到了长安，当时这里正处在董卓的统治之下。

王粲目睹了长安之乱，也亲身经历了董卓被杀后全城百姓的欣喜若狂，现存《汉末英雄记》里涉及董卓的有十二条，一千一百多字，约占总量的十分之一。

这些记录虽然已经支离破碎，其中记录董卓早期历史的只剩了上面这两条，但综合王粲笔下的董卓，可以看出相对于范晔和陈寿，王粲对董卓的评价更为客观，他没有用漫画式的笔法写董卓，至少有一条，王粲告诉人们，董卓在作乱之前曾为朝廷“前后百余战”。

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人。陇西郡隶属于东汉的凉州刺史部，是东汉的“大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东汉的主要战场。当时，在这一带居住的羌族势力强大，屡屡起兵反抗朝廷，朝廷则一次次派大军镇压，战事绵延百余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凉州成为武人和冒险家的乐园。陇西郡位于今甘肃省南部的临夏、陇南、甘南之间，董卓的老家临洮县却不是现在的临洮县，而是临洮县以南几百里外的岷县，这两个地方都在洮河岸边，是川渝方向去往兰州的必由之路，在东汉时相当偏僻和落后。

董卓出身于下级官吏之家，他董卓的父亲董君雅在颍川郡的纶氏县当过县尉，纶氏县即今天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寺的所在地，不过这个著名的寺院开始建设还要到三百多年后的南北朝时期。

县尉是县令或县长的下属，负责治安缉盗等工作，相当于副县级的公安局长。董卓的父亲一生中最大官职才是个县尉，说明他们不是名门望族，不过，出身于遥远的边地，而能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汝南、颍川一带做官，说明董君雅也有一定本事。

当时年轻人最好的前途就是研习经学，之后进入太学学习，毕业后踏入仕途，袁绍、曹操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董卓不是，《后汉书》说他“粗猛有谋”，也就是智育不好体育好，这或许与他出身凉州有关，或许与他父亲任职县尉有关，总之青少年时期的董卓没有种下日后当一名文人的基因。

董卓小的时候在老家生活，“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羌中”指的是羌族聚居区，大体上在陇西郡与武都郡一带，核心地区在今天甘南、川北，甘肃的宕昌、武都等地以及著名的九寨沟风景区都在其内。这里与董卓老家岷县相邻，董卓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一身的江湖侠气，他与羌人部落首领交上了朋友。

对青年时期的董卓，《汉末英雄记》有一段记载：“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后汉书》引用了上面的话，又加了几句：“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台湾十一位教授将这段话合译为：以后董卓回到中土，在田野里耕作维生。

羌族中的一些豪杰有大老远跑来看望他的，董卓便带他们回家，高兴起来，甚至把自己正在干活的耕牛都杀了款待客人。

家中来了客人有人会杀鸡，再盛情一点的会杀头猪，而直接到田地把正在耕地的牛牵回来杀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董卓的豪爽感动了这些羌族朋友，回到老家后，他们竟然搜集了千余头的牲畜赠送给董卓，董卓因此以健侠而闻名。

据此有人认为，董卓后来跟他父亲到了颍川郡纶氏县生活过。《后汉书》还说董卓善于骑射，能在马上用两张弓左右开射，而且臂力过人。一身侠气，武力超群，放在首都洛阳恐怕很难派上用场，但在战事不断的陇西，这就有了用武之地。

据《吴书》记载，董卓回到老家后被陇西郡太守召为吏，让他“监领盗贼”，就是管管治安。当时这一带除了羌人外，胡人也经常出来劫掠百姓，干治安工作必须是一把强手，董卓看来干得不错，不多久受到凉州刺史成就的赏识，把乡他调到州政府工作，让“领兵骑讨捕”。

《后汉书》说这个职务叫“兵马掾”，查东汉州郡政府属官里没有这个职务，可能是为边境地区州郡特设的，“掾”的意思是官属里的佐吏或办事员，东汉的正规军不归州郡管，内地的州郡都没有兵，只有都尉管理的治安警察部队。

边境地区情况特殊，设有一定数目的地方部队，负责守土卫家、配合正规军作战，类似于民团，董卓干的就是这个差事。据《吴书》记载，董卓干得挺不错，他领兵讨伐胡人，“大破之”，俘虏了上千人。

当时朝廷的中央军主力几乎常年在凉州一带与羌人打仗，由此造就了不少名将，东汉末期最著名的是“凉州三明”，即张奂(字然明)、皇甫规(字威明)和段颖(字纪明)，都是凉州本地人，其中张奂是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安西)人，皇甫规是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人，段颎是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民勤)人。

他们先后在凉州领兵作战，主要对手是羌人。这几个人对董卓都很熟悉，对他也相当赏识，董卓在他们的提携下在军中逐渐成长起来。

桓帝末年，董卓正式加入朝廷正规军，来到张奂手下担任军司马，这个军职的品秩是千石，当时县令的品秩是四百石或六百石，所以董卓担任的这个职务虽然算不上高级将领，但也起点不错。

他随同张奂参加了与羌人在汉阳郡的作战，打了胜仗，董卓得到了九千匹缣的赏赐，当时物价起伏很大，工资和奖金常发实物，比现金更有用，董卓得到的是一大笔奖金，但董卓身上“健侠”的一面又表现了出来，他说：“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也就是说功劳虽然是自己的，但也是大家的，于是把所有赏赐都分给了手下，自己什么都没有留。

董卓后来被提拔为西域戊己校尉，这是一个不常设的官职，负责屯卫、监护西域诸国。在军中，校尉级别较高，应该到了师长、旅长一级，可以正式进入高级将领的行列了。但董卓在这个位置上没干多久，就因为什么事被免了官。

当时段颎兼任凉州刺史，也很赏识董卓，据《吴书》记载，段颊见董卓被免官后无事可做，就把他推荐到洛阳，在司徒袁隗那里任职，董卓担任的是“司徒”。司徒是三公之一，比部长还高，可以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开府)，“司徒”是司徒府里内设部门的负责人，相当于处长。

董卓从此成了“袁氏故吏”。出身于汝南郡的袁氏一门“四世五公”，也就是先后四代人里有五个当上朝廷三公，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天下，能成为“袁氏故吏”中的一员，当时在官场上是最值得炫耀的资本。董卓从此官运亨通，先后担任了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成为省部级的地方大员。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朝廷在仓促之间组织军队讨伐，负责与冀州黄巾军作战的是刘备和公孙瓒的老师——名将卢植，在卢植指挥下，战事进展得很顺利，但卢植得罪了天子派来战地巡查的宦官，宦官回去告了他一状，结果卢植被临阵撤职治罪。

本朝重文治，朝廷里文官一大堆，能打的武将却相当有限，挑来选去，最后觉得董卓能打，就命他由河东郡太守改任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黄巾军作战。然而，董卓习惯了与羌人作战，擅长的是山地战和大兵团骑兵突击，对于平原和河网地带的攻城战不太拿手，结果一筹莫展。

情急之下，董卓向朝廷推荐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接替自己，皇甫规也担任过凉州刺史，资历比张奂还老，皇甫规提携过董卓，他的侄子皇甫嵩也很有军事才能，董卓请出老领导的侄子，结果皇甫嵩不久就把冀州黄巾军剿灭了，被升为左将军。而董卓因为作战不力而被撤职。

到了中平二年(185年)，凉州羌人发动了规模很大的叛乱，他们共立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了朝廷设置的护羌校尉冷征和金城郡太守陈懿，攻烧州郡，叛乱武装后来逐渐归到金城人边章、韩遂手中，他们聚集了数万骑兵向东发起攻击，已经打到了关中一带，这里是西汉各位皇帝陵寝所在地，朝廷一下子紧张起来。边章、韩遂等人以诛杀宦官为名，鼓动大家跟着造反。

这样，董卓又有了用武之地。朝廷派皇甫嵩领兵与边章、韩遂作战，任命董卓为中郎将，担任皇甫嵩的副手。

凶悍的凉州骑兵跟黄巾军完全不同，这一次轮到皇甫嵩找不到感觉了，他因为作战无功而被撤职，朝廷拜老将张温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作战，任命执金吾(中尉)袁滂为张温的副手，董卓被提拔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等归张温指挥，加上附近州郡的地方部队，共有十多万人，总指挥部设在美阳(今陕西武功)。

但是叛军势头很猛，战斗力强于朝廷的军队，张温等又面临作战不利的局面。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突然发生了奇异的自然现象，帮助朝廷军队反败为胜。

据《后汉书》记载，在美阳一带夜里突然“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这可能就是流星雨，其中有较大的陨石，发出的光也超乎寻常。更神奇的是，有颗巨大的陨石正好落在叛军的营区里，把营寨都照亮了，营中的驴马等动物受到惊吓嘶鸣起来。

古人不了解地震、日食、流星这些自然现象的原理，往往认为是大凶之兆，是上天的某种警示，很不吉利。边章、韩遂也这样认为，于是决定撤军。

董卓看到处于优势的一方竟然自动撤退，大喜过望，联合右扶风郡太守鲍鸿共同出击，斩首数千级，边章、韩遂退到榆中，也就是董卓的老家陇西郡一带。张温指挥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命荡寇将军周慎率三万人担任对榆中的主攻，命董卓也率三万人进讨先零部落的羌人。张温派手下的参谋(参军事)孙坚协助周慎。

孙坚即孙策和孙权的父亲，此前担任过多年的基层工作，又参与过讨伐农民起义军的战斗，战场经验丰富。

他建议周慎说：“敌人困在城里没有粮食，肯定会到外面运粮。我请求率一万人马断其粮道，将军率大军随后跟进，敌人缺少粮食必然不敢出战，最后只能撤入羌中，到那时我们并力讨伐，则凉州可定。”

可是周慎错误判断了战场形势，又不愿意分功给孙坚，执意从榆中城正面发起强攻，结果反被边章、韩遂派兵截断了葵园峡谷，把周慎的粮道断了。周慎这才慌忙，下令放弃辎重突围。

周慎突然撤军，让担任辅攻的董卓措手不及，被边章、韩遂所部羌胡兵围困在望垣以北，粮食很快吃完了，敌人围攻又急，情况十分危急。董卓从小在这里长大，对周围环境特别熟悉，这里有一条大河，也就是洮水，董卓站在河边突然来了主意，他命人在河上筑坝把水截住，形成了长达数十里的堰塞湖，对外说是要捕鱼充饥，实际把水断流后人马从坝下过河，之后突然放水，形成溃坝，冲淹下游的敌人，董卓因而解围。

此战，朝廷共有六支军队参战，其他五支都渍不成军，损失惨重，只有董卓率领的这一支全师而还(时六军上陇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他因此被朝廷封为邰乡侯，食邑一千户，所部人马屯扎于关中地区的扶风郡。

董卓为朝廷身历百战，立下赫赫战功，自己的地位也不断擢升，不久，朝廷拜他为前将军，这是前、后、左、右“四方将军”之一，仅次于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董卓进入到帝国顶级将领的行列。与同样出身于凉州的张奂、段颎、皇甫规、张温等前辈相比，董卓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张奂、皇甫规包括以后投靠了宦官的段颎在内，他们虽然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但本质上却具有士人的气质，比如张奂就是个大学者，是《尚书》研究专家，培养了两个书法家儿子——张旭和张脉，张旭更是被后世称为“草圣”。

他们这些人对朝廷都心怀敬畏，正统观念很强，朝廷让干就好好干，不让干也没有怨言。但是董卓心中朝廷的观念就淡得多，他从小没受过那么多礼教和经学的教育，经常跟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打交道，把眼前利益看得重，把名节看得很轻。

同时，经过多年与朝廷打交道，也逐渐把朝廷看透了，他明白只要你有实力，朝廷就离不了你，就得买你的账，他想尽办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手下的将校也大都跟他一样：讲义气、轻名节，只对董卓个人效忠，把朝廷的命令不太当回事。

所以张奂、张温、段颎以及皇甫氏叔侄虽然论军事才干都不输于董卓，论功绩更不比董卓差，但他们都不是军阀，而董卓是。据《三国志·孙坚传》记载，张温担任西部作战总指挥期间，董卓是他的手下，但董卓根本不买张温的账。

一次，张温拿着天子的诏书召唤董卓，董卓过了很久才慢悠悠来了，张温批评董卓，董卓是不服气，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在张温手下当参谋的孙坚看不过眼，走到张温面前对他耳语道：“董卓不知错反而态度不恭，应该治他奉诏不到罪，按军法把他斩了。

张温是个好脾气，以前陶谦在他手下也当过参谋，陶谦可不是印象中的谦谦君子，年轻时以臭脾气著称，他敢在酒桌上跟张温公开叫板，严重藐视领导，但张温最后也没能把陶谦怎么样。

张温小声对孙坚说：“董卓向来在凉州一带有威名，现在杀了他，再在西边用兵就少了依托。”孙坚见张温不敢，但他仍不放弃，又历数董卓三大罪状，让张温下决心。张温仍然不敢，对孙坚说：“你赶快下去吧，时间长了董卓会起疑心。

韩遂后来杀了边章和北宫伯玉、李文侯，吞并了他们的人马，拥兵十多万，成为凉州最大的反朝廷势力。

此时，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人马腾也迅速崛起，加上汉阳郡人王国等叛军，几路人马卷土重来，又寇掠三辅，把关中西部重镇陈仓(今陕西宝鸡)围了起来，朝廷派前将军董卓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出兵征讨，这一次朝廷军队把韩遂、马腾等部打败。

随着战功的累积，董卓的个人势力也快速膨胀，董卓不服管的问题引起了朝廷的担忧，为了解除董卓的兵权，朝廷于中平六年(189年)下诏征董卓为少府卿，这是九卿之一，正部长级，相当于皇家事务部部长，董卓哪有心思去洛阳伺候皇上，于是上书请朝廷收回成命，理由是其所部湟中义从以及秦胡兵等听说他要走，都哭着喊着不让，“牵挽臣车，使不得行”。

对于董卓的抗旨朝廷居然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又想了个主意，改任他为并州牧，让他把所领的兵交给皇甫嵩后立即赴任。

州牧位高权重，是绝对的封疆大吏，可董卓仍然没兴趣，他再次抗旨。

如果没有以后何进诛宦官、袁绍召外兵入京、洛阳大乱等事件，董卓跟朝廷迟早会摊牌，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由他整合凉州正、反两方面的各路人马，自己割据称王，当上土皇帝。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谁也无法预料，董卓在其中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最后又被掀起的大浪所吞没，并且直到他死后，由他激起的这股浪仍然久久余波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