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八年（975年）十二月，一直犹豫是否殉国的李煜终于下定了决心：奉表投降。至此，立国三十八年的南唐就此覆灭，江南丰腴之地尽为赵宋所得。
对于五代来说，南唐可不是后蜀、南汉这样的小国，是值得当一个平等对手来看待的割据政权。史书记载，南唐疆域广大：“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僣窃之地，最为强盛。”而且占据江南富饶之地，财税充足，在开国之君李昪的治理下“累岁丰稔，兵食盈积”，算是五代以来，一个极为强盛的江南大国。
换句话说，南唐虽为十国之一，但却是十国里最强的割据政权， 也是十国里唯一有资格争夺天下的政权。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政权，在后面的发展中，别说经略中原了，就连疆域也一再缩水，最终落得个亡国的境地。很显然，南唐的表现，有些对不起“十国最强国”的名号。
历来将南唐衰亡的原因归咎于第二代君主李璟身上，是他将老父亲留下的大好江山折腾了半死不活，甚至还归罪于亡国之君李煜身上。这个结论其实也没问题，毕竟这两位的确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南唐的覆灭并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君王的责任，而是从根子上就有问题，即弱武兴文，以文治国。
这听起来有些耳熟，没错，这就是后面两宋时期的样子。换句话说，南唐就是小号的两宋，南唐算是两宋的先行版。
杨行愍
南唐的前身是杨吴，奠基人是唐末枭雄杨行密。
唐末五代乱成什么样，大家都知道，完全是武将主宰天下的时代，藩镇林立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所以，每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集权，弱化藩镇的权力。但集权太狠，藩镇直接叛变，比如李存勖、石重贵，都是集权太狠，导致藩镇集体叛变亡国。不集权的话，又导致藩镇做大，最后还是要反叛，比如杨行密的儿子杨渥。
杨行密临死前，将吴王位置传给儿子杨渥，就在他把儿子喊过来的时候，淮南节度判官周隐和淮南节度副使刘威撺掇，“逼迫”杨行密将位置交给刘威。这种抢权行为，放在大一统王朝，怕不是直接被诛九族了。但这是五代，杨行密只能当没听到，只能安排身边的心腹徐温、张颢辅佐杨渥上位。
只是乱世哪有忠臣？徐温、张颢只是为了自己利益扶持杨渥罢了，杨行密一死，这二人立即变脸，培植亲信，架空杨渥。
这杨渥也算有点能力，通过一番手段，拉拢前黑云都指挥使李简，逼走刺头宣州刺史王茂章以及意图篡位的刘威，初步建立自己的威信。
站稳脚跟的杨渥理应慢慢排挤徐温、张颢的势力，比如拉一派打一派，但他一根筋地全部打压，反而促使他们的联合。
杨渥
而在内部矛盾没有解决的时候，杨渥却忙着争夺地盘，将杨家的嫡系部队都派到江西战场，而后为了游乐，修建打马球场地，将建立的护卫队迁出城外。
这么好的机会，不夺权就太对不起徐温和张颢了，二人联手软禁了杨渥，窃取实权。随后，徐温又干掉张颢，独掌江淮权柄。
徐温是靠政变上台的，威望自然难以服众，且之前擅长民政而非武事。如今占据高位，自然不能学杨渥那样作死，将嫡系部队派到外边抢地盘，然后在自己孤立无援下，被一帮野心家干掉。所以，徐温上位后的第一步，就是采取弱武兴文之策，毕竟弱武，就是等同于削弱危险。
只是强行削弱的话，必然遭到一帮野心家的集体叛变，只能采取更高明、更隐蔽的手段。
徐温的第一步就是立威，徐温刚刚上台，第一个跳出来不服的就是宣州观察使李遇。
宣州是江淮地区，仅次于扬州的第二个城市，李遇又是靠军功当上宣州观察使的，自然不服玩政治上位的徐温，当即举兵反叛，正好给徐温一个立威的机会。拿下宣州后，夷了李遇三族，威慑了几个地方上拥兵意图自立的几个藩镇。
徐温
立威有了，下一步就是制衡。
徐温这招玩得比较巧，就是借用外力以制武将，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徐温采取了东重西轻的方针，交好长江上游的马殷和北方的朱温，将精力放在体量小又没啥太大威胁的吴越。
借攻打吴越的时候，将江淮内部潜在威胁都一一拔出，尤其是威望极高的周本。
为了制衡周本，徐温提拔其部下吕师造为南面统军使，分割周本的势力，又安排降将陈璋掌管水师，控制水道，这还不够，又调柴再用、李简前往东南，和周本挤在一起。这帮人派系不同，有本土武将、有江淮武将、还有降将，让他们互相制衡。
而为了消耗他们的势力，安排他们攻打吴越，吴越也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占据一个县就能吃饱，自然吸引这帮人去进攻占据，无形间就化解了他们的威胁，况且还打击了吴越国，吴越势小，无法反击，一举多得。
天祐五年（908年）八月，周本和吕师造包围重镇苏州，但苏州异常难攻，前前后后试了多个办法，都被吴越守军击破，而在围困期间，吴越的援军赶到，里应外合，周本不敌，连夜溃逃。徐温得知后，立即亲征，尽管吴越保住了苏州，但却抵不过徐温大军，被迫求和。
周本
这一战，徐温稳住了外部，取得了威信，内部周本因战败元气大伤，轻松让徐温控制了内部。至此徐温以左、右两牙军、长江水师为他的力量基本盘，彻底坐稳了位置。
如今吴越求和，双方自然不可大战，徐温又玩了另一套手段，在自己控制的地盘立纲纪、行善政，然后鼓励藩镇控制的地方虐民。
徐温擅长民政，在位期间，提拔了如严可求、骆知详、陈彦谦等名臣，让江淮混乱窘迫的财政得到了缓解，仅仅几年，江淮内部就“人渐安堵”、“江淮称治。”而在这个基础上，徐温对内又以治身节俭为标榜，对外轻徭薄赋，注重笼络文人，一时间，深得吴人之心。只是这个善政却只限于自己能直接控制的十来个州，其他藩镇拥兵自重的地方，却没有实行。而且徐温也害怕这帮武夫有样学样，来一个爱民如子，因而故意纵容他们在藩镇内部横征暴敛。
比如庐州节度使张崇，张崇在境内作威作福，以至于庐州百姓苦不堪言，期盼张崇能被调走。但张崇为了能留在庐州，每次见徐温的时候，都是带上丰厚的财物上下打点，更对徐温诚惶诚恐，正合徐温的意，明知他为祸一方，却听之任之。而回来后，张崇又变本加厉地捞，百姓又迫于淫威，不敢口言，这样的情况，在各个藩镇屡见不鲜。
而且为了防止藩镇们借着用兵的机会拓展势力，一直不愿意拓展疆域，一心只求安内。
只是他不动兵，不代表其他人不动兵，东边和吴越安稳了，西边却闹事了。
五代十国形势图
一直以来，徐温都是重东弱西，这给了一些人的机会。
此前周本苏州兵败，盘据江西抚州的危全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联合吉州、袁州、信州、饶州五州的兵力，号称十万，进攻徐温，第一个目标就是洪州。
此前徐温就不太关注江西，毕竟江西此前就是杨渥安排刘威的地方，为了防止刘威做大，对驻军加以限制，连洪州这么重要的重镇，仅有千余人的守兵。
面对叛军，一旦洪州被拿下，那么就会将杨吴上游的鄂州和江淮本土一截两断，成为飞地。
要知道，鄂州所在的鄱阳湖平原是杨吴的立根之基，如果丢了，必然不好和杨吴内部势力交代，因而立即启用周本，但又抠抠搜搜给了七千兵马。
好在周本在象牙潭之战击溃五州联军，几乎拿下了江西全境，让徐温声望上了一个台阶。
只是尽管徐温治理下的杨吴又是恢复经济又是对外扩张的，但在徐温刻意削弱武将力量和分化中，武将们的权力越来越小，更无法一家独大。至此，杨吴开始不可阻挡地向文官政治转型。
李昪
而在这个期间，养子徐知诰却以金陵为基本盘，形成了一个势力集团，在徐温病重期间，掌握了权柄，和徐温一样，徐知诰也是一个擅长权术却不以武显的人。因而掌权后，围绕其周围的徐氏集团彻底崛起，且继续延续徐温执政时期的弱武兴文之策。除了收揽民心、宽缓刑法、推广恩信之外，徐知诰海建造延宾亭，招募四方之士，任用文人治国。且为了得到士人的支持，徐知诰又崇文重教，兴办太学、重视儒生、修建“建业书房”，征集各地图书。
而此时其他政权要么兄弟内讧、兵戎相见，要么武将掌权，积极对外扩张。这么一对比，徐知诰的杨吴，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自然得到士人的赞誉。
至于军事方面？则选择保境安民，不动兵事，有了安稳的发展环境，江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时间，人人称赞江淮“内外寝兵，耕织岁兹，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成为十国里最为富裕的政权。
而在这个基础上，徐知诰接受劝进，于天祚三年（937年）宣布称帝。一开始，定的国号为“齐”，而后和徐氏做切割，改名“李昪”，国号为“唐”，南唐由此立国。
如今南唐富强，不少大臣恃富盛的国力，上书对外用兵，但李昪不可能纵容武人借此机会对外扩张，最终威胁自己的皇位，都表示了反对。
冯延巳
比如天福七年（942年），老对手吴越遭遇洪水天灾，百姓死伤无数，内部矛盾频频，对于南唐大臣来说，就是出兵灭了吴越的好机会。但李昪却不愿出兵，甚至安排大臣送粮救援，这在五代这个互相动刀子的乱世，简直闻所未闻。以至于后来大臣冯延巳讥讽他：“烈祖戢兵，龌龊无大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
可见李昪在位期间，能不动兵就不动兵。甚至临死前还告诫儿子李璟：“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就是让他吸取杨吴二代对外频繁用兵，导致武人做大而失国的教训。
只是这样虽然可以避免内乱，守住家业，但南唐从气质上却更加文弱起来。
但李璟继位后，却不认同父亲的保守之策，再加上身边一帮文人无聊鼓噪，继位后不久就积极对外用兵。
只是南唐到了李璟时代，旧的一代能打的都已经去世，而国中无尚武之风，亦无后续人才，导致李璟想要对外征战，却没有合适的将领出征，只能任用身边的文臣。李璟时期有五位文臣，分别是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这五人号称“五鬼”，当然，并不是说他们是奸臣，只是他们以文学起家，读的都是圣贤书，偏偏又好政治，却无执政能力，将南唐政治搞得乌烟瘴气。
而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混乱的闽国。初期还是很顺利的，唯独闽国都城福州拿不下来，就威逼利诱掌握福州的李仁达，眼看李仁达不肯投降，就派冯延鲁等人出兵拿下福州，结果李仁达直接投靠吴越，里应外合，将南唐击败。南唐算是第一次在各国之间丢了脸面。而后又不服气，趁乱攻打马楚，却为别人做了嫁衣，一块地没拿到，反而被赶走。
南唐疆域图
如此一来，曾经畏惧南唐强国身份的各国，都看穿了南唐不过是外强中干罢了，就连手下败将吴越都轻蔑地称其为“金陵李璟”。至此，南唐彻底成为各国眼中的肥肉，动不动来咬一口，也就注定了南唐最后的命运。
从外表来看，南唐经济繁荣，但内部，却又造成一种武力被阉割的畸形状态。
说实话，文官政治取代武人是时代的必然，放在大一统王朝无可厚非，但南唐处于乱世，却自废武功，经济虽然强大，但国力却大打折扣。这和后来的两宋，情况也差不多。
北宋是基于五代乱世建立的政权，害怕藩镇势力做大，让自己成为第六代，只能主动阉割军事，拥抱文人治国，却矫枉过正，武德已衰，留下无数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