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少数出洋留学的武士们在不同程度地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在文久（孝明天皇年号）年间的日本，尊攘狂潮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大攘夷的方向奔泻而去。
1863年4月1日，迫于朝廷的一再催促，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在老中水野忠精、板仓胜静的陪同下，很不情愿地率3,000幕府军离开江户，沿东海道向京都进发。4月21日进入京都，宿泊在二条城。这是自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到京都的二百余年间，幕府将军首次赴京都拜见天皇。
在慰问了一通旅途劳顿辛苦之后，天皇表示无意收回将军的庶政统治权，仍一如既往地委任其掌管天下兵马大权，鼓励家茂尽征夷大将军“征夷”的职责，同时说明根据事态的变化，朝廷将向诸藩直接下达命令。
京都贺茂别雷神社
4月28日，朝廷在贺茂神社举行规模浩大的祈祷攘夷必胜的敬神仪式。贺茂神社历来是天皇祷告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显示皇恩浩荡的重要场所。然而，此次的君臣参拜贺茂神社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成为向全国展示攘夷决心和天皇尊贵的政治行动。在参拜行列的安排上，各藩大名率兵前面开道，朝堂公卿扈从天皇居中，家茂、庆喜等殿后，君臣名份明明白白，这让家茂、庆喜心中十分别扭。
通过参拜贺茂神社过了一把天皇瘾的孝明天皇，进而在5月28日行幸石清水八幡神宫。神宫主祭应神天皇、神功皇后和姬神等三神，规格仅次于伊势神宫，为国家级大神社，每年的祭祀为日本二大敕祭之一。自平安末期以后，更被尊奉为清和源氏的氏神，具有强烈的军神、武神性格。要攘夷，则必须动武。因此，孝明天皇选择石清水八幡神宫作为君臣攘夷祀神的场所并非偶然。按照预定安排，天皇准备在神前向德川庆喜亲授攘夷的节刀“鞘卷真之御剑”，以显示将军掌管天下兵马大权的源泉所在，表明武力攘夷的决心。然而，在举行参拜仪式的前一天，家茂自称患感冒发烧，无法随御驾前往，临时指定“将军后见职”（候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作为其代表出席仪式。庆喜侍行天皇至神宫山脚下时，忽称腹痛难忍，向天皇告假静养。预定下赐攘夷节刀的仪式只好取消。
虽然在玩弄小手法，假装患病以逃避再次陷入向皇威低头的窘境方面，家茂和庆喜设法挽回了一些面子。但是，在确定全国攘夷日的重大问题上，家茂经不住朝廷的一再催促，只得在6月6日上奏天皇，以6月25日为全国大攘夷的行动日。6月8日，庆喜等奉命东归江户，着手废约锁港谈判的准备。9日，幕府发布文告，以6月25日为攘夷日，命诸藩大名严守领内海防，若受到外国舰队的袭击，立即将其驱逐。至此，朝廷在拒绝批准《安政五国条约》以来的政争中，占据了优势，迫使幕府表态放弃缔约开港主张，转而废约锁港。尊攘派为之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公武合体派大名沮丧失望，纷纷回藩，冷眼旁观，等待实行反击的时机。
1863年6月25日深夜，长州藩的两艘小舰“庚申”号和“癸亥”号，炮击了在下关海峡抛锚避风的美国商船“佩姆布罗克”号。毫无防备的美国商船见势不妙，忙升火加速，顺丰后水道夺路而逃。长州藩的小舰航速太慢，只得眼睁睁地听任“佩姆布罗克”号消失在黑夜中。紧接着，7月8日、11日，法国通讯舰“金香”号、荷兰军舰“麦德尤萨”号在通过下关海峡时，都遭到坛之浦等长州炮台的猛烈炮击。“麦德尤萨”号损失尤为严重，被30余发炮弹击中，主桅杆和烟囱被击毁，舰上水兵4死、5伤。
长州藩炮台
半个月内，击退击伤美、法、荷船舰的胜利，让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兴奋不已。捷报传到朝廷，尊攘派公卿也神采飞扬，通令嘉奖说：“天皇对攘夷壮举感到非常满意，切望更加努力，耀皇国之武威于海外！”【［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卷十九》）】朝廷还下令诸藩支援长州藩，以期攘夷大获全胜。捷报传到江户，幕府的反应十分冷淡，命令长州藩再勿胡乱炮击外国船，并指责长州藩无视攘夷文告中只在受到攻击时还击的要求，轻启战端，对正在进行的锁港谈判制造障碍。然而，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充耳不闻，自我陶醉于侥幸取得的胜利中，只顾蛮干不止。下关海峡炮击后，长州藩借口对岸的小仓藩执行朝廷关于支援长州的命令不力，自行派兵占领了小仓藩领地田之浦，构筑炮台，两藩关系势同水火。
未等长州尊攘派高兴多久，列强即开始采取报复行动。7月16日，美舰“怀俄明”号出现在下关海面，集中火力摧毁了龟山炮台，击沉了“庚申”号、“壬戌”号两舰，击伤“癸丑”号，将下关一带的长州守备部队打得大败，士民竞相奔逃。7月20日，焦莱斯海军少将率法国远东舰队“赛米勒米斯”号、“坦克莱德”号两艘军舰闯进下关海峡，开炮猛轰沿岸炮台，将其尽数摧毁。同时，25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接连占领了前田、坛之浦炮台群，将大炮炸毁，炮弹抛入海中。
惨风愁云笼罩长州，藩厅束手无策。藩主急招赋闲在家的高杉晋作问计。高杉晋作成竹在胸，侃侃而论道：“当今之时，食肉之士不堪用事。吾以为应招募身强力壮者，另组新军。”【［日］古川熏《高杉晋作的一生》】高杉所谓“身强力壮者”，即士农工商、神官僧侣中的武勇之人，以他们另组新军，既打破武士垄断军事的身份制限制，又广开兵源。藩主授权高杉募兵，同时通告全藩人等演习武艺，献金纳款，防备列强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7月21日，高杉将六十余名前来投军的浪士、农民、町人（商人）、僧侣组成一支新军，相对藩正规军的“正兵”之称，将这支新军称为“奇兵”。高杉自任“奇兵”队总督，又亲自制定了立志报国、赏罚分明、严肃军纪军制、和洋并用等军规。在长州豪商白石正一郎的资动下，“奇兵”队迅速壮大到以农民为主的三百人。
高杉晋作
“奇乓”队的建立，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武力倒幕斗争提供了一支生力军，而且也为建立四民皆兵的近代军队奠定了基础。继“奇兵”队之后，类似的武装集团，如萩野队、膺惩队、力士队、游击队、御盾队、集义队、鸿城队、八幡队等十支队伍，在举藩本土自卫的狂热中先后建立。诸队的总督或军监主要由尊攘派的下级武士担任，长州藩割据自立、开国倒幕的大割据政策，获得了强有力的武装支持。
下关海峡炮战一个月后，鹿儿岛湾里枪炮声又响成一片。生麦是个小村庄，位于神奈川。1862年9月14日，萨摩藩岛津久光率大队藩兵护送敕使大原重德下江户，回京都途经品川、川崎，来到生麦村。正在行进时，路遇自上海来横滨的外商理查森、自香港来的伯罗德尔夫人和居住在横滨的克拉克和马歇尔。他们对久光由四百余家臣、武士组成的庞大行列颇感兴趣，便勒马驻足围观。遭到开路的武士呵斥后，理查森等人正欲调转马头让路，不料萨摩藩士奈良原喜左卫门等数人冲出行列，挥刀便砍。理查森被当场砍下马来，克拉克和马歇尔也被刺伤，伯罗德尔夫人幸免，骑马逃回横滨。旅居横滨的外国人闻讯大怒，要求驻日公使们采取强硬行动。久光对此却不以为意，仅在事后漫不经心地报告幕府说：外国人骑马冲撞了行列，被足轻（步兵）冈野新助砍伤，冈野现下落不明。这个报告以“切舍御免”（幕府给予武士的特权，可对无礼的下人、町人、百姓自行斩杀而不受惩罚）的方式对待重大的外交事件，并虚拟了一个冈野新助来敷衍幕府。此时，攘夷狂潮正席卷日本，在萨摩武士看来，杀死个把外国人算不了什么。
生麦村入口•摄于1862年
然而，“生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863年2月，英国驻日代理公使尼尔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幕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10万英镑，并限二十日内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作为尼尔外交攻势的后盾，12艘英国军舰停泊于横滨港，摆出战斗姿态。美、法等国也纷纷向横滨调集船舰助威，同英国联合起来向幕府施加军事压力。幕府被迫接受了英国的要求，支付了包括赔偿东禅寺焚烧英国公使馆在内的11万英镑的偿金。尼尔同时向萨摩藩提出逮捕并惩办凶手，赔偿2.5万英镑的要求，萨摩藩不予理睬。
7月12日，由7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出现在鹿儿岛湾，进而深入到距市街仅12公里的儿岛郡七岛。次日，英舰驶近距市街不远的滨冲海面，成单纵列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双方就此展开关于惩办凶手和赔偿的谈判。萨摩藩代表以凶手尚未抓到，赔偿由幕府和萨摩重臣组成联合谈判团与英方交涉后解决等理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尼尔遂决心使用武力解决。
8月15日，英国舰队突袭停泊在海面的萨摩藩轮船，将“天祐”号、“白凤”号、“青鹰”号等船悉数俘获。萨摩藩海岸炮台守备队10座炮台的83门大炮一齐向英舰队开火。英舰立即发出战斗警报，以射程4,000米的安式大炮急速轰击，回击海岸炮台群，将萨摩藩炮台逐个摧毁。1/10的鹿儿岛市街被炮火击毁，火光冲天，敷设诸多近代大工业机械的集成馆也被炸毁。英国舰队也遭受巨大损失，旗舰“尤里阿斯拉”号受创，舰长约斯林战死；“伯修斯”号等6艘军舰受到程度不等的损伤。虽然萨摩藩炮台大炮射程不过1,000米，但英舰低估了对手的作战能力，距海岸过近，成了海岸炮台的靶子。一场炮战下来，英军死伤60余人。8月16日，英舰队集中火力攻击樱岛炮台后，撤往鹿儿岛湾口，进行紧急维修。17日，英舰队离开鹿儿岛湾，驶往横滨。
英舰炮击鹿儿岛•摄于1863年
萨英之战使萨摩藩武士认识到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差距，痛感应停止盲目排外攘夷，结好英国，以取得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加快军备近代化的步伐。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不再轻视对手，进而希望化敌为友，消除立足日本的一大障碍。双方产生沟通合作的愿望，和谈出现转机。1863年12月，萨英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萨方采用由支藩土佐原藩藩主岛津忠宽从幕府借款的方式，赔偿英方2.5万英镑，并向英方递交了惩处凶手的保证书。英方则答应为萨摩藩充当购买军舰中间人，萨英关系走向发展。
攘夷之战在长州和萨摩的连遭挫折，使尊攘运动失去狂热的势头，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扑。1863年8月初，尊攘派与公武合体派围绕天皇是否应攘夷亲征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较量。长州藩重臣益田弹正等人起劲游说朝廷公卿，策动天皇攘夷亲征。真木和泉等尊攘派武士也频繁与三条实美等人来往，急欲促成攘夷亲征。以中川宫朝彦亲王为首的公武合体派公卿与松平庆永等强藩大名口头上拥护攘夷，但坚决反对天皇亲征，实际上是在制造对抗，压制尊攘派的托辞。从根本上说，两派之间的攘夷亲征之争仍未脱离开国后政局纷乱的核心主题：是维护还是变革现存政治体制，即佐幕还是反幕。
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虽然是位强硬的攘夷论者，但失政多年所造成的政治软弱性，使他既无定见，也无勇气收回政治统治权来重建天皇的一统天下并果断实现王政复古。因此，他所主张的攘夷，是敦促将军挂帅，以幕府为中心，公武合体，举国一致，共御外侮。朝廷的上层公卿与天皇的主张相同。基于上述原因，当幕府对攘夷锁港阳奉阴违，态度消极时，天皇往往利用皇威，尤其利用尊攘声势向幕府施加压力；当尊攘派超出天皇容忍的范围时，又竭力将攘夷引向反幕府的轨道时，天皇则宁愿暂缓乃至放弃攘夷，而与公武合体派的幕藩领主联手，共同镇压不择手段的尊攘派。天皇的这种游移不定的政治姿态，在1863年9月下旬表现得最为充分。
1863年9月25日，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的诏书，昭告天下说：为祈愿攘夷成功，朕将行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春日大社，并作短暂停留，商讨亲征军事行动。随后，任命益田弹正、木户孝允、久坂玄瑞、真木和泉、平野国臣等尊攘派骨干人物为京都学习院御用挂，商讨攘夷事宜，还命令诸藩捐献行幸经费或藩主陪驾随行。另一方面，孝明天皇又向公武合体派核心人物中川宫朝彦亲王表态，说幕府不遵守敕旨，目前不能实行攘夷。若讨伐德川氏，势必祸及将军夫人和宫，如此则骨肉相残，对不住先帝。况且仓促举行讨伐，也因武备不足而时机尚早。他进而吐露真意说：“因此，日益逼近的御驾亲征应暂缓实行，也不能讨伐幕府。希望你体会朕之真意，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卷十九》）】对此，中川宫心领神会，立即与前关白近卫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条齐敬等人策划政变计划，并联络会津、萨摩等藩，准备用武力将以长州藩为核心的尊攘派一举逐出京都。
9月30日（旧历八月十八日）凌晨1时，政变发动。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中川宫最先入宫。近卫忠熙父子、二条齐敬等公卿以及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兼淀藩藩主稻叶正邦等随后赶到。接着，会津、萨摩、淀藩的武士趁夜色的掩护，迅速抢占了皇宫九座大门，严加守备，未获朝廷允许，不管官职高低，一律不许进宫。不久，土佐、因州、备前、阿波、米泽诸藩藩主又奉命率兵前来增援，御所俨然兵营，一派肃杀气氛。
凌晨4时，宫内警备配置完成。在内廷朝堂，中川宫等政变首脑们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定：推迟举行前任大和的攘夷亲征行幸；严禁尊攘派公卿进出宫内外或与他人接触；废除“国政参事”、“国事寄人”等官职；解除长州藩警卫堺（jiè）町门的职权，由萨摩藩取代担任等等。至此，在孝明天皇授意下，由公武合体派公卿大名策动的“八·一八”政变已大体告成。
清晨时分，得知御所四周动静的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急忙从宅邸赶至御所，想要探察究竟。行至宫门前，却发现大门紧闭，守备士兵拒不放行。文官遇到武弁，有理说不清。吃了闭门羹的公卿们或转身离去，或徜徉宫门有所期待地驻足观望。不久，大队长州兵马赶到，向堺町门开进。会津、萨摩两藩人马早已在堺町门附近部署完毕，长州兵马一到，双方立刻展开成战斗队形，严阵以待。两军士兵怒目相向，互相瞄准，气氛紧张、一触即发。
自1467年应仁之乱以来的近四百年间，京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京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生活悠闲而斯文。御所四周的武力对峙，引起了京都居民的极大恐慌，大街小巷的人们乱作一团，纷纷寻觅避难之所。消息传到内廷，孝明天皇立即敕令长州兵撤出堺町门。皇命如山，打着“尊王”旗号的长州兵不得不奉命而行，悉数撤往城北的大佛妙法院。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泽宣嘉、东久世通禧、四条隆歌、锦小路赖德、壬生基修等七名尊攘派公卿也随从前往。在大佛妙法院，尊攘派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鉴于公武合体派已控制了局势，并得到天皇的支持，以2,600余人无法与萨摩、会津、淀、土佐、米泽等十余藩的兵马对抗。退路只有一条：撤回长州，以期卷土重来。
次日上午10时，长州兵护卫着三条实美等七位尊攘派公卿，冒着风雨，沿伏见街道南下大阪，取海路返回长州。京都完全变成公武合体派的天下。
以“八·一八”政变、长州藩兵退京都为标志，尊王攘夷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在三、四个月内，尊攘运动由场面火爆的全国大攘夷而急剧地丧失在京都的政治优势，甚至被赶出京都，主要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从主观因素来说：
其一，支撑尊攘运动的理论基础过于陈腐，缺乏适应时代变迁的活力。鼓舞尊攘派舍生忘死地对外部压力作出激烈反应的信念，无非是妄信日本乃神国、神州，国质尊贵，无与伦比。对工业化的欧美诸国的实力与先进性知之甚少，甚至闭目塞听，陷入唯意志论的误区，试图以武士的蛮勇和锐利的武士刀，将接踵而至的欧美列强驱逐于国门之外，而不顾军备实力对比的悬殊。又不分青红皂白，四处树敌，自招失败。
其二，标榜“尊王”，一厢情愿地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天皇一人，作茧自缚，使自身的活动区域狭窄，几无回旋余地。尊王论的思想基础是大义名分论和国体观念，一方面能为尊攘武士提供登上政治舞台的依据，另一方面这种依据又不是无限制的，即天皇的好恶决定了尊攘派的兴衰荣辱，一旦天皇态度发生变化，局势立即急转直下。10月8日，孝明天皇召见松平容保、稻叶正邦及在京诸藩主，宣布“八·一八”政变前的各种旨意真伪“不分明”，此后的诏敕才“真正表达了联的真实意图”。换句话说，高居于尊攘武士之上的天皇可食言自肥，匍匐于皇威之下的武士丧失自主性而去留由人。
其三，除长州藩的尊攘派武士主导了全藩的政治取向外，其他各藩的实权掌握在公武合体派手中，这些藩的尊攘派往往以个人身份与长州藩取得横向联系，未形成强藩之间的联合。长州藩孤掌难鸣，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尊攘派实力较之公武合体派大为逊色。
从客观因素来说：
其一，尊攘派的挑战对象是欧美列强，其军事能力足以击败尊攘派的任何行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诸国，已非江户初期的远方来客，任由幕府锁国排挤。时代也早已不再是二百余年前的殖民探险，而是进入全球联为一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代。大势所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难以超脱于这一历史潮流之外，锁港攘夷不过是螳臂挡车的无谋之举。
其二，开国后，幕藩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而面临崩溃，却如百尺之虫，死而不僵。旧的权力框架和旧的主从关系网络，仍保持着传统的权威地位，尚有余力自上而下地控制和压抑试图自下而上地冲破幕藩体制罗网的尊攘派武士。尊攘派武士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王攘夷”、“天诛”的口号下，转向倒幕，正是冲破传统权力框架压制的逻辑结果。
“八·一八”政变前后发生的大和、生野之变，是尊攘派武士发动的倒幕前哨战。1863年9月26日（旧历八月十四日），即孝明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祈愿攘夷诏书的第二天，土佐藩的吉村寅太郎、备中藩的藤本铁石等三十余“天诛组”武士，推举公卿中山忠光为大将，离京都奔往大和。一行人满怀舍家忘死、报国举义的决心，自许为天皇行幸的先锋队，开始了倒幕军事行动。9月29日，他们突袭设在大和五条的幕府代官所，杀死代官铃木源内，宣布年贡减半，以此吸引周围农民参加暴动。“八·一八”政变后，他们引军南下，占据十津川乡，千余乡民赶来加入队伍，一时颇有声势。幕府闻讯，以彦根、纪伊藩出兵围剿。乡民四散，中山忠光率“天诛组”三十名武士欲转入河内国继续抵抗。11月6日，“天诛组”在大和国吉野郡被彦根、纪伊藩兵马包围，中山忠光在六名武士的拼死护卫下，杀开一条血路，直奔长州藩设在大阪的藩邸，其余武士被杀、被俘，大和暴动失败。
11月22日，平野国臣等拥举公卿泽宣嘉为主将，与长州藩武士野村和作、因州藩武士松田正人、但马国武士北垣晋太郎等三十余名尊攘派武士袭击并占领了但马国的生野代官所，设立指挥部，广召农兵入队。生野盛产白银，属于幕府直辖的银矿区，附近的农民对幕吏的作威作福极为不满。泽宣嘉登高一呼，立即有2,000余农民自带竹枪、火绳枪前来投军。不久，姬路、出石、丰冈等藩奉幕府之命前来镇压，暴动部队被迅速击溃。11月24日，泽宣嘉等人冲出重围，经四国逃回长州藩。平野国臣被俘，被关押在京都六角牢狱。其他武士大半被杀或自杀，前后不过三天，生野之变又以尊攘派武士的失败而告终。
从全国大攘夷到“八·一八”政变，以及大和、生野之变，不足两个月之间，尊攘运动大起大落，由盛转衰。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攻，拼命打击尊攘势力，一时间气焰嚣张。然而，尊攘派武士在痛苦的起伏消长中分化改组，更新观念，涌现出新一代人才，产生着除旧布新的希望，驾驭着日本之舟，破浪前进。
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影视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