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慈善，恐怕很多词儿就会从大家脑海里冒出来，比如富豪、做好事、回报社会、帮助人；又比如避税、基金会、财富传承、NGO；甚至于对这方面真的有点了解的同志还会想到诸如“影子内阁”、“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等词。

由此可见，慈善这个事情，因其特殊的时代性发展过程，如今已经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生态了。从某种程度来说，曾经摸着的石头在逐步变成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代里，我们或许也可以来照一下慈善这个镜子，为自己总结一点历史经验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极其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要聊慈善，美国慈善是绝对不可能绕过的。就如我们如果想谈论货币的国际化，或者叫货币的全球主导化，美元一定是绕不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样。慈善这个发源于西方，最后在美国本土上发展出如今这般极其复杂的生态，是我们不可能绕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施惠基金发布的《2020 美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来看，2019 年，美国个人捐赠、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大约 4496.4 亿美元。该年的慈善捐赠总额占当年美国 GDP 的比重是 2.09%，人均捐款金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 1.86%，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

从长期数据来看，每个国家的慈善捐赠总额占 GDP 的比重是相对固定的，比如美国在 2%左右，新加坡是 0.6-0.7%之间，中国在 0.15%左右。人均慈善捐款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相对固定，比如美国是在 1.8-2.2%之间，英国在 0.7%，日本是 0.3%，中国在 2017 年时是 0.07%，但在逐年增加。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志，请勿抱着一种数据崇拜的心态，觉得这些数据越高才越好。这些事情是需要辩证去看的，并不是什么数据我们都要去力争上游，毕竟每一个数据其构成、来源、内涵都不一样，如果这些情况搞不清楚，那么面对数据时，还是审慎一些的好。

我们抛开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比如什么富人们为了锻炼自己的孩子或者延续家族传统所以不希望给孩子留下太多遗产啦、比如什么富人们也想着有所作为和回馈社会啦、比如什么道德或者宗教的影响啦这些，我们来看看现实的情况，或许能更好理解这些数据。

近年来美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平衡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美国相关机构对教育、科学、基建、环境等等领域的预算和投入其实是逐年下滑的。这种下滑甚至到了拜登要弄个1.7 万亿的基建计划都沸沸扬扬，好像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一样。很多美国的公共部门其实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问题，这方面美国比我们的压力大得不是一点半点，只不过此前几乎没有人敢于对这些领域发声，又或者觉得这些选题没什么传播价值就不去做罢了。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现在已经事实性成为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的巨雷的美债正在与日俱增，已经突破 34 万亿的规模。

在美国疯狂举债为自身霸权保驾护航的当下，美国 24 年的军费预算是8420 亿美元，而 19 年美国慈善捐款的金额就已经有美国军费一半还多了。到了 21 年， 这个捐赠额度去到了创纪录的5166.5亿美元，这些钱都已经够乌克兰再打四年俄乌战争了。

这么多钱，又不是像直升机发钱一样把钱直接给到了美国人民手上，它总要通过各种机构和各种项目，投放到各个领域的，那么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花出去的呢？

这里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相信同志们就很容易理解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了。

2010 年的时候，美国全国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共同核心（州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终定稿，这标志着由美国各州制定自身课程标准的时代结束了。除了阿拉斯加和德州之外的其余美国 48 州都将采用并实施统一的课程标准。

这看着好像是好事吧？毕竟有点“车同轨、书同文”的味道。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只是美国政府意识到自身的体制有问题而做出的向我们的学习，那么还好说，可偏偏这个事情，是由多个基金会提倡，并由它们来给出支持去推进的。而在这其中，这项倡议最终能获得广泛的采纳，并最终得到实施，最主要是取决于盖茨基金会的努力和影响力。

也就是说，在这件事情里，盖茨基金会不管是从游说的努力方面，还是对各州、各层政府的影响力方面，都是最主要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盖茨基金会对这件事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包括此后的执行也一样。

那么可以说，作为掌管这个基金会的人，盖茨夫妇从间接上，就可以决定美国数千万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到底要学什么、如何学，以及如何考核自己学得怎样了。

这样的事情广泛地在美国的公共领域发生，除了教育，还有科研、环保、医疗、交通等诸多公共事业里，基金会的资助是除了政府之外极强的力量。而基金会的背后，无非就是大公司、大资本，以及这些力量的领头人，也就是各位巨富们。

这就直接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作为一个美国政客，如果他打算改善某个社会问题，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和方案，他只会去想办法游说亿万富翁，因为他很清楚这帮人才有能力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不再可能像过去基金会还处于卡内基、洛克菲勒这帮人创建时一样，去游说选民们。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公共事务上，富翁们的主导权借由这种所谓慈善基金的赋能，变得比选民大得多。因为选民们只有选票，可以让政客在游戏规则内坐到某个位置上，但真正能实现政客想法的现实力量，被掌握在了这些富翁手里，而实现这一切的抓手，就是他们通过慈善捐赠这个重新树立自身形象的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基金会们。

从这个切口我们看去，就很好解释两个现象。

一个是富豪们慷慨地进行慈善捐赠，看似充满了良心，可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社会责任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阶级属性的问题上，比如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缓解劳资矛盾等方面却似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做改变。

当初卡内基这个被各种歌颂的大善人，在他的时代，和所有行业领袖一样，让工人承受着艰苦、危险的工作，将他们置入当下很难想象的恶劣工作环境中，并且还会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坚决反对在他的工厂里成立工会。

在诸如他这样的一批资本家的努力下，1913到1919 年之间，美国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且当时尽管制定了 8 小时工作制，但在企业中几乎都得不到执行。随后以著名的“洛克纳诉讼案”为代表的劳资矛盾爆发，引发了数十年的持续不断的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这个过程并不温情，就如所有阶级矛盾的爆发一样，各方势力在其中博弈着，最终才在 1937 年罗斯福新政的出台而阶段性结束。

这一切历史，已经被埋没在如今的叙事中，如同当初这个时段里逐步被推向高潮的国际共运一般，成了历史的幽灵。只有在卡内基 1919 年去世前，那一份累计捐赠了 3.3 亿美元的成绩单以及这个钢铁大王成功的人生被反复赞颂。

不得不说，这个现象部分体现了所谓慈善在私有制时代的复杂性。

另一个，是如果我们纵观美国政界，很容易发现这些基金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是非常频繁的。而美国政府的高官们，与各个基金会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比如仅仅就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在历史上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美国政府里担任国务卿一职。分别是杜鲁门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腊斯克（Dean Rusk）、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杜勒斯、卡特政府时期的塞勒斯·万斯。

这也是为什么基金会被称为“影子内阁”的原因所在。

这两个现象，如果我们理解前面提到的所谓慈善捐赠带来的现实情况，以及其规模，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其中的逻辑。

这些富人们所谓的对社会责任，为什么不愿意体现在自己的公司里，为什么不舍得通过提升自己工人福利的方式来完成社会责任的承担呢？因为这直接影响的是自己的收益。

而如果是通过剥削工人形成的剩余积累，再将其以捐赠等方式放到基金会里，既可以避税，又可以继续控制这笔钱，还可以因为这笔钱的使用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更不会因为给哪些泥腿子太多钱而导致他们有底气不让自己剥削了，真所谓一举多得。

更进一步，美国曾经的政府被戏称为“富人俱乐部”，后来尽管有所改善，也无非是从“富人俱乐部”变成“资本代言人俱乐部”而已，形式上更好糊弄人罢了，本质没有变化。那么如何维持这样的政商结构呢？自然是与时俱进了。既然“富人俱乐部”的方式已经不受欢迎，大家都好像不是很喜欢了，那么搞点别的手段，比如慈善基金会来绕个弯，继续保持就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慈善更像是维持美国新时代政商结构的抓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政界的人士和基金会有着如今紧密的关系了。

不过作为富人的游戏，慈善基金会确实也对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在诸如青霉素的发明，对钩虫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小帮助。又比如世卫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与盖茨基金会合作下，共同创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确实也在做着给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接种疫苗的事情，截至 2019 年，该组织就给超过 7.6 亿名儿童接种了疫苗。

抛开这些对医学、生物（比如病毒）、农业、科研等方面的资助其背后更底层的逻辑还是为了最终的成果可以获利，以及部分诸如疫苗的阴谋论，这些行为从客观上推动了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一如资本自身所拥有的文明作用一般，是我们需要辩证看待的。

只不过如果真的客观，我们也必须指出，这种慈善的方式并不是一种称得上多好的方式，它背后的问题重重，它的底层逻辑充满了私有制的残酷。在未来，我们必然需要更优越的方式去取代它。这方面其实我国已经做了不少尝试，而且效果其实会更好，只是基于话语权的问题得不到讲述罢了。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更系统地为同志们讲解吧。

好了，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我们是域外编撰者，一群以笔撰商史的人。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多多关注，也希望大家能长按点赞，多多转发、收藏和留言，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