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思想植根于礼乐文化，随着礼乐文化在西周的成型，礼乐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思想。儒家主张以礼去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地位，用乐去感化人心，改造社会风气。

汉初，高祖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决定恢复礼仪秩序，于是命叔孙通与儒生一起制礼作乐，这是基于制度之上的作为。思想上，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盛行，但经过高祖一世证明“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并不适合再继续发展下去。

到汉文帝即位，贾谊因其博通古今、极富才华得到文帝的重用，官拜博士。贾谊做为西汉初期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礼乐观。他提出民乃万世之本，主张大兴礼乐，用礼乐去规范制度，以礼乐治国。

1、礼治思想

贾谊礼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加强皇权统治，维护社会秩序。通过礼来建立等级秩序，上行下效，形成社会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稳定，天下安定的状态。

贾谊的礼治思想中还融入了民本思想，他主张国家的政治应该以民为本，这正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继承。“故国以民为存亡”，人民是国家的命脉，人民决定了国家的存亡，这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同样的道理。可以见得，贾谊的这一观点非常具有远瞻性，直到今天也十分的受用。

2、乐教思想

贾谊的乐教思想也体现在其著作《新书》中，他把乐制看的很重要，而且十分肯定孔子的观点。孔子认为乐制与礼制是一体的，更与国家体制息息相关。

孔子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所谓“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孔子把乐看做是人生修养的最后阶段，可见乐教的重要性。同样，贾谊也十分肯定音乐的教育作用。

音乐具有教化作用。正所谓“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修治礼乐，能够教化人民，改进社会风气，端正自身，这也是礼乐教化的基本意义所在。

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因为《书》是记录德的；《诗》是认识德的；《易》是占验德的；《春秋》是编录与德有关的事件的；《礼》是实践德的；《乐》是表现德的快乐的，按照“六艺”学习，能更好的修习自身的德行和教养。这是贾谊对六部儒家经典的理解。

天子的老师以六经教导天子，以《春秋》劝导思想、以《诗经》培养志向、以《乐经》调理内在之气，这就是以儒家经典为理论文本，让天子去学习圣人的德行的体现，可见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基于儒家学说之上的，是对儒家学说的阐释和继承。

贾谊主张音乐教育要从早期抓起，他所说的早期是从胎儿时期，这跟现代教育所倡导的胎教、早教相符合。贾谊认为胎教对人的成长来说十分的重要。

古时候的胎教，王后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要搬到侧室居住，乐师拿着铜律管站在房门左边。在三个月的期间内，王后要求欣赏的音乐如果是不合礼仪的雅乐，乐师就不会按照王后的要求演奏乐器。太子出生时，乐师会随着太子的哭声吹奏铜管，吹出某种音律。

贾谊教导太子在不同场合的用乐，朋友来时，歌舞表演的人不同时进来。大臣禀报国事，戏子侏儒和歌舞表演的人不能在场。左右在君主身旁不能演奏音乐，君主享用雅乐时，朋友和大臣可以在身旁；享用燕乐时，左右和侍御可以在一旁，君主进入后宫享受杂耍娱乐时，厮役可以跟随。可见用乐的规定也十分严格。

由上所述，贾谊的乐教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他认为音乐具有教化作用，能够驱除人体内的污浊之气，端正人的身行，他还提倡音乐教育要从胎儿时期就开始实行，实际是为了创造先天环境，通过先天环境去影响后天成长。

明显可见的一点是贾谊的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天子展开的，实际还是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并没有下行到百姓阶层。由此可见，贾谊的乐教中早教思想虽然很超前，但还是具有一定的阶级限制。

上文提到，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到汉武帝即位，汉初的政治思想发展之势已经无法满足汉武帝加强皇权统治建设的需要，于是“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武帝下令让贤良之士与之对策，其中董仲舒的策论令汉武帝十分受用。

董仲舒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提倡政治和思想上的大一统，造就了儒家思想文化独尊的局面。可见，董仲舒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董仲舒认为：“仁义礼乐皆其具也”③仁、义、礼、乐都是用来治理国家的工具，要用仁义来教育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乐来感化人民，这正是儒家礼乐思想的继承。董仲舒的礼乐思想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可窥之一二。

1、礼乐之根本

何为乐的本质？《汉书·董仲舒传》载：“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这是董仲舒对乐的看法，君王功成名就之后作乐以显示自己的德行，乐即声音是从和谐中产生的，以感情为依据，反映于人体之外，深藏在骨髓。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同贾谊一样，董仲舒的礼乐思想也是以儒家“六艺”为依托，《玉杯第二》载：“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人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这句话是对六艺整体功能的概括，君子知道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所以用“六艺”培养人的德行。

从礼乐的本质和礼乐的表象来看，董仲舒的礼乐观之根本就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继承。与前人所不同的是，董仲舒的礼乐思想进一步与政治相结合为皇权服务，而皇权又为天道所授，发展成一种相互制约的体系。

2、礼乐之发展

董仲舒认为《春秋》所推崇的治国的原则就是遵从天命，效仿古代。这实质上是包含了他对于礼乐治国的肯定，人即使有灵敏的耳朵，不吹六律，也不能确定五音；即使很聪明，不察看先王的行事标准和言论，也无法治理天下。

六律五音即是乐，先王的行事标准即为礼，学习流传下来的礼和乐，这就是治国之道，“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就是这个道理。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故春秋受命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春秋》是受天命而著，所以它顺应天道，而顺应天道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也就是形成制度以区分尊卑。

衣服制度代表了礼，不同身份的人穿的服饰有不同的规定这就是礼的体现。礼物的不同规格代表了礼，身份尊卑的不同很明确的规定了礼物的等级，不可僭越，因此这就是礼的所在，是国家制度的一种。

祭祀仪式代表了礼，董仲舒认为郊祭之礼是古人所传承下来的十分重要的典章制度。国君是天之子，举行郊祭是对上天的敬畏，如此才能得天庇佑，求得和平。

3、礼乐之教化

礼乐具有教化作用。《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了汉武帝策问道，圣明的君主死后，国势衰微，如何能使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政治开明，四海安宁。董仲舒答道：“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虽然圣明的君主已经死了，但他的子孙后代能够安宁数百年，都是因为礼乐教化的缘故。乐能够改变民风，感化人民。所谓“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西汉晚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汉元帝即位之后，中央集权统治开始衰败，至汉成帝时期阶级斗争越演越烈。

刘向活跃于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期，他十分肯定礼乐的教化作用，曾向汉成帝进言：“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他认为应当兴建学校，建立礼乐，以雅颂之声和礼仪来教化天下。想要天下太平就要用礼乐来引导百姓。

1、礼的表现

《修文》一篇中提到了众多礼仪制度，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伦理制度，一是国家典章制度。

社会伦理制度涉及了冠礼、执贽礼、迎亲礼、丧礼等内容。加冠礼一则中，刘向认为行加冠礼是人成年的标志，行礼可以起到约束自我，坚定心志的作用。

国家典章制度涉及了射礼、巡狩礼、设寝礼、祭祀礼等礼仪制度。，是以一种明确的礼仪法则去约束人的活动，尤其是对上位者的约束，做为国家典章制度的礼是以法令来体现的，是必须要遵守的，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方式即明文法规。

2、乐的表现

乐情和人情是相互影响的，音乐本身所具有的情感性，作用到人的身上，能使人的心情沉浸在音乐中随乐而动；而人的不同情感也影响了音乐的乐情，不同的心情能造出富含不同情感的乐，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闭环结构。

因此古代的君王都是根据人情去制定音乐，然后让音乐反作用于人，用乐影响人调节人的心性，从而达到统一民心改善社会风气的效果。

乐受人情的影响而又反作用于人情，因此君主根据人情来制定音乐进而去教化人民。而乐又承载着德，圣人的德行能够通过音乐来传递给臣民，臣民根据音乐来端正自身德行，以此达到教化的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乐的社会功能就是教化。

3、礼乐的社会功能

儒家认为由于音乐的社会道德教化作用，使其进一步为政治而服务，而刘向提出礼乐教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通过礼乐教化去改变人，人进一步去引领社会风俗，改善社会秩序，最终达到固本安邦的目的，以此来稳固刘氏江山。

但即使是在刘向如此推崇礼乐教化的状况下，由于政治腐败，外戚专权，内忧外患不断，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刘向所期望的效果，西汉也走到了末路。

小结

西汉礼乐文化呈现出由强到弱的发展趋势，但势弱不代表灭亡。因为就某一具体事物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当旧的事物形态不符合新的发展方向时势必要被取代。因此在西汉后期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多重影响下，礼乐文化的衰微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