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皇帝梦。在那个庄严隆重的登基大典上，华丽的宫灯照耀着大殿的每一个角落，丝竹乐队奏响着欢快的乐曲，整个宫廷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当司马睿接受百官朝贺的环节时，他突然表现出一种令惊讶的谦逊与包容。

他走下御座，以一种无比诚恳的态度，拉着丞相王导的手。他打算与王导一起坐着接受满朝文武的跪拜，这是对王导的极高礼遇，也是对王导的深深感激。但是，这个意外的举动却让王导感到十分意外。

王导再三推辞，他显然不想接受皇帝的这种特殊礼遇。双方拉拉扯扯三四次，僵持不下。司马睿看出了王导的尴尬，他是否会就此罢手呢？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司马睿的决定显得无比重要。他的举动是出于真心的感激，还是形势所逼？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只有司马睿自己知道。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未知数。这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正是这个历史大事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微小细节。最终，王导在司马睿的坚持下接受了这份荣誉，而司马睿也在此时此刻正式登基成为皇帝，拉开了晋朝的序幕。

在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采纳了王导的忠告，决定迁往建康，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在成功平定东吴之后，南方的士族大多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他们对西晋王朝心怀怨恨。初到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虽然身为皇族，但在当地的声望并不高，形单影只，力量薄弱。因此，南方的士族们大多采取冷漠的态度，没有归顺的意愿。

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他是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书法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先后服务于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然而，在司马睿刚到建康的一个多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士族前来拜访他。这让司马睿感到非常焦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然而，王导却在这个时候展现了他的智慧。

到了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秦准河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举行各种仪式，祭祀祖先、消灾祈福。许多南方士族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河边占了一块地方庆祝节日。这时，司马睿以一个帝王应有的气派出现在世人面前：他高高坐在华丽的肩舆之上，庞大的仪仗队整齐排列，永嘉南渡的北方士族名流在王导的带领下恭敬地骑马跟随。这一幕让江南士人们大为震惊。

纪瞻、顾荣等人见了这个阵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路边跪拜行礼。原来这一切都是王导精心策划的。他还劝说司马睿：“贺循等人都是江南当地的豪门望族，应当尽快结交以收揽人心。只要他们愿意为朝廷效力，其他士族都会望风顺附。”不久之后，各大名门、名士先后收到了司马睿的聘书，160多位才俊入朝任职，成为东晋的栋梁之材，时人称为“百六掾”。

司马睿通过这种方式，借助高官厚禄的许诺大施恩惠，迅速将南北方的士族团结在自己身边，为建立政权赢得了广泛支持。两年后，也就是建武二年(318年)，晋愍帝在匈奴汉国被杀的消息传到江东，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大兴(也称太兴)，史称晋元帝。

乌衣巷，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秦淮河上文德桥旁的南岸，地处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地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古巷。这里曾是三国时期吴国戍守石头城部乌衣营所在地，更是当时中国世家大族居住之地。永嘉南迁之后，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

乌衣巷见证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诸多事件的发生，走出了王羲之、王献之，以及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众多文化名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两大家族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连。

司马睿在建业得以立足，顺利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这得益于王导的谋略和周旋。王导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都居住在孙吴乌衣营的旧址。此时的乌衣营已改称为“乌衣巷”。王导辅助创立了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他与谢氏后裔的大诗人谢惠连、谢朓，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谢”。朱雀桥横跨秦淮河，是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据说就是谢安所建。但沧海桑田，山河巨变，这条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举足轻重的巷子在唐朝时期沦为废墟。

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的王导，是西晋光禄大夫王览之孙，他的族兄则是当时广受认可的名士领袖王衍。在少年时期，王导便展现出风姿飘逸、见识和器量远超同龄人的特质。当陈留地区的名士张公见到14岁的他时，曾惊喜地说道：“这孩子器宇不凡，完全是当宰相的料啊！”

张公的这个预言最后果然成真。但到底是张公真的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还是一时的夸奖之语，恐怕只有张公自己清楚了。在我们的历史记载中，对于有大成就的人，总是会有一些只能意会，不可言表的传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个谜团。

无论如何，王导的远见卓识是毋庸置疑的。在洞察到北方的动乱将长时间持续后，他全力以赴地辅佐他的同乡琅琊王。早在司马睿还在洛阳的时候，王导就建议司马睿尽快回到藩国，专注地在江南经营，以此为未来的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成功说服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共同支持晋元帝建立东晋后，王导被任命为丞相，掌管国家大政。他性格宽厚，谦逊有礼，以卓越的胸怀和才能协调各方矛盾，平衡不同利益，使政局保持稳定。在晚年，他对各地的公文批复通常只是简单地签字同意，并感叹道：“人们都以为我老糊涂了，开始不理政务，但后人终究会怀念我这种糊涂的。”但在仕族力量强大的当时，这恰恰是他的政治智慧的体现。

王导擅长洞察人心，鼓舞士气，他总能化解纷争，抚平沮丧，引领众人团结向前、昂首向上。南渡的士族常常在和煦的春日，齐聚建康城内临江的新亭，把酒赏花。然而，有一天，周候在一阵宁静的悲伤中突然叹息道：“江南的美景固然令人陶醉，但长江终究不是黄河，在座的我们，始终还是国破家亡的人啊！”

听罢此言，众人纷纷垂泪，心中充满了沮丧和失落。然而，王导却以他那豪迈的气魄，激昂地说：“正是因为北方已经沦亡，我们才更应当尽忠朝廷，争取早日收复故国的疆土，怎么可以像已经亡国了一样哭哭啼啼！”

他的话语如同烈火般点燃了众人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希望。众人立即止住了眼泪，面色庄重而坚定，心中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斗志。

东汉时，豪强地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强大支持和影响力，逐渐形成了几个世代的公卿家族，这些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豪门大族。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势上，都展现出了超越普通人的优越性。

进入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施改变了人才选拔的方式。这一制度由中正官负责评定人才，根据人才的优劣分为九个等级。然而，中正官在评价人才时，往往更看重家世出身，而忽视真正的品行、学识和才能。这种偏向使得九品中正制反而巩固了士族阶层的特权地位，形成了“门阀土族”。

在政治上，这些门阀士族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分享了大量的政治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重要官职，使得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少数人所掌握。在经济方面，他们占有了大量的私有土地，并且这些土地和资源被视为家族的私有财产，世代相传。依附于这些豪门的农民，不仅无需向国家纳税和服役，甚至没有在官府注册户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门阀士族凭借其强大的土地和人口资源，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实力雄厚，对国家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晋时期是士族势力发展的鼎盛时期。司马睿建立东晋的过程中，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当时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颍川庾氏、谯国恒氏、陈郡谢氏等其他门阀士族也相继掌权，形成了庾与马、恒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种皇权与名门望族联合执政的格局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庶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凭借自身的才干和努力，逐渐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权的独占地位。魏晋及南朝时期，朝代更替也是士族与庶族势力消长的一个过程。自隋唐起，门阀的衰落与庶族的兴起成为了这个时期重要的时代特征。武则天统治时期，曾编辑《姓氏录》，这更是提高了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但这些都是后话了，如果要细说，百万字也未必能说的清楚。

在永昌二年（323年），司马睿驾崩，其子司马绍顺利承袭帝位，是为晋明帝。须提及晋元帝在众多儿子中，曾一度属意司马裒，故有过更换太子的念头。幸得王导的坚定维护，司马绍才得以保住太子之位。明帝即位后，感激王导的拥立之功，对他信任有加，并继续委以朝政大权。

两年后，晋明帝猝然病逝，继位的晋成帝年幼，王导再度被委以重任，作为辅政大臣，他对皇室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成帝年幼时便对这位三朝元老怀有深深的敬意，每年正月初一丞相入朝觐见，他都会亲自起立相迎。当王导因病行动不便时，成帝甚至亲临丞相府慰问，并用车将他接到大殿。在给王导的诏书中，成帝不吝溢美之词，不用命令式的口吻而用“我诚惶诚恐地对您说”，中书省给丞相的公文则用“敬问”表示恭敬地请示。

王导为人谦逊，生活简朴，甚至在府中连足够储备的米都没有，也从未同时穿过两件帛衣。晋明帝得知这些后，便予以丰厚的赏赐，以供丞相的私人开支。王导每一次得到提拔封赏都要到司马睿陵前祭拜，对司马睿的逝世深感痛惜。自汉魏以来，百官并没有祭拜先帝陵寝的惯例，而这个传统正是从王导开始的。

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享年64岁。晋成帝下诏举国哀悼三日，并以汉代霍光的高规格礼仪予以安葬。

自王导离世后，王氏家族中的王敦开始全面执掌朝政。不仅在政治上独揽大权，他还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这一联姻使得王敦得以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一时间兵强马壮，无人能敌。朝野上下，一大半的官员都出自王家或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王家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显赫。

王家甚至称霸后宫，在南朝时期总共出了八位皇后。这种显赫的地位使得琅琊王氏的权势一度超过了皇族。民间流传着一句生动的比喻：“王与马，共天下”，形象地描绘出王氏家族的权势之大。这样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王氏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

王敦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强硬的军事手段，使得琅琊王氏在整个南朝时期都处于权力的顶峰。这不仅彰显了他们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也使他们在民间拥有了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这一时期的王氏家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和声望的家族之一。

然而，权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在风光无限的背后，王敦及其家族也开始积累种种矛盾和不满。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他们也开始逐渐丧失对全局的控制。最终，王敦的专横跋扈引发了其他家族的联合反抗，使得琅琊王氏在南朝时期的权势逐渐衰落。尽管如此，“王与马，共天下”的形象比喻仍然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记忆和独特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