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梧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说他给了国民党降日将领一张遮羞布?

霏霏说过去 2024-09-06 11:28:35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少将以上军官共300多人,但是,抗战期间降日的将军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军将官投降日伪。在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官员中 , 有中央委员二十人 ,将军以上近99人 , 这还不算各地军政长官收编并任命的武装力量(民团、地方保安部队、游击部队、土匪武装)的少将将官,因为这一部分将领,虽然身着将官服饰,佩戴少将军衔,但并未上报中央正式任命。加上这一部分将领,其降将人数远远超过三分之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政客、将军投降日寇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国民党内的一个政治人物,和一个所谓的”救国“理论。这个政治人物,就是后来在国民党内官至上将的张荫梧,这个所谓的”理论“,就是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理论。

国民党陆军上将张荫梧

对历史不太熟悉的人,往往会认为这个”曲线救国“是汪精卫提出来的,但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是张荫梧,汪精卫等汪伪高层只不过将它进一步的”理论化“了而已。那么,张荫梧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所谓的”曲线救国“理论对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张荫梧在国民党内是一个比较另类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位政客。他自奉甚简,烟酒不沾,主张节俭办军队,曾对军队实施过一系列的改革。早期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加赞赏,后期却坚决反共曾给中共制造过不少麻烦。张荫梧没投降过日伪,后期一直在反共前沿,与共产党作对。但他却提出了“曲线救国”的反动论调。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荫梧。字桐轩,河北博野人。1913年清河陆军中学毕业,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步科学习,早年与同期同学傅作义,王靖国,李服膺、楚溪春、袁庆曾等后来成为晋绥军大将的国民党将领关系密切。

张荫梧毕业后加入晋军,当时的晋军上下普遍比较封闭保守,将领多为行伍出身,张荫梧等军校生的加入,对晋军发展和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也颇为自负,做事一意孤行。在任学兵连连长时,和营长不合,竟于操场当众顶撞开来,随后即卷铺盖而走;任太原国民师范军事教官时,又因得文武兼备,加之自律较严格见知于校长赵戴文,赵称之为小关公,极力向阎锡山推荐,因此一路高升,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到1924年已经是晋军第5旅10团团长,镇守大同。他认为军人应以军队为家,因此,从不带家眷,每日凌晨即起与士兵同起出操,身穿布衣布鞋,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日坚持体格锻炼,必打八段锦和形意拳,还要写毛笔字一千字,且"从无间断",后来,升为高级将领后,也在食堂就餐,从不开小灶。

年轻时的张荫梧

1926年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发动对付冯玉祥的讨赤战役,冯玉祥下野出国后,所部为夺取一个稳定后方,以宋哲元为司令,向山西开战。国民军攻势猛烈,战斗力甚强,晋绥军虽顽强抵抗,最后仍失利溃败,旅长丰玉玺被俘,张荫梧身负重伤,但他仍率部奋战,将残部撤回大同,尔后又撤回太原,这一役,大受阎锡山青睐,随后,委任他为山西军官教导团团长,他要求严格,按实战出发,每天有升降旗仪式,以培养国家民族意识,阎锡山对他的工作深表满意,1927年3月晋军扩编,委任张荫梧为第7军副军长兼十四师长。

1926年 6月,阎锡山响应北伐,改晋军为北方国民军,张作霖大为不满,奉军派检阅使于珍到丰镇、平地泉视察部队,部署军事行动,阎锡山命张荫梧在大同将于珍及所乘火车扣下,并押往太原,于是、晋、奉公开破裂,此事成为两军开战之导火索。

阎锡山

阎锡山通电讨奉,分兵三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张荫梧任北方革命军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7军军长,率部从平绥线出击,在宣化以西怀安击退奉军高维岳部,随后在泥子河与奉军激战六昼夜,伤亡惨重,乃奉命撤至左翼阵地雁门关一带,构筑工事,凭险据守,阎锡山就在此地部署口袋阵地,以商震为总指挥,张荫梧为副总指挥,奉军兵力众多,武器精良,攻势猛烈,张荫梧部以山西自制的手榴弹和滚雷等武器奋战,终于反败为胜,击退奉军。这一战役,傅作义在涿州坚守三个月,牵制了左翼阵地的大部分奉军,后因弹尽粮绝被迫投降。为此,张荫梧讥讽傅作义,说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公开贬低傅作义,致使二人长期不合。

傅作义

1928年1月,晋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张任第三集团军第7军军长,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奉命沿京绥线两侧进攻,张荫梧以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兼五、七联合军军长率部出平型关攻击前进,进占涞源、紫荆关一线,当时右路军徐永昌所部在方顺桥地方和奉军主力张学良部苦战,冯玉祥按兵不救,张荫梧从紫荆关出击,在满城、康城地区激战两昼夜,迫使奉军放弃保定撤退。张荫梧乃兼程前进,6月8日赶到北京,在北京维持会王士珍等人的接应下,逼的先到的冯系大将韩复榘退出北京。

徐永昌

1929年6月12日,张荫梧出任北京警备司令,21日,北京改称北平,市长为冯玉祥系的何其巩,张荫梧原以为按他的功劳,北平市长非他莫属,这时又见傅作义被委为天津警备司令,与他并列,极为恼火和不满,但又无计可施。

直到第二年6月编遣会议时,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何其巩自动离职,他才出任北京市市长兼公安局长。上任后,他的老脾气又来了。严以律己的他自然看不惯官场的官僚气息,于是乃精简机构,更改"师爷、老爷"等旧称谓。作为一市之长,他不坐汽车,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公安局原本配有两顿公餐,张荫梧也一并把它取消了。

与此同时,张荫梧还缉私缉毒,先后查抄了日本人在使馆区设置的毒品加工厂,破获了东陵大盗案,严惩高利贷等。作为北平市长,官场应酬之事当然不会少,张荫梧则一概拒绝。在北平市长任内,他没有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除了阎锡山、蒋介石来北平,其他军政官员也概不迎接。

当时的张荫梧对外国人态度冷淡,尤其对日本人,更无好感。由于他概不与日本人来往,以至于日本驻北平代办官员发牢骚说:"来北平一年,连市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可以说,张荫梧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京城面貌大为改观。然而他也不得不得罪了一批人,此后政治军事生涯失意,于此不无关系。

张学良

中原大战时,晋绥军前敌总指挥傅作义指挥6个军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济南,形式一片大好。然而,本该为此高兴的张荫梧,却妒火中烧。亲笔给阎锡山去了一份密电,说张学良和张群、方本仁等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提请阎锡山关注。

阎立即派张荫梧率兵前往济南,任第3方面军第2、4路联军总指挥,意在对傅监视。傅作义当然会疑心这是阎锡山对他不信任,不免泄气,直接影响了津浦线战局。张、傅二人无法协调作战,只好兵分两路,一路由张荫梧率领第二路军向济南以东前进,攻打韩复榘;另一路由傅作义率领第四路军向南进军,攻打徐州。内争虽告解决,却严重贻误战机。 这一迟滞及分散兵力,导致了津浦线上的反蒋联军的最先失利。战后晋绥军检讨战役失败的原因,都认为张荫梧玩”阴招“是导致失败的根源。

张荫梧追击韩复榘到临淄河西岸,将王靖国军部署在右翼山区,冯鹏翥在铁路中央,李服膺在左翼开阔地带,准备迂回,第一次迂回失败,双方隔河对峙了20多天,张荫梧再次迂回成功,突入韩军后方昌乐,结果正面的韩军大乱,退往高密,在高密对战20多天,因阴雨连绵,师老兵疲,双方打成僵持。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这时蒋介石抓住战机,将主力转移到津浦线,对阎军发动总攻,结果张荫梧部被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打败,傅作义被刘峙部打败,全线失利。8月12日,阎锡山亲抵济南,召集各方将领死守,但败事已经不可避免,8月15日济南失守,阎锡山将山东境内的军队交给张荫梧,让他把部队撤退到石家庄。9月15日,张学良出兵入关,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宣告失败。

这次失败对自视甚高的张荫梧是个沉重的打击,驻军石家庄时,他就流露出解甲归田办学校的情绪,阎锡山下野后,将山西的局面交给徐永昌负责,张荫梧和李服膺公开表示不满,提出应由赵戴文和南京接触,但阎锡山的下台,即是他靠山的失去,昔日张荫梧狂傲自大,树敌过多,不仅他的提议没人赞成,连整编部队也没有他的位置,他已无法在山西立足 。

1932年初,张荫梧脱离晋军回乡,打着抗日的旗号在博野创办了一所半军事性的中学,招收热血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一年后,因热河抗战,河北成立了许多义勇军,张荫梧随即成立了保卫团,控制了博野、蠡县、安国、安平等六县,实行"自治",在博野县北杨村开办军事化的四存中学,又把河北乡村实验学校,由天津迁来,以此两校为基地组织武装,势力范围扩大到武强、定县、深泽等13个县。

杨秀峰

1935年,日军入侵山海关,在日本策动下,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国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荫梧多次到平津活动,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表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张荫梧任命留日学生、共产党员温健功为其秘书,温在张的干部短训班里公开讲《八一宣言》。

温健功

此外,还邀请中共的杨秀峰以北平名教授名义到四存做过报告。公开提倡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张荫梧的积极态势引起了阎锡山的重视,阎锡山以守土抗战的名义委任张荫梧为陆军中将,邀请他去太原筹办晋军军官教导团。张荫梧遂从自己的中学学生中选拔了近百人跟随自己去太原学习。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七七事变后,张荫梧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看中,程潜任命张荫梧为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处长兼第一战区司法监。张荫梧即将自己在太原训练的200多学员带至保定,召集旧部成立了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平津保一带的流亡学生纷纷慕名投奔,人数不久增加到千人。这些学生被编为4个大队。明末高阳县有个民族英雄孙承宗,在河北省成立"民军",坚决抵抗入侵的满清军队,最后全家被屠杀。于是,张荫梧亲自为这支队伍取名叫"河北民军"。

张荫梧的河北民军还没有来及正式成立,日军已经南下,9月保定危急,国军数十万纷纷南撤。张荫梧也带领干部养成所全体人马和自己的13县政府、警察局、保安队等2000多人南撤到河北磁县。在磁县,张荫梧将随其南撤的冀中各县保安队改编为一个团,团长张超。原干部养成所4个大队不变,同时以河北民训处名义,收容溃散的国军散兵和各地乡勇。一周后宣布正式成立"河北民军"。

不久日军进抵磁县,张荫梧即带领人马沿太行山进入河南林县。在林县西关,正式成立河北民军第一团,下辖3个营,每营200-300人,团长徐靖远。经阎锡山同意,河北民军第一团负责驻守林县,张荫梧本人率河北民训处和其他部队继续西去,进驻山西陵川。

张荫梧部进驻陵川后,张派遣得力助手潜入邢台、邯郸联络活动在那里的小股武装,并到郑州、武汉、西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并聘请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代表朱瑞等人做教官,讲授游击战争和抗日救国道理。到1937年10月,人马迅速增加,很快发展到万人,番号增加到五个团。

1938年初,根据程潜的命令,张荫梧正式扩编民军,确定了编制,对原有队伍进行了整顿和扩编,成立了八个民军团。与此同时,张荫梧根据第一战区命令撤消河北民训处,更名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张荫梧为总指挥,王长江、乔明礼为副总指挥,张存实为参谋长,下设九处一室一所,民军下辖4个民军区: 第一民军区 司令王长江,活动于河南林县、汤阴、淇县。第二民军区 司令乔明礼,活动于藁县、晋县。第三民军区 司令伍修宪。活动于河南清化、修武。冀西民军 司令杨秀峰,活动于邢台、内丘、临城、赞皇 。

鹿钟麟担任河北省主席后,张荫梧认为鹿钟麟没有留在河北省坚持抗战,怎么会轮到他当省主席呢!因此就一气之下跑到武汉要求见蒋介石。先后三次求见,蒋三次拒见。

于是他在盛怒之余大骂:"中国不亡,非天理也!中国若亡,非地理也!" 张荫梧正要离开武汉,忽然受到陈诚招见,张荫梧和陈诚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经陈诚引荐,蒋介石赐见十分钟。随后被委任为河北省三青团总干事长兼任民政厅长。

陈诚

张荫梧经陈诚介绍参加特务组织,是他走向顽固死硬派的一个转折点,这在他的日记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之前,在日记中不断称赞八路军纪律严明有"颜李之风"。赞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人心","顺民意","有号召力"。

在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受蒋介石赐见后,在同本日记中却说:"共产党不合国情",他下山回到河北平原计划如何反共灭共,还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心腹大患,"要加以汉奸罪名杀之!"前后判若两人。张荫梧以正统自居,否认民选的晋察冀行区政府及冀中行署,而直接向冀中各村庄派粮款。并且扬言重新"收复博野等六县失地。"他唆使驻防博野县境的张仲瀚部民军,脱离冀中军区;组织"中立会",反对中共"十大救国政策",并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趁日寇进攻冀中之机,发动了"博野十二月政变"。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

博野民军是中共帮助建立的,张仲汉和一些主要领导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员。张荫梧虽百般策动,但由于有共产党员的工作和民军官兵的爱国热忱,所以民军大部起义投入抗日行列。

张荫梧发动博野事变失败后,又策动冀中第二支队柴恩波部反共。张荫梧估计柴恩波的队伍从新镇一带拉不到冀南去,就给柴发了电报,叫他先投降日本,并美其名日:"曲线救国"。这个可耻的名词,就是张荫梧在此发明的。

柴恩波

直到 1939 年 6 月 , 八路军在歼灭河北民军的战役中缴获了 张荫梧的日记本 , 才知道有“曲线救国”这回事 ,1940 年 8 月 , 彭德怀在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演说中公开给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 , 这一汉奸理论才大白于天下。 所以一般的国民政府将领要“活学活用”的话 , 最早也要到 1939 年 6月以后才行。

张荫梧的这一理论,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亲日派、顽固派为降日反共制造了借口。”曲线救国“理论被国民党内一些亲日分子所推崇,他们认为汪精卫叛逃非降日,乃“曲线救国”,对其部队投敌说成“为保存实力施行的曲线救国”。在此汉奸理论掩饰下,从1940—1944年,国民党党政要人叛国投敌者67人,其中从候补中监执委到中央副总裁有20人;旅长以上高级将领67人,投敌军队50余万人,占伪军的62%。投降日本侵略者的伪军官和伪军,同日军一起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侵略战争效力。

汪精卫

张荫梧的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汪伪高层们在投敌之前和建立伪政权后所持的重要论调,以示他们行为选择的理由和根据,企图在舆论上展现出道德层面的所谓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情感上表达出负重忍辱的”悲壮性“和”被同情性“。

汪精卫在他的讲话中,将“曲线救国”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救国”上面,声称这是“负责任的救国”,这是它的理论端点和存在的价值起点。汪精卫称:”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空前的危难,数年以来,国难日深一日,譬化一株大树,在风雨飘摇之中,更受着斧斤的砍化,牛羊的侵嗟,树华飘零,枝柯摇动,其情状憔悴极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赴国难之责任,汪兆铭讲:“在此存亡危急的关头,兄弟所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而且要从说话、做事等各个方面,真正的为救国负起责任,不要“当和的时候,拼命的指摘和,当战的时候,拼命的指摘战”以求得“还是自己立于无过之地,横竖别人该死”,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人不说老实话,人人不负责任的结果,除了亡国,还有那一条路?”

其次,以“曲线”之方式来救国是“曲线救国”理论的核心所在。汪精卫说,救国已是共识,接下来需要论述关键问题是怎样救国?既然大家要赴国难,要为救国真正负起责任,那就不得不谨慎的选取救国的方式。目前救国的方式分为两种:要么直接的战争救国;要么曲线的忍辱救国。那哪一种方式是对救国的真正负责任呢?如果是直接的战争救国,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所以结果必然只能是“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会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好不惨烈!况且“一个弱国对于一个强国,不得己而应战,极度的牺牲,是万万不能免的”,代价岂非过大?所以这不是负责任的救国之道。

汪精卫

大汉奸汪精卫在这一理论的掩藏下,竟然声称:在敌我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通过“曲线”的方式救国,忍辱负重,减少损失,保存实力,积蓄能量,才是上策。而“曲线”方式之具体内容就是“讲和”和“反共”,通过与日本人幹旋讲和,暂时吃点亏,赢得后发之救国力量;通过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救国扫清障碍。

汪伪高层在各种场合,都以曲线救国,为自己的叛国罪行开脱:他们称:““曲线”之路为“救国”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两者统一为一个理论整体。“国家以保卫其生存独立为目的”,直接的“战”和曲线的“和”只不过是手段,“战而达此目的则战,和而达此目的则和”。目前看,曲线的“和”是国家生存独立的最佳实现手段。

张荫梧、汪精卫之流提倡的“曲线救国”,貌似有些道理,但他们所谓的“救国的行为”表明他们标榜的“救国”已经没有了底线,任意出卖国家主权和独立。实际上他们最后亦无“救国”成果,反而为救国徒增阻碍,可谓颇具讽刺意味。但在这样的所谓理论的指引下,国民党内许多政客、高级将领,纷纷用”曲线救国“这块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叛国行径。

下面是王侃、杨树标先生制作的国民党军降日将领名单:

以上表中的降日将领,不乏有是军统借此机会打入日伪军的,如:少将周篙等一批将领是奉命假降日;也有的是因蒋介石压制非嫡系部队,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而导致将领反水投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弹尽粮绝,增援无望的情况下,为保存势力被迫降日的。尽管降日的原因是多方面,但大部分降日政客和降日将领却是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叛国投敌的。因此,说张荫梧的”曲线救国“成为降日政客和降日将领身上的遮羞布,这话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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霏霏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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