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刻在华夏血脉的基因，自从秦始皇扫六合一统诸侯后，华夏文明就一直以国家的形态存在，所以演化出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大义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追求：好儿郎不把他乡当故乡，不拜苍天拜爹娘。中国人的价值观中，义在利先，而大义要高于小义。
如今华夏儿女四海为家，在海外已经有了大几千万的人口规模，几乎与法、德人口相近。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实际上，真正心向华夏之人，往往是拥有着“义在利先”价值观的“义士”。对于他们来说，民族大义就是人生最终极的使命召唤，让他们可以突破艰难险阻、抛弃高官厚禄而万里来投，并且心神无贰地尽展所长。
阴极阳生，光明源自黑暗，极致的忠良往往要经历最严苛的苦难、最摄人心魄的名利诱惑。但是华夏是一个崇尚家国“大义”的文明。大义的召唤，就是真正华夏人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为民族立功，青史留名，就是华夏人的“天堂诱惑”，这是华夏人最大的人生功德。让我们来看两个现实的例子：
林毅夫
林老的履历可不简单。
1971年林毅夫考上了台大农业工程系，台大的名声很多人都清楚，相当于北大之于中国，东大之于日本，怎么着也算是一时翘楚。
当时林毅夫上了大一以后，假期按照台湾政府的要求要去军事基地参加培训，结果没想到，二十岁不到的林毅夫做出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要当兵，希望能够转学到陆军军官学校。
台湾政府一听激动的热泪盈眶，没想到我国民党政府名声都臭成这样了，还有百姓主动报效，这是啥？这是“人性祥瑞”啊，赶快供起来。在宣传的时候，少年林毅夫也颇为上道，口口声声都是：要通过行动引起青年的共鸣，让青年人在行动上爱国报国。
事后证明，林毅夫确实爱国，没说假话，不过爱的是中国。
台湾的兵缺乏斗志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超过38度不能操练，什么射击要打遮阳伞，什么进军营还要有周末探亲假，现在的台湾基层部队早就是一门生意了。
当年台军的战斗意志也难说多强，遇到这么一个宝贝立马当成标杆，不仅被国民党当局评价为“感动台湾人物”，连蒋经国都亲自接待了他，还给他颁布了“十大杰出优秀青年奖章”，一时之间媒体宣传铺天盖地，简直成为了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小新星。
这样的人才，就应该放在刀刃上，于是国民党当局任命少年林毅夫到金门马山连当连长，这个地方可以说处于“反攻”大陆的前线，设置的大功率喇叭日夜不停。结果没想到这一无心之失造就了一段报效国家的佳话。
由于金门马山处于大陆台湾交界，不光是台湾在喊话，大陆方面也在喊话，马山距离大陆实在是太近了，都能听到大陆方面轰隆隆驶过来的火车声音。大陆根本没有台湾官方宣传的那种闭塞和落后，反而1978年大陆正式开始了改革开放，揭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那个曾经让林毅夫投笔从戎的念头再次动了起来：他渴望能让中国富强，但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大陆，深知困在台湾是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的。所以他渴望能去大陆，能在那里做出更大的贡献。
1979年27岁的林毅夫以国军连长的身份游泳两公里从金门回归到大陆，从此开启了全新的一生。
1982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86年—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历任国务院研究人员、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行长等职务，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界绕不开的人物，尤其是尤其是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更是将话题性拖到高点。
在这场辩论中其实就能管中窥豹林毅夫先生经济思维的不同之处，林毅夫先生的经济理论从不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人民经济发展需要出发。
中国做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打破西方有形无形经济、技术封锁是经济方面最大的诉求，而真正为国思量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在这一点来做文章。而笃信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教授们，纵然理论严密，学识优雅，可改变不了一个客观事实：二战以后政治上获取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并不能通过西方经济学实现经济腾飞，要么一直默默无闻贫穷下去，要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西方经济学再精巧，再优雅，它对于亟待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何意义呢？
非洲不需要反复强调非洲没有前途的经济学家，中国也不需要告诉中国谨守低端产业，不要妄想产业升级的经济学家。
欧洲人不仅一次、不止一年对我们谈非洲穷的原因，我们听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们不听了。我们知道非洲想摆脱贫穷的帽子走向繁荣富强会很难，但是我们不需要告诉非洲没有机会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就像我们反复强调的：念经是发展不了的。（中国该如何“摸着英国过河”）
在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在台湾去世，由于林毅夫仍被台湾通缉，一旦回乡就会被逮捕判刑，所以只能远程直播祭拜至亲，其悲痛之情，令天地动容。
后来，气急败坏的台湾方面，不仅不准备放过林毅夫，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在林毅夫“失踪”23年后，对其发布了通缉令。宣称要动用各种手段抓捕林毅夫，并判他死刑。
对此，林毅夫坦然地回应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愿意背负十字架。不过，我希望这一历史的不幸能早日结束。”
他这句话，还有一个深层的涵义。历史的不幸，也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不幸。他为了中华民族，而亏欠了父亲太多。自古忠孝难两全，在林毅夫的身上，这条古训再次应验。
林毅夫，就是新中国的旗帜在世界经济理论领域迎风飘扬的具象，是华夏大义的代表。他追求民族大义而来，以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向世界“翻译”了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特色的华夏唯物辩证法，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最终为民族立功，青史留名，不负华夏大丈夫之志。
梁孟松
台积电头号“叛将”，中芯国际的联合CEO，被称为芯片魔术师，常年身体力行摩尔定律。
梁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天分较高学习努力，进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进入硅谷工作，也算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典型的成长路径。毕竟那时候出于很多原因，美国还是愿意吸纳海外华人精英人才。
1992年进入台积电，2003年研发出鳍式场效应晶体管，率领台积电从180nm制程进入130nm制程。随后内部在台积电失势，虽然台积电连续突破45nm和40nm制程，但都只是别人的功劳，梁先生辞职走人，携夫人去韩国散心。
世千里马多矣，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有，则千里马可日逐一千，夜走八百。
到了韩国的梁先生被三星看重并聘用，2011年三星一举跨越到14nm制程，2014年量产成功，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是芯片业务的大幅扩张，三星的芯片代工业务规模从2009年的4亿美元在4年间扩张十倍，堪称商业奇迹。
台积电深受威胁，于是动用法律手段。于2015年逼迫梁孟松离开三星，此时梁先生的年薪已经高达40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为固定工资，其他另有提成。
此时前电子工业部副司长周子学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力邀梁先生加入中芯国际，随后中芯国际的技术发展就开始火箭式蹿升。
梁孟松入职的第一年，先帮中芯国际把28nm制程的良品率从60%提高到85%+，稳固住了钱袋子。然后继续发挥他的教育才能和技术天赋，在2019年6月让中芯跳代进入了14nm制程并量产，良品率从3%巨幅提升到95%以上，随后28nm 、4nm 、12nm 、7nm还有N+1等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5nm和3nm的8大项技术也已经有序展开。
更值得一提的是，梁先生将中芯给他的年薪一部分注入了孟宁基金（取自梁孟松和他夫人李宁男中间的一个字，2018年设立），奖励给清华、交大等十所微电子专业排名靠前的高校的优秀学生和贫困生，以追求中国人才的可持续化发展。
在梁先生曾公开发出的辞职信中梁先生自明，来到中芯国际，就是想为大陆的大陆的高端集成电路尽一份心力。
目前，中芯国际正面临着美国的种种打压，导致先进工艺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我认为，今天这个人事提案必然会关系到公司的前景。
我自从2017年11月，被董事会任命为联合首席执行官，至今已三年余，在这1000多个日子里，我几乎从未休假，甚至在2019年6月份，当我正在经历着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都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辜负过诸位对我的嘱托。
这段期间，我尽心竭力完成了从28nm到7nm，共五个世代的技术开发。这是一般公司需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成的任务。而这些成果是由我带领的2000多位工程师，日以继夜、卖命拼搏得来的。当然，董事长和诸位董事过往的信任与支持也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我来中国大陆本来就不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只是单纯的想为大陆的高端集成电路尽一份心力。目前，28nm, 14nm, 12nm, 及n+1等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也已经完成，明年四月就可以马上进入风险量产。5nm和3nm的最关键、也是最艰钜的8大项技术也已经有序展开，只待EUV光刻机的到来，就可以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目前看来，我的短期目标，似乎已经超预期、圆满的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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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抛弃了功名利禄，专门为中国来发展芯片产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华夏大义的精神，是义在利先的价值观驱使着他来做人生的决策。这就是华夏人，无论他们胸怀壮志，还是他们功成名就，只要以民族大义相邀，总会发现他们骨子里其实并不那么在乎“富贵”，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民族事业上的“功名”。这就是华夏人，遍布四海五洲的世界第一大族传承千年的信仰——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
实际上，义主权力，利主资本。察林毅夫与梁孟松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贱财而重权的。林毅夫少有大志，而台湾舞台太小，想要为中华民族立功业，台湾不是一个合适的平台，所以泅渡海峡、身负叛名也要投身大陆；梁孟松早已财富自由，他要的不是钱财，而是中国人的芯片事业不落人后，华夏民族应该配上最先进的生产力。为了大事业，必须权力在自己手中，所以他遇到夺权之举立刻据理力争。这二者，追求权力，但是他们追求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立功业，他们都舍弃了荣华富贵，并且背负叛名。这是损己以利国，他们要的是舞台，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要依靠权力资源，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民族建功。其实钱学森也是如此，他在美国缺的不是钱，缺的是权，缺的是义，这两样只有新中国能给得起。
所以欲得阴中之阳的忠良，必循大义的方向而查找之，必赋其全权以固其心，必予其建功之舞台以成其志；有此三者，其个人的利益得失、风险损失可不计也。
那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搜索、启发、培养、富集这样的忠良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我们需要下面这样的人：
林哲（野坂参三）
1892年即明治25年，野坂参三（林哲日语名）出生在日本山口县萩町(现称萩市)一个肥料商人的家庭里。
林哲从小关心政治，1910年5月，日本国内发生了镇压革命者的所谓"大逆事件"，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24人被捕，其中12人(包括幸德秋水)被刺死。这件事对林哲震动很大，促使他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开始认真研究。
二战前日本的帝国主义统治阶层对外扩张，对内盘剥，以日本纺织女工为例，当时日本工厂大量招收未成年女工，在熬夜工作（日工作14个小时）和肺结核等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很多女工都熬不过五年。
1918年，日本国内发生了全国规模的"米骚动"。事情的导火索很简单，数百名渔民的妻女包围了米店，要求又能够支付的大米果腹，这样卑微的请求都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镇压，很快米骚动开始蔓延到整个日本，最后波及到日本1000万人卷入斗争，但由于没有进步政党的领导，骚动并未演化为革命，最后斗争的成果也被顽固的帝国主义者所窃取。
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林哲偶然结缘了中国，并留下一段佳话。
1940年2月，林哲和伤愈归国的周恩来总理同行，希望转道中国在回归日本。但由于共产党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层层包围，根本无法潜回日本，林哲只好滞留在延安。
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与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林哲欣然从命。届时原来的野坂参三正式有了真正的中国名字："林哲"。
林哲在延安呆了五年，在"日本问题研究室"从事反战和反法西斯宣传，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据林哲回忆：
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
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
彼时，林哲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经历分外重要，他的工作就是现代的时政分析师，通过从前线带回来的日本报纸、杂志来判断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动向，由于这些资料在中日战场上都是军事化管制的，所以，哪怕一份报纸、一份杂志，都是浸透着情报人员的汗水乃至于鲜血。
而林哲的分析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认可，毛主席向林哲发函："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
当时林哲提议，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建校，林哲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而他熟悉日本，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所以他对日本战俘们说道，你们在日本的日子过的艰难否，大多数日俘都认为很艰难，并且大萧条后越来越难。林哲又说道，你们在日本的艰难，与中国何干？纵使侵略中国这么久，又可曾有好转？中国人没有造成日本的困难，来此侵略，冒生命危险，为权贵牟利，何其愚也。日俘遂皆拜服，不少转化为抗日战士。
毕竟，日本法西斯并不得人心，哪有逼着上战场的炮灰有忠诚的道理。经过数年有意义的工作后，抗战结束，林哲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后在日本长期从事共产主义事业，颇有建树。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相交，以义相合，即追求三观一致者。而人类大义，亦相通耳。无论何处出身，无论何种身份，三观契合，喻以大义，自可成君子之交。
林哲是日本人，所以他了解日本。但是他是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人，所以他并不认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了解日本，反对日本，这样的人，是一把最好的“诛心之剑”，它能诛灭法西斯的邪恶之心，也能把日本俘虏转化为抗日战士。能攻心，则反侧自消。攻他人之心，需自有公心，阐述人类之大义，予其相应之权力，则十室之邑，必有忠良以待。
在世界各地找到无数的“林哲”，让他们源源不断地发掘出像林毅夫和梁孟松这样的义士，那么中华复兴可得世界之力。几千万海外华人，将孕育源源不断的赤诚忠良，为中华民族之复兴建立功业。采撷此阴中之阳，炼精化气，则中国复兴可得巨大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