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注意到,有那么一些自称“研究”“国学”的人,跳出来恶毒攻击西史辨伪。其中有一位宣称要重新注释解读“六经”的“大师”,公开撰文(《“伪史论”批判——信息时代的蒙昧主义 》http://www.xinfajia.net/16070.html),以博古通今、经天纬地的姿态,给西史辨伪扣上了一顶“信息时代的蒙昧主义”帽子。这位“大师”还真是个有心人,为了反对西史辨伪,他专门耗时费钱,于2019年6月2日至6月17日去希腊学术考察了一番,回国后就炮制这个鸿篇巨制,于2019年7月8日在他自家的平台上发表。
显然,对于这“大作”,“大师”十分满意九分自得,2014年1月31日在自家平台上又发表一遍,这显然是针对2023年12月16-17日在太原举行的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了。
显然,对于西史辨伪,“大师”的全部功力,也就如此这般了。
壹我这里谈两点。
1、 没有起码的学术功底,“考察”不过是嬉戏游乐。
“大师”“大作”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小心求证”是学者的基本社会责任”。
根据这标题中的逻辑,就应该是:“大师”要想“大胆假设”“伪史论”是“蒙昧主义”,他就应该充分了解“伪史论”,“小心求证”“伪史论”的蒙昧之处,这是他在发言前所应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
他做到这一点了吗?显然没有。例如,他把“英国人来自大湘西”之类的谬论,与我等的“伪史论”扯在一起,实在可笑。其实,发表“英国人来自大湘西”之类的谬论的,恰恰是他自己的同路人。
他所谓“小心求证”,便是到希腊去溜达了一圈:
但我知道,能花费大量时间、金钱,进行这种考察的人总是少数。
2019 年6 月2 日至6 月17 日,笔者去爱琴海地区考察西方文化后,决定撰文批判“伪史论”。
接下来就指责“伪史论”是“蒙昧主义”了。
这样的观点或说法,才是典型的“蒙昧主义”。以此逻辑,西安是汉唐时代的首都,没到西安去考察半个月的人,即便是饱读诗书,也没有资格讨论汉唐史;反之,祖居西安的人该是半个汉唐史专家了,至少比没到西安考察过的读书人要有发言权。
没有起码的学术功底,别说半个月,即便是在希腊或者西安呆上一年,至多只能算是嬉戏游乐,而不是学术性的考察。
如今,国内每年到“爱琴海地区”去旅游的人很多,不同的人的收获是大不一样的。
例如,黄河清教授到爱琴海地区转了一圈,回来便写下了《河清:考察希腊观感——造假手法无底线》),前不久还出了书。
反过来的例子是,近些年,某古希腊史专家几乎每年到希腊去“考察”一次。他宣称,他在希腊亲眼目睹了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在地上拖船行走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说,如果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犁地留下的痕迹,也能完好的保留到今天;他还宣称,他在古希腊人的万人露天剧场,亲身感受到了→→放个屁,剧场的万名观众都能听清楚,因此,伯利克里的演讲、古希腊演员的台词,无须扩音器就能让几万公民听得清清楚楚。如此反智的玩意,某些人竟然津津乐道。
相信“大师”也“考察”过这两个古希腊名胜之地,同样得出了与那位古希腊史专家一样的“学术成果”。
“大师”在亲身“考察”了如此等等反常识的古希腊“遗址”,和崭新的“古希腊文物”之后,不过是引用一些洋专家的话来说事,如同引用骗子的话证明骗子不是骗子,毫无意义。
2、忘记学术常识,读洋书再多也是白搭。
“大师”“大作”的第三、第四小标题分别是“古希腊不缺乏书写材料”、“圣贤经典化为灰”。
其实,这也是个学术常识问题:在讨论古希腊是否有书写材料和圣贤经典之前,必须讨论清楚古希腊是否存在通用文字的问题。
据现行西方史叙事,古希腊人是一个多种族的群体。早期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北非、西亚的移民,被称之为“皮拉斯基人”;而操希腊语的希腊人是大约自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千余年间,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分批南下的欧洲人。
古希腊人是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的移民,散居于希腊半岛的崇山峻岭之中,必然会存在无数种天差地别、语系不同、相互间无法交流的语言(不是方言)。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形成统一的古希腊文字的前提,是诞生古希腊的通用语言,统一语音。仅统一语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统一语义之后,才能形成统一的文字。
只有通过中央政府强制颁布、执行统一语音、语义的词典,并经过持久的教育培训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统一的语言文字。
然而,古希腊没有中央政府,一片散沙;同时,各城邦在环地中海、环黑海地区建立殖民地,让语音、语义持续变化,进一步复杂化。这完全不具备制定、推广统一的语言文字的条件。
例如,雅典、斯巴达不仅是死敌,而且存在着血缘和语言文化的根本冲突。雅典人是来自北非或西亚的“皮拉斯基族”,而斯巴达人则是祖居欧洲的“希腊族”,二者的语言必然是天差地别----想象一下埃及语与德语的差别吧。
如果真的存在过古希腊文字的话,只能是同时存在不同的方言,如雅典文、斯巴达文、叙拉古文、马其顿文等。
请问“大师”:“古希腊经典”到底用什么文字写成的?《理想国》是用雅典文、斯巴达文,还是用叙拉古文、马其顿文写成的?同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作品也面临同样的疑问。
只要学习过《尔雅》、《说文》,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
历史上存在过所谓的“古希腊文”吗?
显然,抛弃了学术常识,读洋书信洋书,不仅是浪费钱财和生命,而且会被洋人戏耍而不自知,甚至进入被人卖了帮人数钱的愚痴境界。
贰对今人而言,经学和史学(仅指中国古代史),是门槛极高的学问,不是什么人都能“研究”的。滥竽充数者除外。
古代的儒生,大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拥有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能力。
以众所周知的韩愈为例,“唐宋八大家”、“诗人”、“哲学家”、“大儒”、“教育家”等头衔,都只是韩愈的业余身份。他的第一身份是一名官员。《新唐书·韩愈传》告诉我们,韩愈一辈子先后担任过二十多个职务,涉及到了各个领域:
1.学术和教育方面,从大学老师,干到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2.政治方面,干过纪检官员,当过县、州、首都的一把手,还做过皇帝的秘书(中书舍人);
3.财经方面,当过国家审计署署长(比部郎中);
4.法律方面,从地方法官干到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司的刑部侍郎);
5.军事方面,当过参谋、参谋长、国防部长(兵部侍郎)。这个特别值得一提,他在给同样是进士出身的总指挥裴度担任参谋长时,立下不小的战功。
6.人力资源方面,当过中组部部长(吏部侍郎)。
古代稍有作为的官员,大多如此。今天是负责工程建设和工业制造的工部尚书,明天调任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后天调任文教的礼部尚书,他们都能得心应手。
古代的官员,远没有当今官员滋润,他们既没有众多的秘书、助手,也没有什么智库,许多事情都得亲历亲为,没有真才实学,一天也混不下去。
传统的经学教育就是这么厉害。正经读过四书五经的人,只要知道希腊大地穷山恶水的实情,仅从土地与人口数据,他们十之八九会对“古希腊史”的低智商嗤之以鼻,当然啦,少数草包读书人除外。
在古代,一名学生如果把四书五经学好了,至少可以算半个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了。如果他对天文学有兴趣,有一些天赋,再花时间钻研一下,足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
“十三经”或“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到处是天文历算知识,如《尚书》一开篇,就谈天文历算。《尚书·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对于上面这二百来字的一段话,唐代官方教科书的注释长达近1万字,讲的全是天文学知识。
又如《朱子语类》是明清儒生必读书。稍稍浏览该书便知,朱熹与弟子们一直在讨论天文历算,包括高深的岁差问题,都属于朱熹讲授的内容。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大天文学家,十之八九原本是儒生。如大名鼎鼎的张衡、郭守敬,我们以今天的标准授予他们天文学家的称号,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地地道道的儒生。中国历史上,自汉朝以来,每一次历法修订工程的“总工程师”、“总指挥”,全部是儒生,无一例外。
没有一定的天文历算基础,不可能读懂儒家经典,永远也考不中秀才,更别提举人、进士了。例如,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3)福建乡试(即举人考试),决定考生命运的策论题就是天文历算。
当今这位“大师”自称办有“六经书院”,还是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理应对天文学不外行。
我这里请教一下“大师”:古希腊有历法吗?
顺带,我将《科学史家反“西方伪史论”?来讨论几个科学问题吧,别躲着》中提出的请教科学史家的几个天文历算的问题,也罗列出来,求教于“大师”:
1. 据现行西方史,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时候,巴比伦人就搞出了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事实上,巴比伦即当今伊拉克巴格达一带,压根儿就没有一年四季的气候(如果谁坚持这里有一年四季,请明确指出:每个季节分别是哪三个月,分别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下同,不再赘述),请问:他们是如何搞出这样的历法的?
2.据现行西方史,古埃及人天天盯着尼罗河水看呀看,竟然根据尼罗河水泛滥的周期,搞出了一年365.25天的历法。就算古代尼罗河水固定在每年的某一天泛滥(反正死无对证),请问:古埃及人是如何搞出这0.25天来的?
3. 据说,古希腊不仅有历法,而且大多数城邦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法(我不点名,请上知网查去,这就是所谓的“论文”)。最奇特的是,位于地中海气候区的古希腊,竟然也是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为证。请问:
(1)古希腊哪一个城邦拥有持续稳定且正常运行三五百年的天文台?
(2)古希腊的哪一个城邦从资金上养得起、从人才上支撑得起一座天文台?
(3)古希腊又是如何搞出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的?
4. 据说,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国在当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建都,并且在这里建了一个天文台。后来,凯撒大帝乘坐直升飞机飞过地中海,往返于罗马与亚历山大里亚两地,与埃及艳后相亲相爱并生下了娃,然后,从这里带回了一部儒略历。有趣的是,在沙漠绿洲产生的儒略历,竟然也是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请问:
(1)根据科学的“三角洲”形成的理论,尼罗河三角洲真的是二三千年一直不变吗?
(2)二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城存在吗?
(3)无论是沙漠绿洲古埃及,还是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城,又是如何搞出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的?
(4)在没有导航手段的古罗马时代,凯撒大帝是如何跨越地中海完成远征的?
5.如果上述问题解决不了,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必然是后世伪造的。至于说是真么时间伪造的,请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上述问题,一个也不可能解决得了,因为都是反科学的伪史。
6.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哥白尼(1473-1543年)靠自己独立的仰望星空,围绕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建立了自己的“宇宙体系”。问题是:
(1)哥白尼说,“土星30年绕日一周”,那么他必须观测土星60年才行,而他才活了70岁,他是如何知道这个的?
(2)哥白尼还一辈子没有见到过水星,他的宇宙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7.接下来是第谷(1546-1601)。据说,也围绕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建立了自己的“宇宙体系”。据说他在20年时间里,用肉眼在丹麦的天文台实现了对1022颗星的大小等级和运行轨迹与时间的观测记录。每7天建立一颗精确的“第谷星表”。可是:
(1) 丹麦多是阴天或雨雪天,不知他一年能观测几天?
(2)第谷仰望星空的时间还不到土星运行一周(29.5年)的时间,他是如何知道土星运行规律的?
(3) 丹麦是高纬度地区,根本看不到水星,他是如何知道天上有个水星,并且知道水星运行规律的?
8. 上述二条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么,哥白尼、第谷的故事,必然是缺乏天文学常识者虚构的。
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9. 在既没有天文台,也没有天文观测数据,没有天文学人才的情况下,1582年,罗马教廷颁布了格里历。有趣的是,此时的欧洲,已经全面普及了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知识,有莎士比亚(1564-1616)的《仲夏夜之梦》为证。请问:
(1)编制格里历的历法知识、天文学数据来自何方?
(2)欧洲的一年四季春夏秋的历法知识来自何方?
10. 据说,第谷将他的“观测数据”和天文学成果传给了开普勒,开普勒创造了三个定律,于是,超级大牛牛顿(1643-1727)横空出世了。请问:第谷传给了开普勒什么成果?
11. 1667年即中国清朝康熙六年,巴黎天文台成立,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文台。又过了好多年,这家天文台才勉强运行,才开始诞生天文观测数据。此时,牛顿已经得神经病了。即使牛顿没有得神经病,直到牛顿死去,也才有几十年的天文观测数据,得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请问:牛顿的泼天的天文学成果是基于哪来的天文观测数据?
12. 如果有兴趣,欢迎解答(点击)《20个英文单词见证了天文学的源头》中的一系列“科学史”怪相。
按照中华传统,天文历算是事关朝廷礼制的大事,位列头等也不为过。因此,办有“六经书院”,以大“六经”工程总编辑自居的“国学”“大师”必须正视,不可回避,还望尽快答疑解惑。
躲避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信息时代的蒙昧主义”,而是“古往今来的蒙昧主义”了。
对天文历算一无所知,不仅读不懂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而且连唐诗宋词、笔记小说都只能是一知半解。就这样,还要搞什么“国学”,不过是误人子弟罢了。
叁自从胡适当上“大师”,向畜生靠近的“学术”蔚然成风,中国就此进入了无德无才、只会用下三路思考问题的“大师”辈出的时代。
胡适一冷静,洋人是双亲;胡适一思考,裤裆就大闹。
胡适一发言,狂犬吠苍天;胡适一成文,就是挖祖坟。
胡适一碰哲学,就再难见到真懂经学的人,阿猫阿狗也能登台胡侃儒道佛了。
胡适一碰史学,就连没读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人,也登台讲汉朝史、三国史了,而且还写起了中外比较的“中国史”(点击参阅《骇人听闻的著名的“文史学家”--奇特的风景线》)。
胡适一碰诗,“诗人”就成“丢人”的代名词了,在曾经诞生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中华,不仅屎尿入诗,而且“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为名诗了。
胡适的“大师”地位稳固后,吃喝嫖赌、骂祖宗、恨祖国、跪洋人就成了“大师”的标配。
在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只会用下三路思考问题的“大师”们的鼓捣下,靠出土五千年不烂的土坯砖弄出来的“两河文明”、靠从五百年前还是海面的地方出土的二千年前的石碑弄出来的“古埃及文明”、靠从火星进口粮食的荒山野岭弄出来的“古希腊文明”、靠通过航空母舰、直升飞机统治地中海沿岸地区弄出来的“古罗马文明”,在拥有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的中华大地横冲直撞,大有所向披靡之势。
胡适之流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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