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义和团的这些社会渣滓们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说法，几乎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

说清朝闭关锁国，纯属颠倒黑白。

先说政治上、科技上。

清朝政府一直聘请欧洲的洋人在朝为官，而且是负责科技工作的高级官员。《清史稿·职官二》：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从清朝入主中原开始，国家天文台基本由西洋传教士把握着，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传教士一直担任天文台的最高长官。

这，足够开放的了吧！开放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的天文学，被洋大人彻底玩废了。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清朝军备废弛，有国无防。

英国人敢于发动鸦片战争，还有一个秘密原因：长期在中国任职的洋教士，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

子曰：有文治者，必有武备。开口闭口谈经济、贸易的人，必须牢记一点：西洋人从来就是仗剑经商----打得赢就抢，打不过才坐下来谈生意。嗯，漂亮一点的说法就是：商业跟着国旗走。

清朝不仅没有闭关锁国，反而近乎：开门揖盗！

再说经济上。

这里只谈海上贸易。

清朝初年，因为战争需要，闭关二三十年。平定台湾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可以说，清朝几乎开放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对外贸易。

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其中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他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因此，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主要是在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的。

所谓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企业。

有人要说十三行“垄断”了。

说到垄断，十三行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垄断二字！当时，根据英国法律，全英国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国做生意，必须而且唯有找英国“东印度公司”，别无分店。

也可以说“十三行”腐败。

说到腐败，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才够格称腐败二字！一个繁荣的印度次大陆，任其肆意搜刮、抢劫，竟然连年亏损；公司连年亏损，股东们依然连年索要巨额分红。尽管英国政府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国独立的乱子，但是这家海盗公司依旧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

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正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太垄断、太腐败，才有了美国独立。

这里只谈贸易。

随便百度便知，1840年，中国的GDP，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比当今的美国牛得多！当时的英国，尽管霸占有庞大的殖民地，却仍然不如中国。

几年前，本人参观了广州的十三行博物馆，拍了一些照片。

这是广州出口的 一组数据------“闭关锁国”的中国，出口竟然如此了得，持续增长：

请在大脑里安装一点逻辑，思考这个么问题：既然是“闭关锁国”，那么，中国的如此吓人的出口，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同样是在广州的十三行博物馆里。

中国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当时，中国 出口的，还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奢侈品：

中国进口的，又是什么呢？

中国出口的是工业制品、奢侈品；进口的是金银、原材料。

换句话说，西方人是用金银和原材料，换取中国的工业制品和奢侈品。

大跌眼镜吧！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这一句话：“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造成了洋货在国内市场销路举步维艰”----这话，足以侮辱人类世界的一切逻辑----洋货在中国没有销路，是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这，就是当今学术界的奇特理论、奇特的学术现象：中国如果有什么比洋人强，中国就要进行深入检讨：中国到底是在哪儿犯了错。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的中国，如何能够 大量出口 纺织品、瓷器 等工业品和奢侈品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今天，有一种先进的产业发展模式，叫做“完全工业产业链”------不需要“进口”、自给自足生产、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应该挨一场鸦片战争？

据洋大人说，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于亚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就占了三个（北京、广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国就更不得了了。

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中国，如何会有这么多的大城市呢？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没人解释！没人解释！没人解释！

平心而论，洋大人撰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比国内专家们要实在得多，因为洋大人承认：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欧美的产品，毫无竞争力！

总之，号称“纺织业”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即便是纺织品也干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就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赤字，从没占过便宜。

正经生意做不过中国，于是，英国人搬出了他们第一个秘密武器---高科技产品：毒品。

当时，在中国面前，真正能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大概就是鸦片了。

《清史稿》：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於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炮械毕具。……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於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於是请禁者纷起。”

中国政府严禁毒品，英国人便武装走私毒品。

于是，有了林则徐虎门销烟；接下来，就有了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因为“贸易”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人坚决要向中国贩毒，中国坚决要禁毒，为此，双方打了一仗。中国打败了，于是，英国人在中国展开了毒品的自由贸易。

关于引发鸦片战争的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冲突。

确实，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说“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赞同的。

毫无疑问，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打的，和英国用武力征服并全面占领印度次大陆一样。

不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西方人睡得着觉么！

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20世纪初，英国拥有殖民地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5，世界人口的1/4，变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国。

由于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义和团，所以，中国没有成为印度，没有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关于“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 徐先生罗列出来了“西方国家主权的观念”、“ 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英国工业的扩张”、“自由贸易思想”这些个洋概念，尽管在书中并未进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对当今 “研究”鸦片战争的某些专家影响极大。

遗憾的是，根据徐先生的这部书提供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个概念，统统不成立。

1、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吗？

有专家一再强调，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了，产品堆积如山，急需拓展中国市场，所以，为了“自由贸易”，向中国开炮了。

果真如此吗？

号称工业领先全球的英国，面对中国市场，除了黄金白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

从英国开往中国的商船上，装载的不是黄金，就是白银。

从中国开往英国的商船上，装载的全是中国产品。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纪时广州贸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于中国，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外国产品，而西洋商人则购买了大量的茶、丝和大黄。外国船舶必须带着银锭来买中国产品；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伦敦出发时，其货物中经常有90%是银锭。”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中国一边。外国商人前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他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工业产品无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对英王乔治三世所称的那样：“天朝无所不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

所以，与中国“自由贸易”的结果，英国一直是：亏亏亏、赤字赤字还是赤字！

过度地夸耀英国的“工业革命”，确实太不靠谱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工业化”的英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商品不断减少，而中国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1840年为52.4万英镑，1842年为96.9万英镑，1843年为145.6万英镑，1844年为230万英镑，1845年为239万英镑。由于输入中国的工业品基本无销路，1846年之后，送来的英国商品逐步减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万～170万英镑。

对比鲜明的是，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1850年为584万英镑，1854年更是突破千万英镑。1864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出超地位。

作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在“自由贸易”中，是用什么战胜中国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业品----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从1775年到1795年，东印度公司输入到中国的货物和银锭达3156万两，而从中国出口的货物达5660万两。这2510万两逆差，部分由港脚贸易和私人贸易得到弥补，他们获得较多的顺差。”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在1832年为1000万卢比，1837年为2000万卢比，1838年为3000万卢比。得自鸦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间，占该公司在印度财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间占9%，19世纪50年代占12%，总额几达400万英镑。……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他们将承受严重的贸易逆差；鸦片已成为一帖医治英国贸易萧条的灵丹妙药。”

2、英国真的是“重商”、“自由贸易”吗？

（1）是否重商，口头的不算数。政府主动降低商税，才有意义。如果商税税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国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时的英国，商税税率之高，全球第一！如果排前十名，那么，剩下的九名，全部在欧洲。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成三大类：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正规的关税是相当低的，约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间，但海关官吏经常索取一倍于此的钱财，勒索高达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见。这些费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这就是说，中国海关的关税，大约在2%----4%之间。即便是充分考虑所谓的腐败问题，撑破天，也就是：6%----12%之间。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东印度公司在1800年输入了2330万磅茶叶，而在1808年以后，英国年均茶叶进口达2600万磅，是其他各国茶叶进口总量的一倍。此时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习惯，……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也提高了----惊人地高达100%，这么高的税率足以鼓励茶商从大陆（特别是荷兰）走私了，据称走私数额每年在700万磅左右。最后，在1784年，《减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结束了有利可图的茶叶走私。即使如此，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

税率100%！这是中国的多少倍？

对商人如此横征暴敛，也叫重商？应该是对商业的“重伤”啊！

（2）是否玩自由贸易，口头的不算数，更别拿亚当·斯密来吓唬人。一切看实际行动，主要看三点：

第一，政府不干预、不参与、当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动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开放；

第三，和和气气做生意，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与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成为行（是洋行的变音）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

这就是说，清朝政府将政治与商业活动严格分开，禁止政府参与任何国际贸易活动；一切商业活动交给企业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英国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在1830年和1832年汇报称“放弃像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鸦片垄断这样重要的收入来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灵顿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这是不足为怪的。”

瞧，英国的各种官方力量，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直接干预商业活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伦敦出发，……马戛尔尼受命尽一切可能收集有关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哲学等情报，此外还应达到六项具体的目标：1、要求中国在茶叶和生丝产地及毛纺织品消费区域，割让一至两块土地，使英国商人可在那里居住，并可以实行英国的司法管辖权。2、谈判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尽可能地把贸易扩展到整个中国。……（到北京后）马戛尔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送了一份照会，请求：……5、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转运税，或至少将税率降低至1782年关税的水平。”

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割让土地给英国，让英国商人在中国大地上建一个独立王国！

英国自己的商税高的吓死人，却派遣使团到中国，要求中国对英国商人免税、减税！

这，是“自由贸易”吗？这叫法制精神？

3、英国真的商业发达、制度先进吗？

商业是否真的发达，口头的不算数，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业企业，才是真的。

当时的中国商业水平如何？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处在社会阶层的底层，所谓的“商”不仅包括富裕的垄断商人，也包括小店铺主和店员及学徒。一些控制了全国茶叶和丝绸经销的大茶丝商非常富有。扬州的盐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华而闻名遐迩，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总利润估计约2.5亿两。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称，比如广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时已集聚了2600万洋银的财富，据马士（H.B.Morse）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但总的来说，商业活动被认为没有士绅那样的体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对利润的追求颇有不满，这样一种态度遏制了商业的发展。”

原来啊，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资产，属于中国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伍浩官！而在中国的扬州，还有一批比伍浩官更富有的大商人。

徐中约说，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幸亏中国轻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则，中国商人岂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与中国打交道、英国商业的代表、“股份制企业”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七章：

“英国的商务在所有西方国家的商务中独占鳌头，而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把持……

另一类私人贸易则发端于公司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公司船舶的高级船员夹带一定数量的黄金和货物，目的是贴补他们微薄的薪水----船长的月薪仅为10英镑，大副月薪为5英镑。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吨位的船舶的船长准许夹带13吨的私人货物。事实上，公司认为如果高级船员带了一部分私人货物上船，他们将会更卖力地保证航行的速度和质量。

此外，公司也认识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来杜绝夹带私货是不可能的，与其禁止还不如加以规范化。除了这类私人贸易外，东印度公司还允许派驻广州的低级大班从事私人贸易，以补偿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间，这种私人贸易约占公司在广州贸易总额的15%，但进入19世纪后却突飞猛进地增长了。”

原来，英国的垄断企业----东印度公司是一个穷庙富方丈的“公司”，职员们一个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长、大副，都夹带N多的私货，忙自己的生意；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代表们，一个个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发了财，而东印度公司却完蛋了。

尽管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并且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的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照样天天亏损，最后彻底破产了。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条约。

直接结果有三：

首先是中国大量财富被直接抢劫，《清史稿》：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自此，“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将千年积累送给洋人之后，再举国为洋大人打工，终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是，鸦片交易合法化。这姑且不论。

第三，精神鸦片---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角落。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同治、光绪年间，由于西方传教士、中国教徒的作恶多端，在全国各地，引发了源源不断、此起彼伏的教案。

传播基督教，是西方列强用以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包括传教士和教民的恶行，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

据《清史稿》：

同治元年（1862年）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法使照会，田兴恕虐害教民，……命劳崇光赴黔察办田兴恕杀教民案。……法使以教士被戕，责田兴恕抵偿，不许。”

同治二年(1863年)

“谕阻法教士入藏传教。”

同治四年（1865年）

（三月）“以田兴恕玩视军务，惨杀教民，遣戍新疆。”

（七月）“谕禁法教士干预军事。”

（八月）“谕崇实等查办酉阳教案。”

同治八年(1869年)

（十月）“法使罗淑亚与其水师提督以兵船赴赣、鄂、川省查教案，谕所在按约待之。”

同治九年(1870年)

（二月）“法使因教案藉兵要挟，谕各疆吏通商大臣迅结交涉事宜。”

（五月）“命崇实赴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天津人与天主教启衅，焚毁教堂，殴毙法领事。命曾国藩与崇厚会商办理。乙未，谕疆吏饬禁播谣惑众，保护通商传教各区。”

（六月）“以疏防民教启衅，褫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职，下部治罪。……命毛昶熙会同曾国藩查办教案。”

（八月）“命李鸿章会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

（九月）“谕崇实仍赴遵义办教案。甲戌，治天津民教启衅罪，张光藻、刘杰遣戍，诛逞凶杀害之犯十五人。”

光绪二年(1876年)

（九月）“以四川州县民、教讼阋，谕魁玉等持平讯断。”

（十二月）“命督抚严查州县，毋匿灾，各省民、教案持平审理。”

光绪十七年（1891年）

（五月）总署以各省教案迭出，请饬办。谕曰：“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商民教士，各省当力卫其身家。乃者焚毁教堂，同时并起。显有匪徒布谣生事，各督抚其缉治之，俾勿有所扰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八月）“四川总督刘秉璋以不能保护教堂褫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十月）“曹州匪戕害德国教士，命李秉衡察勘之。戊寅，德以兵轮入胶澳。”

（十二月）“诏各省保护教堂教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闰三月）“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贤像，下总署察问。……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张之洞回任。”

（五月）“谕各省州县实力保护教堂。”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二月）“戊戌，胶州湾德兵藉词护教，入沂州境。命吕海寰告德国外部，止其进兵。……甲辰，德兵至兰山。丁未，陷日照城。”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正月）是月，拳匪起山东，号“义和拳会”，假仇教为名，劫杀相寻，蔓延滋害。

（六月）谕顺天府五城平粜，瘗教民暴骸。癸酉，命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募水会强壮者，编立成军，与通州、武清、东安团民驻直隶，济之饷械。发仓於通州开粜。长萃等言津通道阻，请暂停漕运，不许。乙亥，谕各省护教士回国，教民悔悟自首者许自新。……外兵袭天津，聂士成战於八里台，死之。戊子，以吕本元为直隶提督。天津陷，裕禄、宋庆、马玉昆并退守北仓。庚寅，命顾璜、张仁黼会办河南团防。下户部尚书立山於狱。辛卯，诏缉戕害德使凶犯。

（七月）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

（八月）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议和。……癸巳，诏有司劝教民安业，拳民被胁者令归农。

对上述史料，简要归纳如下：

同治四年，皇上专门发布禁止洋教士“干预军事”的“圣旨”，可见，洋教士有多么猖狂，猖狂到了怎样的程度！

教案越来越多，向全国蔓延，仅上面提到的，就有：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天津、山东。能列入本纪的，必是十分严重的大案。

洋教士的猖狂，源于西方列强动辄以武力相威胁。

列强一再将军舰开到内地，“以兵船赴赣、鄂、川省查教案”，给胡作非为的洋教士充当保护伞。

用枪炮来传教，多么恐怖的宗教活动！

在列强的武装恐吓下，朝廷一再下令：“各省州县实力保护教堂。”

在枪炮的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接受传教活动，并要求地方官员为传教活动提供保护！

在“教案”中，清廷连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官员，也保护不了。两名战功赫赫的省一级高官，因为教案被免职。

田兴恕，时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给革职发配新疆。田兴恕是左宗棠、曾国藩十分欣赏的战将，曾经击败太平天国的军神石达开。《清史稿·田兴恕传》：

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筸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筸镇标。……（咸丰）十年，……石达开由广西入贵州，连陷数县，省城大震。……时兴恕已实授提督，诏授钦差大臣，命援省城。师至，部署省防，督军赴定番迎剿，贼弃城而走。十一年，兼署巡抚。……兴恕年甫二十有四，骤膺疆寄，恃功而骄，又不谙文法，左右用事，屡被论劾，乃罢兼职，以韩超代之。同治元年，罢钦差大臣。会法国教士文乃尔传教入黔，因事龃龉，兴恕恶其倔强，杀之，坐褫职，赴四川听候查办。......寻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总督左宗棠奏请留防秦州。十二年，释归。光绪三年，卒於家。

时任四川总督刘秉璋，被免职。刘秉璋曾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中有功。更了不得的是，任浙江巡抚时，他指挥军队防守镇海，大败法军，因此被提拔为四川总督。《清史稿·刘秉璋传》：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李鸿章治兵上海，调赴营……至（光绪）九年，再起抚浙。会法越构衅，缘海戒严，秉璋躬履镇海，令缘岸筑长墙，置地雷，悉所有兵轮五艘，辅以红单师船，据险设防。十一年，法舰入蛟门，令守备吴杰轰拒之，伤其三艘。越数日，复入虎蹲山北，再败之，法将迷禄中炮死。然犹浮小舟潜窥南岸，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敌兵多赴水死。逾岁，擢四川总督。……未受代而民教相閧，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寘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秉璋遂归。三十一年，卒。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他的儿子，出生于澳门的小马礼逊，是林则徐眼里“最坏的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不仅为英军出谋划策，为英军当间谍，在英军侵略的过程中和中英谈判时，一路帮助英军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紧随马礼逊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专说山东。

关于山东义和团的大背景，《清史稿·德意志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暴徒杀德教士二人，德以兵舰入胶州湾，逼守将章高元退出炮台，占领之。德使海靖向总署要求六款：一，革巡抚李秉衡职，永不叙用；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三，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教师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四，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五，以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筑造山东全省铁道，并许开采铁道附近之矿山；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均由中国赔偿。

总署屡与折冲，始将第一款“永不叙用”四字删去；二、三两款全允；四、六两款全削除；五款许以胶州湾至济南府一段铁道由德筑造。议渐就绪，忽曹州有驱逐教师、杀害洋人之说，德使复要求租借胶州湾。

二十四年二月，总署与德使海靖另订专条三章。一章，胶州湾租界：一，湾内各岛屿及湾口与口外海面之群岛，又湾东北岸自阴岛东北角起划一线东南行至劳山湾止，湾西南岸自齐伯山岛对岸划一线西南行至笛罗山岛止，又湾内全水面以最高潮为标之地，皆为租借区域；二，租借区域，德国得行使主权、建筑炮台等事，但不得转租与他国；中国军舰商船来往，均照德国所定各国往来船舶章程一例待遇；

三，租借期限以九十九年为期，如限内还中国，则德国在胶州湾所用款项由中国偿还，另以相当地域让与德国；四，自胶州湾水面潮平点起，周围中里一百里之陆地为中立地，主权虽归中国，然中国若备屯军队，须先得德国许可，但德国军队有自由通过之权。

二章，铁道矿务办法：一，中国准德国在山东筑造自胶州湾经濰县、青州等处至济南及山东界，又自胶州湾至沂州经莱芜至济南之二铁道；二，铁道附近左右各三十里中国里内之矿产，德商有开采之权。

三章，山东全省开办各项事务：一，以后山东省内开办何项事务，或须外资，或须外料，或聘外人，德国有侭先承办之权。是为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二十四年，山东日照教案起，德人进兵据城，案结仍不退。又中国拟修天津至镇江铁路，德人阻之，并欲自修济南至沂州一段，总署不许。又要求中国借德款，用德工程师。

二十五年，山东高密民人阻德人修铁路，山东巡抚袁世凯谕解之，因立铁路章程，设华商德商胶济铁路公司，立交涉局，招股购地丈量建筑。又立胶澳交涉章程十一款：一，两国交涉案件，须两国会办；二，德人游历，须发护照；三，两国交涉事，统由交涉官商办；四，青岛租界内华洋案件，归交涉官提讯审断；

五，租界内华人牵涉德人案件，须德官会同山东交涉官审问；六，德雇用华民之案，须由德官审讯；七，华人案件，仍由华审断；八，租界外罪犯逃入青岛华民及德人住处者，分别由华官、德官提拏解交；九，华、德人在租界内外行凶，华、德兵均可拿禁解交；十，华、德官商办案件，须和衷；十一，重大案件，本省不能结者，由总署及驻京德使商办。

这，仅是一个宗教问题吗？傻瓜都能看出，德国是要强行将山东纳为殖民地！

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 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说：

“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安治泰的意见，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

1、赔偿全部损失；

2、偿还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3、建两座教堂，而且每个教堂都应由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劳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

从此，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有了德国大兵。

安治泰发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后，山东人民反基督教的行为显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以为养一群社会渣滓，便能鱼肉中国百姓。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与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不一样，中国百姓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同样的原因，中国好多地方也有了义和团。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们至死不敢回到曾经作恶的“教区”去传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着脑袋回归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为荣，尽管他的祖宗曾经是“拳民”。这，是另外的问题。

政府无能，百姓自救。义和团的具体表现，是在直接攻击野蛮霸道的传教士、流氓地痞的教民。当八国联军到来时，他们以血肉之躯，拼死一搏。

是的，义和团很傻！

正是这一群很傻的人，吓坏了西方列强，他们没敢把中国彻底瓜分。因此，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因此，中国没有像某些国家，以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洋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

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各地的日占区，都活跃着各式各样的民间抗日武装。

早年的义和团，此时就是民间抗日分子。如果义和团该骂，那么，这些民间抗日武装，是否也应该被骂？

某些精神洋人---洋奴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

果真如此吗？

我们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义和团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

“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

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敲诈勒索之徒、偷逃税的罪犯。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当今骂义和团的人，就是新一代的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莠民，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渣滓。

当然，尽管洋大人十分蔑视这些社会渣滓，但是不妨碍洋人利用这些社会渣滓，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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