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来就是农耕文明，注重的是开荒拓土，所以夏商周以来王朝们最擅长的就是用土地奴役。大多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对土地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所以有后来的衣锦还乡，有所谓的落叶归根，人们大多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土地胜过任何之事，即便是国君的号令和战争的烽火，也无法阻挡人们对土地的钟情。因此在中土大地上最多的就是耕种在土地上的农民，平时里这些人担负着较为繁重的劳动，不战时为民，战时为兵，民与兵之间往往皆有转换。

人们历来对战争都有厌憎之情绪，由于农耕文明的春耕秋收很容易为人们形成固定的习惯，即在日出日落之中体验着春夏秋冬的变化，这是来自和平时代的馈赠，人们大多乐于享受这种馈赠，于是更不愿意参与到战争中去，即便是商汤伐桀时，那些临时征调的农民兵就非常担心出征之事耽误了农作，而要说“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甚至要脱离军队回归家乡开展农耕，成汤最后的大战结束而后即率众“复归于毫”，让大多数农民兵们可以复员回家。

所以说越是早的时代要组织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就越是困难。人们对于土地的那种眷恋之情大多超越对战争取胜的野心，“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这战争的种种也都是为夺取更多的土地，让更多的牛马能够有徜徉的地方。为了更多的农民兵们可以享受土地之馈赠，部落的酋长或者一国之君主便会承诺人们以更多的土地，这即成为人们参与战争的原始目的所在，如果说“抢钱、抢粮”过于粗鲁，那是因为人们忽略了战争的初衷而已。

当一场战争结束，在血流成河的高山峡谷或者草甸平原之上，人们站在无数牺牲者的身上，在新的土地上建立驻军，集结成军事重镇，一步步的向敌人部族更多的堡垒攻战而去，这也是人们在自我势力疆域外的军事防御线，即可以此重镇作为发动进攻的先锋力量，让战火更多的燃烧在别人的疆域内。春秋战国的诸多战争，不管是齐国、晋国还是楚国等国，往往都是把战场部署在敌国疆域，目的也正是为保护自我的疆土和臣民，让战火不至于那么快的漫延到自己的土地上来。

征服者们在别人的土地上建立都城，驻以重兵，便能更强的控制敌国的疆土，侵蚀敌国的文化，更能防控敌国部族的反叛。成汤灭夏后，在夏朝都城附近的偃师建立别都“西毫”，屯兵建立军事基地；而武丁打败了夏族遗民更也就在此地筑造大邑，形成了后来颇具规模的唐国之地。周人攻灭殷商而后，即在洛邑地区建立都城，并辅以三监亲族，遏制旧族势力的崛起。周公东征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更是大面积封周人亲族到东夷之地，如姜子牙到了薄姑，伯禽到了奄国，周人对土地的侵夺和争抢，可谓是充满了血雨腥风。

而原来生存在土地上的人们，在战争失败而后往往被驱逐出境，甚至不远万里迁徙到更为遥远的地方，比如禹跟三苗的战争而后，三苗就被驱逐到了更为偏远的南方；夏桀与成汤称霸失利而后一支逃亡到了北方成为戎狄，一支逃到了江南之地；而殷商破灭而后，以箕子为首的殷商部族则直接流亡到了朝鲜；更不用说“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亡国之族竟而是丧失了人的属性，是跟虎豹之类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