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发展到鲁顷公时代，诸侯们大多认识到秦国的力量。

再聪明的人也没有办法改变人心大势，诸侯列国们的腐朽已经是烂到了骨子里。

所谓合纵连横完全被瓦解掉了，六国之余威消散殆尽，秦国自长平之战后就再无匹敌之国。

周人的历史就是一种从部落酋长式政治到中央集权式政治的探索，那种分散的部落管理思维演变成所谓的分封体系和嫡长子继承制。

政治制度融合到社会之中成为构架国家运转的基础体系，即是众星捧月式的管理模式。

诸侯们是众星，周天子是月，这种制度保障着八百年周人政治的稳固，并在周礼中成为规则与法律，被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而秦国人的扩张史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集权史，就是把那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分封制度转变成以皇帝为独尊的政治管理体制，只有皇帝才是能够发光的。

以前的众星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诸侯彻底消失了，代之以皇帝嫡系任免的地方县令，全国之政令系出皇帝一人。

而这种模式其实本身就是当年的强国们所信奉的，就是国君要有绝对的权限才可能真正逃脱国中权臣家族的控制，才可能真正推动国家体制变革的全面进步。

任何阻碍变法运动的力量都是绝对错误的，都应该在国君的掌控之中。

春秋战国时代很多诸侯国都推行过变法，只是大多都在保守派的反对中失败，如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

当周天子的嫡系力量东周君跑到秦国朝拜，就代表着周人的集权探索已经失败。

那个时代的诸侯们从思想根源上还是希望有个强权人物，能够真正意义上改变上古乱世纷争，能够统领全国之诸侯。

即便后来周天子势微还是有齐桓公、晋文公等人在推行“尊王攘夷”，就是在试图寻找某种平衡。

可是在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集权探索的崩坏，诸侯国们很长时间内找不到能够让大家都愿意臣服的国家，秩序就不可避免的陷入混乱。

各大诸侯国都开始捣乱，打打杀杀只不过抢夺国家利益的举措而已，百余年间中原都不能出现如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人物，至于掌控着最多周人政治遗产的鲁国人，则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变化。

在鲁国朝堂之上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的，如三桓、孔子等人。

这些人都是自始自终接受着周人政治教育的，这是他们能够为国君所用的关键，他们既传承着周人贵族政治的传统，又掌握着国家的核心资源，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

同样的问题在于，他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导致他们不能更为彻底的改变国家的发展轨迹，不能如韩赵魏三家和后来的田齐，直接将国君驱逐而自立为王，以自我的思想来推进国家与时代的并轨运行。

因此鲁国人在进入战国而后的存在感是明显要低于春秋的，这种困局持续了近两百年，后来在秦人攻灭周天子的战役中终于得以解脱。

周天子不在了的那些时日里，不知道鲁顷公会作何感想。鲁国人有着最多的周人政治制度遗存，有着最多的周人文史典籍遗存，就是周人顶礼膜拜的周礼大多数也是存储在鲁国深宫之中。

作为守持着最多周人政治遗产的鲁国人，得悉秦国人攻灭周天子的事情而后，一定会在内心感叹“周天子居然不在了?”

鲁国存在的意义何在？鲁国人还能与哪个国家同仇敌忾，北方的田齐国君主已经不姓姬了，南方的楚国也是异族，邻近的韩赵魏只不过是远亲，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已经不能与秦国对战。

史书载：“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於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鲁顷公能做的只是随身携带周礼，并秘密藏于墙壁之中，静静的等待着鲁国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