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有扈氏因为不服从于启的管理，而被启所征伐。实际上说要追溯到启更早几代的祖先，也是从西方迁徙而来，属于纯正的外来部族，而有扈氏更有可能属于本地部族，在当年禹大会诸侯建立夏王朝的时候，这个有扈氏对夏族人的共主地位就怀揣质疑。所谓“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三陈而不服”，可见夏族人与有扈氏的战争持续时间很长，有扈氏的屈服也绝非是一朝一夕，甘之战的发生根源是一场延续两代甚至更久的矛盾。

有扈氏的聚居所在，就是后来春秋战国时代非常著名的郑国区域，这里更偏近于传统的中土地区。但在夏王朝建立前后，这里尚且散居着很多部族，其中的有扈氏只不过是“九扈”中的一支，所谓“九扈为九农正”，“九扈”部族显然是擅长农耕的部族，对于开垦肥沃的中原具有至伟的功劳。这个区域的西部就是黄土高原，东部则是太行山脉，夹杂在两大区域之间。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族大多自西方而来，而以炎帝为代表的东夷部族则是在东方，夏人与有扈氏的争端看起来就像是东西领土之战。

夏人从西方高原上迁徙到中原地区，即发现这个地区的生存环境要明显优于西方，部族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的野心则日趋膨胀，跟随着“黄河向东”的这种思维模式，“向东进军”则成为部族共识，这是夏商周三代人皆持续要以东方作为主战场的原因。当这种思维模式遭遇原本居住在中土地区的部族，则不免发生规模性战争，有趣的是黄帝跟炎帝打过仗，黄帝跟蚩尤打过仗，再到后来的尧舜禹也都在东方部署军事力量。有扈氏所聚居的区域，再往东走越过太行山脉就是华北平原，夏人要真正掌控天下，与有扈氏之战无法避免。

有扈氏的位置更像是东夷部族的西大门，有扈氏就是东夷部族部署在西大门前的军事力量。当然有扈氏并非是东夷部族西大门前的孤独力量，再往南方来看还有“三苗”部族，跟有扈氏同属东夷西大门前的重要力量，而且有扈氏与三苗之间有姻亲关系，这种战略部署对来自西方的华夏部族造成巨大困扰，即便是当年的黄帝似乎也没有从这个区域攻进东夷核心区域，而是绕道而行从北方的涿鹿地区与东夷部族大战，虽然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蚩尤部族，但是似乎东夷部族的核心力量并没有受到摧毁。

随着数代华夏部族的成长与发展，要从有扈氏和三苗所驻守的西大门正面攻进东夷，成为华夏人的最大野心。其实华夏人的力量自涿鹿之战后已经深度融合东夷部族，比如东夷中的伯益力量已经与华夏人共同成为管理区域的首领，禹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就产生过到底选择代表东夷的伯益还是选择代表华夏的启的纠结，史书中有“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显而易见的是在外部华夏与东夷两大部族在频繁作战，在内部两大部族的政治力量也并不协调，华夏人终究是想要攻破东夷防线的。

在禹启两代之间，华夏人步步为营，先是攻破南方的“三苗”部族，解除了西大门南部的防控力量，而北方地区在涿鹿之战而后本身就大部分成为华夏人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从“三苗”部族的被攻破，就代表着有扈氏除了背后的东夷，西、北、南三面皆正对华夏军队，这是完全被包围的态势，等到启彻底打败伯益而后，华夏人已无后顾之忧，在广阔的平原上摆开战车部队与有扈氏对战，即是对有扈氏的全面宣战。甘之战正是东夷部族西大门被彻底撕开的标志，华夏人终于从正面攻进东方，攻进真正的东夷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