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诸侯们内心对中原都是有着野心的。

大国如齐楚，小国如郑宋，在数百年间都主动参与过称霸中原的行动。

郑庄公、宋襄公等诸侯皆以会盟诸侯来赢取诸侯们的认同，但能真正成为春秋霸主的少之又少，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谁的军力更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始终是要依靠一场战争来决定，其间交织着阴谋与内乱、攻击与幻灭的轮回。

游走在这样的血雨腥风的篇章里，诸侯们既在享受着战胜者的辉煌片刻，也同时承受着所有繁华落幕后的悲伤，大多数诸侯们总会回归到周人的礼仪法制中，用繁复的祭祀仪式来终结战争所带来的死亡与痛苦。

这即是周人的共识，是列国诸侯的共识，也是诸侯列国能够持续数百年奉周天子为首的核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与祭祀的最高权限皆在天子之手。

鲁国人终春秋战国时期，都没有主持过任何会盟，鲁国只是穿行在各种会盟之中。

因为鲁国人执掌周礼最复杂的礼仪程序，便被各等霸主们指定为会盟上的最重要宾客国。

霸主们若是能得到鲁国的参与，会盟的正统性往往得到更多认可。齐国人对外征战的时候要邀请鲁国人，晋国人号令群雄的时候也邀请鲁国人，就连南方的楚国人北进中原的时候要邀请鲁国人，霸主们在推行武力强权而后依然不能忘怀周礼这张遮羞布。

鲁国总是在试图成为这个时代的和解者，出现在鲁国的那些人物如孔子、孟子还有墨子，他们用尊尊亲亲来教育诸侯国君们，用克己复礼来教育臣民，他们行走于江湖，不想安静却又安静的观察着整个世界，尤其是到后来的三桓时代鲁国人便少有规模化对外征战，更多局限在鲁国国内。

作为周天子最为至亲的诸侯之国，周王室其实是对鲁国人有着相当的憧憬的，希望鲁国人能够在天子的意图中成为诸侯们的表率。

周围的诸侯国们对鲁国的期望也始终比鲁国人对自己的期望更要高，这就注定鲁国人的思维模式受制于此，不能更多的参与到诸侯们的称霸战争中。

鲁国人是高高在上的，是冠冕堂皇的，诸侯列国不管是多么强的国家，等到国家稳固之时终究还是要派遣使臣到鲁国来参学周礼，鲁国的命运似乎与周礼同气连枝。

当年伯禽的“变其俗”其实是在强力的推动国家运转，可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似乎已经成为区域的引领，其文化影响力甚至远播千里之外，于是鲁国人的强硬转而变成了温文尔雅，伯禽当年的国策就像是叛逆的荷尔蒙作祟，回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值得。

事实上在鲁庄公、鲁桓公时期鲁国人也尝试着各种不同和可能，希望重振当年伯禽时代的雄风，甚至把兵峰对准了临近的齐国，希望赋予鲁国更多的角色。

鲁庄公甚至参与到齐国的君位之争中，鲁桓公则把郜国的大鼎置于鲁国太庙，这种种失礼之举虽是来自鲁国国君的个人行为，可是任意的放纵终归要付出代价，后来的齐鲁之争大多起始于这个时期。

而鲁国在周人心目中地位，其对周礼的继承，成为鲁国边境的另外一道屏障。齐国人在要攻打鲁国的时候，就有朝臣说“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而鲁国人自己也认为是“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意思就是礼尚在国不会亡，这种认识的幼稚性让鲁国人的内乱跟诸侯列国都不同，韩赵魏分割晋国，田氏篡夺齐国，三桓却陪鲁国到了最后。

周人对于政治有种传统叫“存灭继祀”，就是灭了一个国家不会断绝其祭祀活动，西周建国的时候分封了很多前朝国家，杞国沿袭了夏人的礼制，宋国沿袭了殷商的礼制，还有康叔分封到卫国时采取的国政是“启以商政，缰以周索”，康叔到晋国时就是“启以夏政，缰以戎索”。

卫国最早就是殷商人的地盘，而晋国最早则是夏族人的地盘。最具有纯正血统的正是鲁国人，鲁国人始终不忘“法则周公”，不管是在血缘上、政治上或是经济社会上，鲁国人都是最具周人传统的。

这既是鲁国的优势，也成其为鲁国的发展瓶颈尤其是到后来鲁国人的这种态度就导致鲁国不可避免的成为保守派诸侯国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