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第二十二兵团步兵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现农七师的前身）广大指战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长途跋涉，挥师炮台，铸剑为犁，投入了开发、建设祖国西北边陲的大生产运动。官兵们煮黄豆，炒麦粒，风餐露宿，饮冰卧雪，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的艰苦奋斗，填平沙丘，引来洪水，开发出大片的良田，在亘古荒原站稳了脚跟。

随着对周围人文地理、水土资源的逐步了解，部队以师机关临时所在地——炮台作为依托，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成钳形展开，继1950年布点小拐，开发车排子之后，又于1955年开发下野地垦区。

1954年前，二十二兵团北疆各垦区间的界线已经初步划定。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原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改为农业建设第七师，此时，农七师规划趋势已无法再往东发展，今后只能继续向西，向北延伸。而炮台处于奎屯垦区最东头与石河子垦区的交界处。偏于一隅，出入非常不便，随着垦区今后的发展，显然将越来越不适合作全师的指挥中心。

对以炮台为师部的驻地，师领导一开始就不甚满意，其间有一年半时间曾西北迁小拐，后因那里条件更不理想，又再度迁回。师部的搬迁势在必行，但究竟往那儿搬，一直没有确定，这中间有诸多原因，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起初对周围情况不甚了解，众说纷纭，老沙湾、乌苏和独山子都曾被作为选择对象，根据对当时地图研究分析，我认为奎屯地处沙湾、乌苏之间是一块很有开发价值的处女地。因此，我和部分领导同志建议在那里为师部建点。

奎屯是清代的一个小驿站，当时，到处是芦苇、红柳、芨芨草和梭梭。方园数十里，除散居住着164户人家外，在奎屯发电厂东头，现在一三一团八连的位置上，独山子矿务局盖有一栋长方形的房舍，房舍为苏式风格，上面装有木天花板，下面铺有地板，房舍坐西朝东，中间有条贯通南北的走廊，走廊东西两侧分隔为一个一个的单间，夏季房子南北门畅开，穿堂风便使得整栋房屋比较凉爽。冬天则堵塞北门，只有南门出入，以利保暖，独山子矿务局，利用这栋房舍，建起了一个小农场，房舍里又住家又办公，场长阎文才，曾是二十师七十五团的一个连长，1953年被调到这里。这个小农场除会计（郑国芳、何梅贞夫妻）、保管等三、四个正式职工外，还招收有一百多名临时工，其中多为哈族同胞，还养着三千多只羊，种有一千多亩菜地。

本文作者史骥（前排左），新疆军区司令员陶峙岳（前排右）

为统一师领导内部的意见，尽快确定师部位置，以利垦荒事业的发展。1955年9月中旬，我和师长刘振世，决定利用到基层检查工作的机会，进行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组从炮台启程，头一站去了小拐，尔后到车排子，9月21日，驱车南下，沿着尚未铺垫沥青的独克公路，直奔独山子。

当时的独山子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秦锋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宾主落座，寒暄未了，我和刘振世师长开门见山述说了此行的主要目的：打算为在奎屯地区开发农场，建立师领导机关实地进行考察，秦锋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当时独山子矿务局领导，正为偌大一个矿区的肉食、副食品供应没有着落而犯愁。当即嘱托在座的矿务局副局长范子久，第二天一早陪同考察组驱车奎屯。

9月22日，考察组进入了奎屯地区实地考察。这里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水源充裕，交通便利。其时，横陈奎屯南缘的乌伊公路，全线贯通，北疆铁路的修建，已初步提上议事日程；在奎屯西侧，由南向北傍奎屯而过的独克公路竣工在即。大家不禁兴致盎然，喜形于色，随后，考察组从这里沿乌伊公路东上，取道三道河子（现在沙湾县县城），返回炮台。

9月23日，农七师召开了军政委员会议。会上，我向与会同志汇报了一路考察的经过，并对各拟搬迁点进行比较，和大家商榷。迁往沙湾的方案，使师机关位置较炮台还要偏东，理所当然被否决。持搬迁独山子建议的同志，主要是想利用那里现成的电力———那时，独山子矿务局已建有自己的发电设施，用电尚有富余。矿务局领导曾答应我们一旦农七师搬来，多余的电力可以供应师机关使用。

针对这种情况，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独山子土质情况较差，地势倾斜度大，不利耕作，这是问题的要害。至于暂时有电好用，当然便利，但是，从长计议，今后独山子矿务局生产发展，电力不再富余了怎么办？何况，今后我们在奎屯站住了脚，自己照样可以办电站。

至于迁往乌苏县城的方案，我认为：地方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县级政权，我们再挤进去，势必给地方增添麻烦。此外、乌苏紧靠下野地、车排子的独克公路，不利于师机关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同时也不利于将来垦区进一步向西北塔城、额敏一带的开发。

经过反复酝酿，我再次提出将师部迁往奎屯的建议，并得到师长刘振世和参谋长王桂秋、副参谋长朱耀臣、政治部副主任刘长进等同志的全力支持。农七师机关由炮台搬迁奎屯的方案，终于在师军政委员会上，赢得了多数同志的赞成。此后，又在师党委常委会上正式形成了决议，并上报兵团审定。

为了加快审批进度，9月28日我亲自带着常委决议，赶赴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报批，我当时认为，这个决定会很快得到批准，因为先前我曾明确向二十二兵团提出，炮台不适合作师部驻地，在新驻地未确定前，可以不要兵团每年向师部的基建投资。留待师部驻地确定后，再予补拨。谁知，兵团领导听了汇报，没有当场表态支持，主管财务的领导则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搬迁要花钱，当时兵团经费紧缺，一时难以筹措这笔资金。

张仲瀚（右二）与农七师师长刘振世（右一）、政委史骥（右三）研究奎屯垦区发展规划。

会上事情未见分晓，会后我直接面见当时主持兵团工作的副政委张仲瀚。张仲瀚副政委也了解具体情况。但他感到比较为难。一方面，农七师师部的确该尽快搬迁定点；另一方面，眼下兵团财政确有困难，沉思片刻，他慢慢抬起头，用商量的口气问我：能不能再往后推两年？我垦切而又率直地回答：炮台偏处一隅，出入不便，实在不利于指挥全师的生产。具体情况您也清楚，我认为拖延没有必要。

经过进一步的商讨、研究，农七师师部由炮台搬迁奎屯的决议，终于得到了兵团主要领导的首肯。

就在搬迁即将付诸实施时，又出现了波折。1956年春天，兵团副政委张仲瀚同志来农七师检查工作，当时我正在乌鲁木齐燕儿窝参加自治区党委组织的领导干部哲学班学习。在家的师副政委张兴汉陪同张仲瀚同志前往下属的团场视察。他们从炮台出发，经下野地，到车排子。当时，独克公路27公里处，通往下野地的道路还没有开通。为抄近路，张仲瀚同志一行从下野地的十九团（现为石河子农八师一二二团）团部驻地出发，沿着荒原上依稀可辨的人迹车辙往西插，结果到达了当时乌苏县管辖下的三角庄（现隶属农七师一三○团），并从那里转入独克公路，很快进入了农七师车排子地区的团场。

张仲瀚见三角庄村落稀疏，炊烟袅袅，地势平坦，草木丰盛，一泓清流由南向北蜿蜒而下，它所处的位置，东接下野地，西接车排子，正好处于农七师所属团场的中心。返回兵团，他当即向仍在乌鲁木齐学习的我提出：把农七师师部设在三角庄地区。

尽管我十分尊重张仲瀚同志，但经过反复斟酌，仍坦陈自己的看法，认为奎屯地区交通、水源、土质状况得天独厚，从长远发展看，这里是农七师师部的最佳地点。但张仲瀚同志认为，三角庄一带地处当时农七师下辖团场的中心地带，又有一定的开发基础，适合作指挥中心。至于交通方面，它离奎屯也不远，汽车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

我提出：师机关到团场之间只要便利上下联系就好，师部在奎屯，能够依托乌、伊公路和未来的国际铁路，面向团场，也便利对上对外联系。这样，事实上也利于和团场的联亲。我顺便还汇报了师部搬迁的前期准备工作。告诉张仲瀚同志，兵团批准搬迁奎屯后，我们去年秋末就派出了建筑大队何喜东大队长率领两个建筑工程连，进驻奎屯地区打苇子，准备开春建房用。张仲瀚同志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要选好点。至于打好的苇子，可以派别的用途。

就这样，我们俩人反复仔细商讨后，张仲瀚同志仍同意了农七师师部搬迁奎屯的方案。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等因素所限，兵团对奎屯的开发做了一些约定和规定，基本原则是：规模不能太大。

此后，自治区荒地勘察局和兵团设计部门为奎屯设计的开发总面积为9780亩。其中包括：耕地7826亩，林地573亩，道路185亩，居民点594亩。从此，搬迁工作才按照最初的方案，有条不素地开展起来。

1956年，进驻奎屯市的施工部队，在现在奎屯市一中校园东侧，建起了一片不大的建筑。首先竣工使用的是师卫生科和几栋宿舍，后来相继又建起了总机房、食堂、司政后办公室、招待所、家属住宅、厕所等等，自此奎屯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的时期。

1957年3月，农七师师部正式由炮台迁至奎屯。

1958年，全国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奎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垦区向西延伸到了中苏边界沿线的精河的博乐一带，在那儿建立了精博总场（后划归农五师）；向西北开发到了塔城、额敏地区，组建了塔额总场（后改为三管处，“文革”中改为农九师）；向北一直发展到克拉玛依的乌尔禾以北地区，全师以奎屯为中心，进入了农垦大规模开发的时期。

1957年3月，农七师师部迁至奎屯后，对奎屯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统一规划，计划奎屯城区人口要逐步发展到15—20万人。

1958年秋，农七师成立了工业筹备处。同年召开了工商业联席会议，提出了兴办工业的方针，“边基建、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因陋就简，以土为主，先搞起来，逐步更新”、“工农并举，以农为主，以工养农，以农促工”。自此，造纸厂、发电厂、针织厂、化工厂、印刷厂、农机修配厂、木工厂、卷烟厂、棉纺厂、食品厂、面粉厂、机修厂等12家工业企业，在奎屯相继建成投产。其中造纸厂生产的单面油光纸填补了新疆空白。针织厂是全疆第一个针织企业。新疆唯一的一家卷烟厂的建成，促进了新疆烟草工业的发展。到1966年底，这12个工业企业共有职工3074人。“文革”前十年，累计工业总产值5411万元，利润1183万元。工业的迅逮发展，为奎屯城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57年6月1日，农七师决定成立奎屯农场规划委员会。7月30日，完成了该农场规划设计任务，在奎屯东、北、西三面，大规模垦荒造田，发展农业，奎屯东、西区各开辟一个果园，产有苹果、葡萄、梨等各种水果及西瓜、甜瓜，养有牛、猪、羊、鸡、鸭等牲畜，不但保证了奎屯城内居民肉、蛋、禽、奶、果、菜和副食品供应，而且还支援了独山子矿区。

1960年，奎屯农场改为奎屯总场，下设三个分场，“文革”前，奎屯总场人口发展到13462人，耕地面积10.54万亩，林带和果园面积达3856亩，1956—1966年，奎屯总场共生产粮食2977.3万公斤，总产值2871万元。

农七师师部搬到奎屯后，凭借奎屯地理位置的优势，坚持“以商业促工副业，以工副业保农业”的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商业和工副业，繁荣奎屯经济。1960年冬，“七一”服务大楼（现在奎屯红旗商场）在奎屯建成营业，在城区逐步形成了以服务大楼为中心的商业服务网点。除经销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种商品外，还经常召开物资交流会，展销农场土特产品，市场繁荣，商品丰富、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1966年，农七师师商业经营总颔达5593万元。

奎屯交通方便，市场开阔，农七师师部建在这里，促进了奎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到1966年底，全师有载重汽车267辆，特种汽车16辆，大小轿车2辆，年货运量26万吨，货物周转量1530万吨。

为支援奎屯经济建设，1959年，兵团汽一团二连从乌鲁木齐迁到奎屯。同时，自治区客运公司在奎屯建立了长途汽车客运站，开通了发往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地的定期班车，当年的小驿站从此成为北疆交通运输枢纽。

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同时，农七师按照统一规划，有计划的加强了奎屯城区社会体系建设，先后在城区内兴办了“七一”中学（现奎屯市一中）、农七师政工干校、奎屯纺校及多所小学。其中“七一”中学从1961年起，还办了医护班、中师班。1966年，“七一”中学在校学生达1500多人。农七师政工干校自1963年至1966年，共培养近700多财会、政工、水利勘测等各类干部。

兵团在奎屯还组建了奎屯农校，开设了农学、农机、畜牧等专业，面向全疆招生；为兵团农垦事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农七师医院从炮台搬到奎屯时，仅有130张床位，97名医护人员，有一台150毫安X光机，化验室只能做四大常规化验。1966年，发展到450张床位，405名医护人员，使用了心

电图、超声波等诊断技术，医院不但为本师职工群众服务，而且还为乌苏县、托里县、和丰县、额敏县等地民族群众就近就医提供了方便。

奎屯城内还设有小型图书馆、展览馆，修建了2座影剧院，成立了1个专业剧团、“七一”中学、设计队等单位。在1964年、1965年，剧团先后排演了《江姐》《雷雨》及大型歌舞《东方红》等剧目，文化生活很活跃。

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辛勤创业，奎屯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66年底，有10幢楼房在奎屯亘古荒原上拔地而起。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奎屯城区人口达27000余人，这里已经成为北疆的一座工、农、商、运、建、服综合发展的新型城镇，是农七师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奎屯小城的诞生为稳定北疆局势，繁荣北疆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引起了中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的重视与赞誉。

1958年秋，当时国家副主席朱德和康克清同志在王恩茂、賽福鼎、包尔汉、陶峙岳、李铨、张希钦、张仲瀚等同志的陪同下，祝察了奎屯。

1959年秋，当时的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在兵团司令部陶峙岳将军和农七师师长刘振世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农七师所属的下野地、车排子和小拐等农场。到达奎屯时，王震对师部定点奎屯非常满意，对这一决定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0年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徳尼也到奎屯视察。

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经理贺龙率领国家党政代表团和杨勇、陈锡联、賴传珠、梁必业、钟汉华等高级将领以及国家乒乓球队，到奎屯视察和慰问。

1958年到1965年期间，先后还有肖华、胡愈之、高崇民、宋任穷、胡耀邦、廖汉生、罗瑞卿、徐冰、陈士渠、张宗逊、余秋里、李葆华、廖鲁言、杨成武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到奎屯视察访问。

在新疆，军政、军民、民族团结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前提，这一精神也始终体现在奎屯开发建设的过程中。

当年开发奎屯，最先遇到的较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动员搬迁散居于当地164户各族居民。为了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当时的塔城地委书记张仲涛，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孙继堂、乌苏县县委书记罗美玉、县长阿布杜哈提以及县有关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十分关心重视积极进行动员说服，当地各族居民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热情地予以配合，使搬迁得以顺利进行。

1956年11月30日，农七师召开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送别首批当地居民迁离奎屯，搬往村民们自愿选定的新住地——乌苏县皇宫新村，农七师派出副参谋长戴军主持欢送大会，并安排人员、车辆帮助搬迁。在皇宫新村，师领导早已派人为居民建起了新房，开垦了耕地，并适时播下了冬麦。使迁居的村民们一到新住地就安居乐业，半个月以后，最后一户当地居民搬离奎屯。164户人家，有158户在皇宫新村定居，另有6户按自己意愿，迁至甘家湖。

197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奎屯正式设市，这个边陲小城的历史，从此又揭开了崭新一页。到1990年7月1日，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截止时间为止，全市和农七师总人口已达226099人，包括25个民族，其中汉族211888人，哈萨克族2577人、回族4830人、蒙古族477人，维吾尔族378人、满族172人。市区人口有7万多人，其余为农七师各团场居民。

1991年春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专门介绍奎屯的风貌，使世界开始逐步了解奎屯。1990年秋，东起中国的连云港，西到荷兰的鹿特丹的亚欧大陆交通线通车，为奎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奎屯必将以更新更光辉的形象出现在新疆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抚今追昔，奎屯能有今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各民族的紧密团结。饮水思源，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把热血、青春乃至生命，献给这块沃土的人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加上后来人们的努力，我们才拥有今天这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城。

我作为奎屯小城的开发者与建设者，哀心希望奎屯市和农七师同志们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努力，一定会把奎屯建设成为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本文摘自《新疆地方志》作者简介：史骥（1922—1997），山西省襄汾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0师359旅团宣传队长、组织干事、营副教导员，西北野战军团政治处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共济源县委书记，解放军某师副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林局、农垦总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