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进入新疆石河子垦区创业的是一支番号为整编七十八师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这支起义部队迅速人民军队化，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党的领导和对起义部队“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
当年的起义官兵至今清楚地记得，在起义伊始抉择命运的动乱时刻，在充满欢欣与喜悦而又夹杂着痛苦和艰辛的改造历程中，党是如何拨开他们眼前的迷雾，一步步地使他们由黑暗走向光明，开拓了全新的第二次人生的。面对现实，回忆往事，他们怎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呢？
艰难的起步
1949年秋，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西安、兰州，风卷残云过河西，直叩新疆大门。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前有重兵压境，后有三区革命军断路，形势严峻，进退维谷。一场和、战之争在国民党高级将领间激烈地展开。斗争的结果，主战的顽固派叶成、罗恕人、马呈祥亡命出走，陶峙岳率10万将士于9月25日通电起义，随之整编七十八师得以新生，新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七十八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945年奉调新疆，布防在玛纳斯河以东至乌鲁木齐一线。进疆后，胡宗南始终通过心腹爪牙、师长叶成进行遥控，起义前夕还饬令备战。起义消息传来，人心乱成一片，大多数官兵认识到是大势所趋，只能拥护，但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还是有些惶惶不安；少数士兵厌恶旧军队的非人生活，认为时机已到，一心想发财还乡；个别出身军校的军官感到吃了蒋家多年的饭，一枪不发就“投降”了，有失节操，对和平起义的现实总觉难以接受，犹如芒刺在背而耿耿于怀；尤其是少数特务分子造谣生事，扰乱军心，纵兵抢劫，甚至组织叛乱，制造了一起起骚乱。整个部队和每一位官兵都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和严肃的抉择。
宣布起义后不几天，陶峙岳到绥来向七十八师二二七旅官兵讲解起义大义。会场设在城东北角操场上，在布有警戒的情况下，竟有人割断电线，用刺刀捅破喇叭，还有一个士兵举枪拉栓，企图制造混乱。面对危险，陶司令员处之泰然，镇静自若，力陈大义，使全旅官兵第一次透彻地听到了光荣起义、弃暗投明的道理。
10月6日，中秋节午夜，二二七旅六八O团二连个别军官唆使想发财逃跑的士兵，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绥来东关抢劫案。旅长朱鸣刚饬令速查，果断严正地作了处理。
在景化，七十八师一七九旅五三六团二营在四连连长刘少农煽惑和武力胁迫下叛乱，枪杀营长捆绑副营长，东窜阜康，沿途抢夺群众马匹、财物。一七九旅旅长罗汝正奉陶峙岳命，轻车简从，由迪化赶到阜康，约见刘少农，陈述大义，晓以利害，严正告诫他回头是岸。一场叛乱被平息，全营500人回归部队。
这些骚乱，后来在陶峙岳将军的《告新疆将士书》中被称为起义后的不幸事件。这些不幸事件，使官兵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与人民为敌毫无出路，自己的命运，不能交由少数反动分子任意摆布。
这年12月19日，起义部队集中改编，七十八师大部编为二十二兵团二十六师，下辖三个团。坚决主张起义并在起义通电上签名的新疆14名高级将领之一的罗汝正就任师长，起义军官大部原职留用。部队从这天起，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
“心墙”坍塌
起义部队改编前，王震司令员就指出：“一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国民党军队要转变成为人民解放军，不经过艰苦的思想教育和群众路线、民主方法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按照军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一批从老部队抽调的干部，作为政工人员派进起义部队，做思想改造工作。
对共产党所实行的思想改造，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歪曲宣传为强制洗脑、无情斗争、残酷镇压，这种观点对官兵们影响很深。政工人员到达之初，不少军官心存戒备，态度冷淡，不介绍连队情况，不安排上政治课的时间，士兵们见了政工人员，惴惴不安，讳莫如深，“啪”的一个立正敬礼，一口一声“是，长官”。很显然，长期反动宣传，在起义官兵和政工人员之间筑下一堵无形的“心墙”。然而，虚假是软弱的，真诚是有力的，从政工人员到达的那一天起，一件件、一桩桩的小事，迅速改变着起义官兵的认识，冲击着那无形的“心墙”。
1950年元旦，在这人们阖家欢娱的节日，244名政工人员顶风冒雪来到二十六师。一身破旧的军衣，没有勋标，没有显示官阶和权力的领章和武装带，同一枚红光闪闪的八一帽徽。没有武器辎重，每人一个小小的背包，腰间佩带的不是标志威慑力量的短枪，而是一个小小的瓷碗—艰苦、俭朴，丝毫没有“征服者”的傲气。这就是共产党派来施行“洗脑”的政工干部吗？疑问开始在士兵们的心中翻腾。
按照师党委的意见，没举行欢迎仪式，吃了一顿抓饭就分赴各团、营、连去了——这与国民党新官上任又有多大差别啊！接着，许多令起义士兵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新来的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有勤务兵不使唤，放下背包，自己动手收拾住房。有的一时没有住处，就睡在土兵们的大炕上。晚上，七十七团团部的卫兵还看到，政治处的股长干事们围着一张大桌子跑步取暖。寒冬腊月，房里没有生火，却不愿取用士兵的冬炭和烧柴。
第二天清晨又发现，院子积雪已被政工人员打扫干净。不几天，连队取消了官兵分伙制度。伙房做饭没有烧柴，指导员手拿一把镰刀，腰捆一根绳，亲自带领大家去打苇子。那熟练的劳动架式，使士兵称赞不已，不一会儿大捆苇子就背到了伙房。等士兵们回到营房，指导员已把火墙烧得暖烘烘的，感动得士兵们抢着去给指导员生火。深夜，一个士兵解手，看见指导员轻手轻脚地踏进士兵宿舍，心里犯疑，跟着要看个究竟，只见指导员给取暖的炉子添添柴，又把士兵们梦中蹬掉的被子一个个拉起盖好，他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又一次，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长追打一名士兵，指导员闻声出房制止，挺身护住士兵。
排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指导员，你管你的政治，我管我的行政，井水不犯河水，你少管这闲事。”指导员严肃地说：“这就是我份内的事！你要明白已经起义了，就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共产党的章程办事。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捆人打人是绝不允许的！”义正辞严，说得围观的士兵都对排长忿忿不满，排长只好低头走了。那个被追打的士兵第一次壮起胆子，向大家诉说排长对他的无理欺压。事后，这个士兵还向指导员说出了连长和排长密谋叛乱的隐情，正是他们怕泄露才故意找茬，横加威胁。
政工人员初到起义部队没有发号施令，没有宣布政纲军纪，十几天中就干了这样的许多小事。恰恰就是这些在解放军里习以为常的小事像一束束阳光，照进了起义官兵们的心田，使他们已经冻僵了的心开始复苏。连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一批进步的官兵逐渐团结在指导员的周围，协助政工人员做工作。一位副连长阻挠副指导员教唱革命歌曲，连长就站出来训斥了副连长，亲自重新把队伍整理好，请副指导员继续教唱。一些连队指导员发现，夜间窗外常有人影闪动，后来才搞清是士兵暗地为自己放哨，卫护安全。
有一位排长，当他知道这些貌似平凡的政工干部多数是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老八路，有的还是老红军时，就忍不住找指导员提出心中的疑问：“常言说：“千里做官，为吃为穿”，你们出生入死打了多年仗，也不发饷，连个太太都没有。胜利了，还跑到新疆来吃这个苦，图的啥呢？”指导员笑着说：“如果我们从内地到新疆来，也为做官挣钱，那就和国民党军队没有什么两样了。”接着，指导员告诉他，自己从前怎样给地主扛长工，怎样得到解放过上好生活，才参加了革命，革命军人就是这样，只要能把全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话在部队里传开以后，政工干部与战士之间的感情距离顿时缩短了，“心墙”也就迅速地坍塌了。
打开精神枷锁
元月底，为了帮助起义官兵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开展了两个党、两个政府、两个军队的对比教育。开始并不顺利，部分官兵对批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反动本质有抵触情绪。师政委王季龙为探明究竟，亲自到七十六团听一位营教导员讲课，课题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当讲到蒋介石是卖国贼，代表三大反动势力一贯反人民时，听讲的军官和部分士兵便议论、哄闹，会场秩序顿时混乱起来。王政委意识到：这是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长期在军队中灌输“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反动信念在作怪，不打破这个统治旧军队的思想禁区，教育难以取得成效。
他当即出面中止讲课，大家休息片刻后，他站上讲台。他先不讲蒋介石如何不好，也不骂国民党罪恶滔天，只是从士兵的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受地主老财的压迫说起，接着讲保、甲长为虎作伥，派捐要粮抓壮丁，一直讲到旧军队的反动制度和士兵的黑暗生活，旧军队维护哪些人的利益等等。其间穿插了许多真实事例，说明士兵在旧社会、旧军队的苦难是何等深重，由远到近，步步深入。会场鸦雀无声，讲到痛处，有的士兵当场痛哭失声，痛骂蒋介石是卖国贼，是人民公敌，自发地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这节课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打开起义官兵精神枷锁的钥匙。王政委回到师部，立即召开师党委会，做出在广大官兵中开展群众性诉苦运动的决定。
诉苦运动一开始，就像暴风骤雨荡涤着士兵的心灵。长期在旧社会和旧军队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像洪水般的倾吐出来。多少人被抓壮丁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体废肢残；多少人被无辜杀害，弃尸荒野。一幅幅人间地狱的图景重观在大家面前。诉苦运动像一泓清水洗亮了大家的眼睛，认清了蒋介石集团和旧社会的本质，知道了自己与蒋介石和四大家族有着血海深仇。
许多士兵抱着政治干部痛哭流涕地说：党擦亮了我的眼睛，现在我认清了谁是亲人，谁是仇敌。”有的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有的咬破指头写血书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许多参加旁听的军官也流下了眼泪，悔恨交加地说，“过去压迫士兵，生活腐化，狂嫖滥赌，干了不少坏事”，“是人民的罪人”，历数自己做的坏事，表示忏悔，请求士兵谅解。诉苦运动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一个自我教育向党交心的运动。据两个团的统计：在旧军队有75名士兵被残杀；军官中有贪污行为的272人，官兵犯有抢劫偷盗的1813人，赌博的1263人，奸淫民妇的320人，打老百姓的555人，37名老百姓被打死，吸大烟的17人。这些惊人的数字，使官兵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本质，从而产生了改过自新和与旧军队彻底决裂的强烈愿望。
部队内的反动思想体系被摧毁了，反动党团、帮会组织被揭发、批判、取缔，士兵的群众组织—革命军人委员会普遍建立，各级党与非党干部组成的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诉苦运动中涌现的一批积极分子，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连队中有了党、团支部。经过诉苦运动及以后的民主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教育，民主化作风代替了粗暴的军阀作风；官兵间的平等关系、同志间的亲密关系代替了上下级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相互尊重、和睦团结的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代替了相互仇视、杀戮的敌对关系。以诉苦运动为起点，这支部队在新生之路上迅速成长起来了。
劳动中成长
1950年初春，经过诉苦运动的二十六师，解脱精神枷锁，放下思想包袱，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师党委提出“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在生产中立功赎过”的口号，在官兵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提出：在艰苦中接受考验，学习南泥湾精神，把戈壁变成绿洲。
师所属3个团分别开到石河子、乌拉乌苏、安集海、小拐、老沙湾一带的戈壁滩上开荒。当时困难很多，但一个个都被克服了。积雪盈尺，没有住房，同志们就用树枝苇草搭起临时窝棚栖身，早上起来满头银霜，有的头发冻结在枕头上。没菜就辣椒盐水佐餐；断粮，就脱下军裤当粮袋，到百里外的玛纳斯去背。远驻小拐的七十六团，距玛纳斯200多公里，运粮的困难就更大了。先将粮食运到玛纳斯河岸，然后装上木排顺流而下，运到沙门子，再用人力背到小拐。
有了粮食，加工不及，官兵们先后吃了3个多月的囫囵小麦。生产没有工具，官兵们就拿出津贴费集资购买，有的把久藏的黄金、银元、元宝、手表等财物也献了出来。部队中的能工巧匠们，建起了铁匠炉、木工房，打制铁木工具，拾庙里的破钟铸铧，割柳条编筐，用芨芨草打绳，利用死牛马的皮缝制套具，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成了生产的宝物。开荒耕畜不够，就用人力拉犁。曾出现了“八人拉犁气死牛”的动人事迹。而更多的战士是靠圆锹、坎土曼挖开了千年荒地。
这一年全师共开荒种田7万余亩，养畜万余头，收获粮食1100余万斤，取得了主食自给8个月、副食全部自给的好成绩。
在那艰苦创业的日子里，官兵们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早日实现人民军队化的热切追求，面对艰苦困难的考验，表现了高度的乐观情绪和无畏精神，时时处处不忘学习解放军的的光荣传统。
生产中，哪里有困难艰险，党、团员就挺身而出，冰河救马、以身堵渠，种种感人事迹不断出现。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在春雪未化的时候，军官们常常通宵不寐，给士兵添火盖被。鞋子不敷分配，班排长打赤脚下地，把鞋让给士兵穿。士兵有病，班、排长又拿出自己的津贴费给买鸡蛋、挂面吃。一批有“当兵吃粮”思想的后进士兵，在大家的帮助下，在解放军家庭般的温暖气氛中，逐渐认识到了生产为人民的道理，去掉了鄙视劳动的恶习。如果说诉苦运动是心灵的净化，大生产运动则是对官兵道德情操、思想、作风的锻炼。这一年全师涌现功臣、模范1935人，其中22人光荣地出席了兵团首届劳模会，4人出席了西北军区首届英模大会。
年底，全师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在光荣榜上人们惊异地发现，一些在旧军队中有名的“大烟鬼”、“赌钱迷”、“小偷”、装神弄鬼骗钱的“神汉”，成了人民功臣和劳动模范。著名的劳动模范蒲根桂，在旧军队就是一个赌钱迷，闲来手提一个装有骰子、牌九的小布袋，到处找人赌钱。这个出生甘肃穷山沟的佃农的儿子，在家干的牛马活，糠菜半年粮，被抓丁后，昏庸苟生十几年。
诉苦运动复萌了他的阶级意识，生产运动使他认识了生命的价值，他把过去种地、饲驭马匹的本领全用在生产上，一天犁地6次，一天撒种20亩。进南山拉木料，夜遇寒流，他把皮大衣盖到别人身上，自己偎着牛肚过夜，以致耳朵冻缺一角这样一些在旧社会只知当兵吃粮的士兵，在党的教育下，不到一年时间，生命就焕发出异彩，怎能不叫人惊异和赞叹呢？无怪乎在师庆功会宴请功模时，师长罗汝正高兴得为大家频频祝酒，深有感慨地说：“旧军队把人变成鬼，共产党把鬼变成人，过去当兵吃粮，只知道为长官效忠，现在懂得生产种地是为人民服务，为事业负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起义军官的新生之路就显得艰难和漫长得多。他们多是毕业于国民党军校的职业军人，长期受反动思想的熏陶和旧军队大染缸的污染，或多或少都有些劣迹。出身和历史问题常困扰着他们：党会信任我们吗？“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立功受奖”的政策能长久不变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今后工作中犯了错误，遇到政治运动会不会新账老账一起算呢？怀疑顾虑像不可跨越的障碍，横亘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
从政工人员进入部队起，师党委对起义军官就确立了一个基本认识：要历史地辩证地看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有爱国思想，追求真理与进步，大多数人有文化，有技术专长，原职留用担负着一些领导工作，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党委抱定团结、争取的态度，要求政工干部在与他们共事中要真诚团结，平等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帮助他们自觉地接受改造。士兵中开展诉苦运动，不强求他们参加，只争取他们自觉自愿地旁听受教育。民主运动以后，土兵中一度产生极端民主倾向，使军官在工作中缩手缩脚；有的政工干部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主观独断，也损害了军政团结。师党委及时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行整风，邀请他们列席旁听，欢迎他们批评。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军政团结、官兵团结、党群团结迅速改善。
师党委对待起义军官在工作上坚持了“一领导、二放手”的原则，使他们有职有权，放开手脚干。思想进步，做出成绩，同样按照党员标准及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吸收入党和提升。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些原则始终不变，起义官兵中的许多优秀分子被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七十六团副营长邵得时在国民党部队学过工兵技术，后任师政委鱼正东检查工作时发现他设计的营部住房盖得很好，就立即调他到师部基建科工作。七十八团团长王慕韩工作雷厉风行，勇于负责，钻研技术，领导生产连年获得好收成。师党委认为是难得的人才，1955年就将他提升为师参谋长，1956年提升为副师长，把全师农牧生产的重担交给他。他不负重托，第二年就夺得了全师棉花大面积丰收。
还有不少起义官兵被选拔培养成党的工作者，担任了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委对起义军官的思想和工作要求很严格，有了错误要作检讨，要受到批评甚至处分。但在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和一生前途的大问题上，总是斟酌衡量，慎之又慎。
1950年7月1日，七十七团举行大型集会，庆祝党的生日并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会议结束时，司仪佘宗文领呼口号，突然喊出“国民党万岁”来，全场震惊，佘宗文本人也几乎吓瘫了。因为事出突然，主持会议的团政委惠奋也不便表态，只好若无其事地宣布散会。会后团党委认真商讨，一致认为佘宗文起义前是连长，年轻有文化，政治上比较纯洁，经诉苦运动进步很快，是首批入党的起义军官，入党后提升为团政治处宣教股副股长。根据他一贯表现，可以断定不是蓄意而是口误。当时正在七十七团检查工作的师政委王季龙说：“人家在国民党军队不喊国民党万岁行吗？时间长了喊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喊错了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党委要出面向大家解释，要给佘宗文做工作，让他不要背包袱，大胆地工作。”
七十七团副营长任凤卓，起义前是连长，刚起义时曾盗卖过枪支，1951年初向组织作了交代。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镇反运动，有人提出他的枪支去路不清，是有意隐藏伺机破坏，要求严惩。后被送到师部关押起来，不几天又加了脚镣。任凤卓自忖犯下了重罪，不枪毙也得判重刑。万没想到，师政委王季龙、副政委杨贯之找他谈话后，脚镣去掉了，不几天又开释了。王政委还把他找到办公室，亲切而严肃地说：“你的问题是严重的，为军法所不容，念你是自动交代，又是在起义部队还没改编比较混乱时发生的，所以决定从宽处理，分配到师侦察科当参谋。”年底，任凤卓又被调回七十七团升任营长，后来，不断升迁，1955年升任石河子总场副场长。
有人说任风卓是因祸得福。其实不然，起义之初，副营长组织叛乱，他不受其武力胁迫，机智、果敢地控制了所带连队，没有参加叛乱，使骚乱未能扩大，说明他参加起义是真诚的，为人民做了好事，党信任他是理所当然。从任凤卓身上，广大起义官兵看到共产党光明磊落，言行一致，谁对人民对革命做了好事，党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七十八团副团长高人杰在旧军队是青红帮头子，势力大，积怨也深。政治运动中，群众多次要求严肃惩处。师党委总是力排众议，既往不咎，列举他在起义时做的好事：安抚了青红帮没发生骚乱；查处了绥来东关抢案，维持了地方秩序；受陶晋初将军密令，护送了300多车苏联援新军用物资，经绥来安全抵达迪化。对他不仅没严处，而且量才使用，后来升任农场管理处副处长。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师、团党委曾接到一些地方来函，指控某某人解放前有这样那样罪行，要求押回批斗惩处。党委经过审查，凡已交代清楚的，总是指示业务部门复函：该人历史问题已作交代，根据党对起义干部的政策，不宜再作追究。有时甚至是冒着风险，把这些人一一保护下来。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这一桩桩感人的事例，起义军官终于深深地感受到党组织和政工人员真诚团结的心意和共产党改造人、团结人、谅解人的宽阔胸怀，逐步消除疑虑，放心大胆地投入了生产建设工作。
恩泽似海
起义之初，官兵们常听党的领导人说：“对国民党起义部队我们党全部包下来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包下来”的内涵和外延有多深多广。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重新探寻历史的足迹，才知道这“包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新疆10万国民党军队起义，意味着10万人把命运压在共产党的肩上，要考虑他们的改造还要安顿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安居乐业，劳动生息，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途。为此，第一野战军、新疆军区以及兵团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起义后第13天，彭德怀司令员在酒泉接见了陶峙岳将军，对部队改编、官兵安置、教育改造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对部队要进行屯垦、建城作了初步设想。
起义前，国民党已欠发了几个月的饷银，多数官兵身无分文，生活困难。王震司令员得知这一情况后，专程跑到北京找中央，硬是东拼西凑要来了几十万银元，替国民党还了债。
1950春，王司令员又冒着严寒由迪化西行踏勘荒地，把东起玛纳斯河西岸至沙湾县西境的几百万亩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的荒地交给了二十六师。7月，他带领机关干部、苏联专家再次踏勘，决定在石河子建一座新城，让它翘首边疆，声播全国，使起义官兵有个好的归宿。
在大生产初始的艰难日子里，军区首长总是叮咛有关部门，分配生产资料、资金、技术设备时要优先照顾起义部队。1950年第一批农具分来了，他们比其他生产部队分得多。1951年第一批进口拖拉机分到了石河子，他们建立了兵团第一个机械化农场。1953年一批从苏联引进的优良种羊全部安置在紫泥泉草原上，建立了兵团第一个种羊场，现在已成为培育中国美利奴羊的摇篮。
从1951年开始，新疆八一农学院，以及军区、兵团、师层层举办学习班、培训班，把一批起义官兵培养成为经营管理的领导和技术人才。此间王震司令员多次邀请苏联专家、农学院的教授到垦区向官兵们传授技术，指导生产。1953年创造了轰动全国的玛纳斯河流域棉花大面积丰产的奇迹。1954年，在自治区和兵团的关怀下，这里又开始了北疆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工程建设，国家水电部长傅作义将军还亲临视察，接着一批大、中、小型水库犹如颗颗珍珠出现在垦区广阔的土地上。
1958年自治区和兵团又相继作出决定，要把石河子建成北疆的一个轻工业城市。于是，西北最大的糖厂、新疆首家毛纺织厂等一批大、中、小型的现代工厂在短短的几年中陆续拔地而起。
使起义官兵没齿难忘的是，连婚姻建家的问题，党和国家都考虑到了。从1950年起，一批批山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妇女来到二十六师，共同建家立业。
1954年，王震司令员虽然已离开新疆，还把解决新疆部队官兵成家的问题作为提案提交给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山东、河南、江苏、广东、上海武汉、天津各地的支边青年男女来到了垦区，他们中的一些女子与起义官兵建立了美满的家庭。现在，当年起义的官兵，多数已年届花甲，当他们儿孙满堂阖家团聚，安度晚年，颐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怎能不感激党和国家的深恩厚泽呢！
【本文摘自《崛起的石河子》，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曹烈、黄梧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