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1949年9月25日，面对新疆十万守军，陶峙岳将军率部通电起义。他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与广州国民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听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受改编。”自此，占全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未动一枪一炮和平解放。然而，起义初期，在一些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煽动下，新疆境内发生了多起抢劫、烧杀奸淫等严重事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损失。面对这一状况，陶峙岳将军及时稳定军心，严惩肇事首恶，安抚救济受难群众，守住了新疆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成果。

究罪责 追黄金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1949年夏，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行长兼西北长官公署经济组成员张光亚奉公署副长官陶峙岳将军之命，将分行撤到张掖，后又转移酒泉。9月20日左右，陶峙岳又与张光亚联名电令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派员封存了该行库存，共计黄金9700余两、银元12箱和少量外币，并嘱咐他派兵护送，将分行再迁至哈密。9月24日，张光亚率领分行人员抵达哈密，随即将全部金银寄存到中央银行哈密分行。

移存黄金，事属绝密，谁想竟被负责运输黄金的汽车司机泄密了。一天，司机和驻防哈密的部分国民党军队中的帮会分子和特务在一起喝酒，他醉醺醺地说道：“你猜我运的是啥？是黄金！要不是吃得开，能叫我运这个？”言者醉，听者醒，哈密银行存有黄金的秘密不胫而走。

于是，这些国民党军队中的帮会分子和特务便煽动部分官兵：“这是国民党的金子，国民党欠咱们的饷，咱们把它分了，岂不正是物归原主吗？”

就在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后的第三天，这些帮会分子和特务带领大批士兵，将寄存在哈密分行的全部金银洗劫一空。

陶峙岳将军得知此事后，赶忙将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中校课长刘尊贤叫到了身边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立即组成军法审判组，带上电台，奔赴各出事地点，全权处理抢劫和叛逃案件。遇事可自行做主，不必向我请示。但要达到一个目的：安定军心，安定民心。”

陈德法（1901-1975），浙江诸暨人，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刘尊贤带领军法审判组到达哈密后，受到了驻扎哈密的一七八旅旅长刘抡元的热情接待。在交谈过程中，刘尊贤得知，担任哈密银行警卫任务的是该旅五三三团。就在通电起义前夕，陶峙岳将军曾命令该团团长陈公辅严加戒备。可是，抢金之夜，陈公辅却在家里打麻将。事后査明，陈公辅并无指挥煽动抢金之嫌，但他放松戒备，束兵不严，却与导致抢劫案有关。因此，刘尊贤以失职之罪，将陈公辅拘捕。

可是，刘尊贤知道，究罪之余，更为重要的是追回黄金。一天晚上，刘尊贤和刘抡元等刚吃完饭，一名士兵来到刘抡元家中，声称要交出所抢黄金，这可把刘尊贤高兴坏了。

刘尊贤顺藤摸瓜，将参与抢劫黄金和分赃的士兵一一缉拿归案，并追回黄金4000多两。后经新疆军区批准，这4000两黄金作为二十二兵团生产建设的基金。

刑乱世 用重典

就在哈密发生抢劫银行黄金案之后，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等地也发生了抢劫案件。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1949年10月初，迪化市帮会头子刘香圃、刘光华等人勾结部队里的帮会分子，闻风而动，在月黑风高之夜，多次打家劫舍，以致愈演愈烈，势必引发更大的骚乱。

事发后，迪化警备司令部迅速行动，很快就抓捕了7名主要罪犯。这7名罪犯中，有的是老手，抢过多次，有的则是初犯。刘尊贤和军法审判组成员考虑到首府的动静安危，最易波及全疆各地，如果从迪化开刀，必能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他们商量过后，决定采用“刑乱世，用重典”的方法，不问轻重，一律处决。

可是，身为迪化警备司令部的中将司令陈德法却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样不成了滥杀了吗？你是搞军法的，怎能不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呢？”刘尊贤思考了片刻后说：“起义后，国民党的法规已经不起作用，为了平息骚乱，安定军心、民心，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而灵活行事。”

赵锡光（1901-1955），云南保山人，1954年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于是，两人各执一端，相持不下。陈德法见状，就打电话请示公署参谋长陶晋初。陶晋初得知此事后，便委派军法处处长刘锡宠赶来协商。经过协商，大家最终决定，轻犯重犯一律处决。

行刑的那天晚上，刘尊贤来到部队各营、连巡视了一番。巡视过程中，他发现，杀一儆百已经初见成效，有的营长、连长纷纷给士兵训话，宣布不准外出的规定，有的则加强对士兵的约束，确保不再出事。

处决7名罪犯之后，刘尊贤又赶忙给担任迪化市城防的一七九旅旅长罗汝正打了电话：“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那就要追究带兵之人约束不严、纵兵抢劫的罪责了。”

就在军法审判组处理完迪化案之后，他们一行前往焉耆、路过库米什时，意外地抓获了叛逃分子李先锋。

这天，刘尊贤和军法审判组成员正在一家饭馆吃饭。正吃着，他的警卫员急匆匆地跑进饭馆说：“警察局抓住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他是一名军人，身上还带着手枪。”“你去通知警察局，请他们把人带到这儿来。”刘尊贤说。不一会，几名警察把那名军人押了过来。只见那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神情十分惊恐。他一见到刘尊贤，立刻跪倒在地，连声哀求道：“要枪毙我就在这儿枪毙我吧，不要把我交给解放军。”“你叫什么名字？”刘尊贤问道。“我就是李先锋。”那名军人答道。刘尊贤一听，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李先锋是整编四十二师六十五旅一九四团的一名营长。他坚决反对起义。起义后，他将两个连拉到了乌虎布拉沟，企图逃窜。然而，经过驻防焉耆的一二八旅王守益营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返回原地，只有几十人跟着李先锋逃入天山。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刘尊贤得知此人是叛逃李先锋后，发电报将此事告知陶峙岳将军和李先锋所属的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当时，陶峙岳将军和赵锡光师长一致复电说：“就地枪决。”

除两恶 安军民

1949年中秋节前夕，库车县县长丁立南到部队慰问时向官兵们承诺，中秋节时给驻扎在库车的六十五骑兵团每名官兵赠送一块银元。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到了中秋节那天，丁立南的承诺并未兑现。六十五骑兵团的官兵们在会餐时，大家酒酣耳热，议论纷纷。正当此时，该团副团长郭壁田也说出了几句煽动性的话。顿时，官兵哗然，蜂拥入城，抢劫了银行、商店和居民，还纵火烧毁了一些民房。更有甚者，官兵们在抢劫丁立南住宅时，还强奸了他的女儿。

事后，在军法审判组的带领下，六十五旅军法处将郭壁田缉拿归案，并将其处决。可是，侦破强奸丁女一案，却让军法审判组费了一番周折。

刘尊贤先查出了抢劫丁家的几名士兵，然后依据丁立南女儿的保姆描述的特征，并结合劫舍士兵的口供，查出了这个强奸犯。原来，该犯是一名副班长。但他极其狡猾，面对刘尊贤等军法审判组成员的讯问，他却矢口否认。见此状况，刘尊贤想了一个办法，他以库车中山纪念堂作为法庭，进行公开审讯，导演了“钟馗捉鬼”的一幕。刘尊贤找来了4名无罪的士兵，面向审案，一字排开，中间留一个空位置，让那名副班长站在那里。

待一切都准备完毕后，刘尊贤大声宣布：“现在开庭！传原告出庭。”话音未落，那名副班长神色突变，两腿微抖。刘尊贤发现，其他4名“犯人”，则泰然自若。少顷，丁立南的女儿款步入庭。

待她站定，刘尊贤说：“丁小姐，堂下的5名犯人，你仔细辨认一下，把那个人指出来。”丁立南的女儿听后，先是把5人扫视了一番。扫视过程中，她一眼就认出了站在中间的那名副班长，怒目紧盯着他一直不放。

此时，副班长高仰的脑袋也低沉了下来，额头上的汗珠大如豆，浑身还不停地打哆嗦。丁立南的女儿一声怒吼：“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魔鬼！”那副班长一听，顿时瘫在了地上，连声哀求：“饶命呀！饶命呀！我再也不敢了！”随后，刘尊贤命人给其画押，并将其收监。

次日，军法审判组在库车县召开了宣判大会，将这名副班长就地处决。同时，刘尊贤还以军法审判组的名义宣布了煽动抢劫的主犯郭壁田的罪状和判决，俾众周知。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南疆抢劫案中，库车抢劫案最为严重，百姓深受其害。陶峙岳将军闻报后，立即委派刘敦率领救济组，车载各种物资和银元，急驱库车等地，施行救济。至于烧毁的民房，陶峙岳将军则令六十五旅限期修复，以保证百姓安全过冬。对于抢劫案件的处理结果，新疆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本文摘自《兵团建设》作者：候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