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后期，代梁而建的南陈与北方二朝相比，在军事、经济、疆域等方面皆处于最弱地位，北强南弱、南北统一的趋势已然明朗。在此形势下，陈宣帝却举全国之力派吴明彻率十万大军北伐，一度夺回淮南江北之地，屡败齐周，终归于失败。宋人叶适对吴明彻北伐持否定态度，指出北伐加速了南北朝对峙格局的结束:“江左自刘裕后，未有吴明彻之功，所以能然者，乘齐政乱也。及齐灭而周人方锐，明彻不量时度力，轻弃根本，贪进无继，岂惟已得尽失，败弃前功，而南北两立之势自此不完; 不然，叔宝亦未遽亡。”
一、吴明彻北伐原因与周齐陈三方鼎立的格局
西魏凭借趁萧梁侯景之乱所占的益州、汉中、雍州、荆州等地的丰富资源，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北齐的均势。这使得在三足鼎立形势下，实力最弱的南陈，对周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如陈倒向北齐，北齐就可集中主力晋阳九州军士与北周作战。如陈与北周联合，就会对北齐形成半弧形的战略包围，使其不能首尾相顾。南陈的战略倒向，成为周齐存亡的关键。在丧失益州、荆州等长江中上游军事重镇、江北淮南屏障及大量人口的不利形势下，南陈并不具备与周齐进行长期大规模军事拉锯战的实力。
然而，陈宣帝却在太建四年(572) 与北周结成联盟，次年(573) 派吴明彻率大军十万伐北齐。王夫之认为陈与周联盟伐齐，意味着自取灭亡之道: “巴蜀失，江陵陷，陈之大患在宇文而不在高氏。为高氏犄角而拒宇文，不可为而尚可为也。为宇文犄角而灭高氏……而今则陈受周冲，去狐狸而邻豺虎……是灭齐适以自灭，不待智者而知也。”其实，南陈有相当一部分大臣已认识到这一点，反对北伐。因此，陈宣帝不会不知联周伐齐的风险，而其力排众议决定北伐，应当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陈宣帝陈顼生于梁中大通二年(530) ，为陈霸先侄子，文帝陈蒨胞弟。陈霸先平侯景时被当做质子送至江陵，梁元帝任之为直阁将军、中书侍郎。梁承圣三年( 554) 江陵陷落后，被俘至关中。天嘉三年( 562) ，在周陈修好的形势下，陈宣帝被北周送回，陈文帝先后授予其侍中、中书监、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司空、尚书令等要职，地位权力仅次于陈文帝。天康元年( 566) 陈文帝病逝后，其嫡子陈伯宗继位，史称废帝。废帝时年 13，史载其“仁弱无人君之器”。废帝即位后，陈宣帝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南陈军政大权，篡权称帝趋势已然明了。
南陈是陈霸先率领吴地寒人和土豪洞主建立的军人政权，崇尚威信和军功。陈宣帝从北周返回南陈仅 4 年，几乎没有任何军功和政绩，在将帅大臣中毫无威信。因此，陈宣帝大权独揽，遭到朝中大臣和地方土豪势力的强烈反对。陈宣帝依靠徐陵、吴明彻、毛喜等少数故旧和亲信，将企图削夺其权力的始兴王陈伯茂、中书舍人刘师知、殷不佞、尚书仆射到仲举、尚书左丞王暹等人或罢黜免官或杀害。又以谋反为名，将文帝时掌握兵权的左卫将军韩子高除掉。
陈宣帝杀韩子高，使深受文帝宠信、专擅长江上游的湘州刺史华皎出于自保，联合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阳内史任蛮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阳太守章昭裕、杜阳太守曹宣、湘东太守钱明、长沙太守曹庆等地方土豪势力联合北周起兵反叛。陈宣帝派吴明彻、淳于量、杨文通、黄法慧、章昭达、程灵洗等将领率领近十万大军才予以平定。由此，陈宣帝篡权称帝过程中擅行废立、贬斥宗室、屠戮朝中功臣将帅导致内战爆发等行径，使其在政治上几乎破产。自东晋南朝以来，权臣或皇帝树威的最佳途径，就是北伐收复失地。陈宣帝要坐稳皇位，树立威望，也只能遵循东晋南朝这一政治惯例，出师北伐。
南陈军事实力不可能与周齐同时开战，因此，陈宣帝只能在周齐中联合一方以讨伐另一方。太建三年(571) 陈宣帝遣使北齐商议联合讨伐北周，可见陈宣帝对齐亡陈不能独存的战略态势有充分认识，否则不会向北齐提出联合伐周的建议。自东魏武定四年(546) 玉璧之战后，北齐在河东、河南深陷与北周的镇戍拉锯战中。突厥兴起后，北齐还需抵御突厥南侵，这使得北齐与北周的军事对峙中处于守势。“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斛律光忧之，曰: ‘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乎! ’”
南陈军在丘陵和河网地带具有很强的战力，曾重创北周。如果与南陈结盟，利用陈军在荆襄等地牵制周军，能减轻北齐晋阳方向的压力，主持对北周军务的兰陵王高长恭、斛律光、段韶等怀朔勋贵必然会支持。然而，此议在北齐朝议中却被否决。朝议属于最高规格的决策方式，出席朝议的除军队主要将帅外，还有公卿和三省主要长官等高级官僚。北齐天统四年(568) 武成帝高湛病逝，年仅 12 岁的后主高纬亲政。依附高纬的和士开、陆令萱等恩倖与掌握军政大权的宗室、怀朔勋贵权力斗争十分激烈。
天统五年( 569) ，和士开诱杀久典朝政的太尉赵郡王高叡，随后任侍中、尚书令、录尚书事把持朝政。如同意南陈联合伐周，斛律光等将帅勋贵很可能取得重大功绩，在军中威望更高。这对一心想掌握军权的和士开等恩倖十分不利。因此，和士开等恩倖应是出于自身私利，通过朝议否决了南陈联合伐周的提议。这不仅使北齐失去了改变自身战略劣势的良机，而且反促使陈宣帝选择联周伐齐。
南陈光大元年(567) 北周因派兵支援华皎、后梁与南陈交恶。北周不仅损兵折将，且战事连绵不绝，致使其东南“骚动”。建德元年(572) 三月，周武帝除掉独揽朝权的权臣宇文护，亲掌朝政。同年八月就派鲍宏、杜杲出使南陈，与南陈达成联合伐齐的协议。周武帝除掉宇文护后，最为急迫的是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整训府兵及清除异己，而非对外用兵。宇文护专权时长期的军事征伐重创北周经济，“频岁师旅，农亩废业。去秋灾蝗，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北周没有能力与北齐和南陈同时作战，急需休养。
宇文护专权时，在保定三年(563) 、四年(564) 联合突厥两次大规模进攻北齐，均被北齐击退。在强掠收效不大的形势下，突厥转而同北周、北齐同时保持外交关系，利用周齐矛盾获取大量经济利益。《周书》卷五《突厥传》: “(北周) 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 ‘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这使北周不仅无法实现利用突厥牵制北齐的军事目的，反而背负了沉重经济负担。在联合伐齐战事中，突厥骑兵的战力有限，很难突破北齐长城防线。因此，周武帝只能将联盟的重点转向南陈。
联陈伐齐的建议虽是北周向南陈提出，但南陈在谈判中却处于下风。北周对南陈提出用元定等被俘虏的北周将帅，换回因江陵陷落而被押往关中的名士王褒等人，及将樊、邓等城池划给南陈这两项要求均予以拒绝。然而，陈宣帝最终却同意与北周结盟，在达成协议的次年(573) 三月就派吴明彻率军北伐，其原因与北齐政局突变有很大关系。如上文所述，和士开等恩倖控制北齐朝廷后，与宗王、怀朔勋贵围绕着军权展开的争夺更为激烈。
北齐武平二年( 571) 高纬胞弟、琅琊王高俨矫诏杀和士开，随即高俨兵败被杀，其所管辖的京畿府并入领军府，受韩长鸾等恩倖控制。次年( 572) 六月，陆令萱等恩倖又与接替和士开掌权的尚书右仆射祖珽联手，假借北周散布的斛律光篡权的谣言，诱使高纬以谋反为名，将斛律光族诛。斛律光在北齐军中具有极高威望，“战则前无完阵，攻则罕有全城”，其忠而受戮无疑会加深北齐军士对恩倖群体的强烈反感。
北齐武平四年(573) 正月，并省尚书令恩倖高阿那肱被加录尚书事，总知外兵及内省机密，成为北齐军队统帅。高阿那肱“才伎庸劣”，在晋阳九州军士中毫无威信可言。因此，在北周与南陈联盟伐齐之前，北齐军队处于士气低落、将士离心、军无斗志的涣散状态。这对要北伐收复江北、淮南失地的南陈来说是千载良机。北周此时主动提议联盟，正可以保证南陈在北伐时长江中游的侧翼安全。这是陈宣帝在谈判中甘愿作出让步，立即同意伐齐的主要原因。由此，陈宣帝派吴明彻北伐，实际上是在由陈宣帝篡位称帝所引发君臣相争内乱的统治危机下，意图通过北伐树立威望，在周齐政局变动诸因素促成下的军事投机行为。
二、吴明彻北伐对北齐军队、政局的影响
《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 “显祖初平淮南，给十年优复。年满之后，逮天统、武平中，征税烦杂……诸商胡负官责息者，宦者陈德信纵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县征责。又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并送官厩。”可见，自侯景之乱后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至南陈北伐时，江淮已是北齐赋税来源的重要地区。西域商胡大多与北齐统治集团中掌权的恩倖群体关系密切，他们往往通过恩倖手中的权力，强行攫取经济利益。江淮是西域商胡及其背后的恩倖巧取豪夺牟利的重要地区。无论从国家赋税还是私利的角度，把持北齐朝政的恩倖都不会轻易放弃江淮。
北齐军队主要分为由宗王和怀朔勋贵统帅的晋阳九州军士; 由领军府统帅的禁军及“百保鲜卑”组成的左右宿卫; 由以河北大族豪强部曲武装为基础组成的江淮军三部分。晋阳九州军士是北齐用来应对北周的主力。高俨被杀后，禁军和左右宿卫由恩倖所控制，主要用来负责京畿及河北诸州的治安。能够用来抵御南陈的只有江淮军，但江淮军在北齐天保七年(556) 的建康之役中，被陈霸先击溃，江淮军将帅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刘归义、杜方庆及徐嗣徽等四十六人全部被俘杀，十万大军逃回北齐者仅二三万人，江淮军实力大损，仅原萧梁降将王琳所率的武装具有一定战力。要抵御势如破竹的南陈北伐军，只能从他地调兵。
《北齐书》卷二五《王纮传》“武平五年(574) 陈人寇淮南，诏令群官共议御捍。封辅相请出讨击。纮曰:‘官军频经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兴兵极武，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则世事去矣……’高阿那肱谓众人曰: ‘从王武卫者南席。’众皆同焉。”封辅相在武平三年(572) 曾任领军将军。北齐后期领军将军任命权，一直控制在高阿那肱、陆令萱等恩倖手中。因此，封辅相属于依附恩倖的禁军将帅。王纮为怀朔勋贵子弟，在晋阳九州军士中具有一定影响。
在高阿那肱主持的朝议中，王纮以“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倾国而来”为由，反对调晋阳九州军士南下支援，得到众多朝臣支持。南陈军围攻北齐江淮军政中心寿阳时，高阿那肱频派敕使催促怀朔勋贵子弟、河南行台、洛州刺史皮景和率军十余万解围寿阳。皮景和军渡过淮河后，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直至寿阳陷落。可见，高阿那肱等恩倖虽掌握北齐军政大权，但仍无法真正调动晋阳九州军士和勋贵将帅。
为保住自身财源重地，武平四年(573) 四月，高阿那肱先后派遣禁军将帅领军将军尉破胡、封辅相、中领军贺拔伏恩、武卫将军奚永乐、右卫大将军可朱浑孝裕等率军南下。在尉破胡、长孙洪略所率的十万援军中，其前锋由“苍头”“犀角”“大力”“西域胡”等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军种组成。这些军种并非州郡兵所有，应属于京畿禁军。可见，高阿那肱是将其所能控制的大量禁军南援江淮。然而，数万大军在石梁( 今安徽天长市境) 与吴明彻军相遇后一触即溃，十月寿阳陷落。
北齐禁军惨败的原因，除尉破胡等人轻敌外，与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恩倖掌权后，将帅多由贿赂而进，“领军一时二十，连判文书，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谁也”，禁军指挥系统极为混乱有很大关系。《北齐书》卷五〇《恩倖·韩凤传》: “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 ‘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 ‘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因愁为。’”这应是其群体代表人物掩饰军事上惨败后的无奈之语，不应仅就此断定恩倖对江淮的得失毫不在意。
北齐前期“乾明之变”中废帝高殷、辅臣杨愔等人，失去军权即遭废黜屠戮的教训，使高纬和恩倖在军事惨败的同时，更强化了对军政大权的掌控。高阿那肱、尉破胡等恩倖和禁军将帅的无能，使北齐朝野纷纷要求在军中威望极高的兰陵王高长恭率军出征。后主高纬出于高长恭得胜还朝，更加难以控制的考虑，将其毒杀。高长恭是继斛律光、段韶后，唯一与北周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统帅。后主及恩倖毒杀高长恭自毁长城之举，使晋阳九州军士军心不稳。受此影响，武平五年( 574) 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以清君侧名义起兵叛乱时，晋阳九州军士纷纷表示“南安王来，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这是日后周武帝灭齐时，北齐军队指挥异常混乱，晋阳九州军士仅抵抗数日就投降的重要原因。
祖珽与恩倖联手除掉斛律光后，围绕着权力分配，与陆令萱、韩长鸾等恩倖的矛盾日益尖锐。恩倖与南陈北伐军石梁决战惨败后，祖珽欲借后主对其“委任之重，群臣莫比”的宠信，通过“沙汰人物”“黜诸阉竖及群小辈”，削夺陆令萱、韩长鸾等恩倖的权势，反而被两人逐出朝廷。石梁惨败、寿阳被围，恩倖掌握的禁军损失殆尽，在江淮几乎没有力量可以抵御南陈军北上。
后主高纬想要巡幸晋阳以躲避陈军。而一向与祖珽不睦的恩倖韩长鸾，借祖珽的亲信侍中崔季舒、张雕等文官联名劝谏高纬前往晋阳会导致政局不稳的机会，妄称“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诱使高纬将崔季舒、封孝琰、裴泽、郭遵、张雕、刘逖等文官处斩。虽然韩长鸾借谋反之名杀崔季舒等人的实际目的，是要巩固在宫省中的权势，但其矛头却是指向整个汉官群体。韩长鸾公报私仇的举动，使整个汉官群体对北齐政权彻底丧失信心。这是北齐灭亡时汉官群体不再为北齐竭力抵抗，晋州刺史崔景嵩不战而降，使北周轻易占领重镇平阳、打垮北齐军主力的重要原因。
综上，北齐抵御吴明彻北伐的一连串惨败，不仅导致北齐皇帝、恩倖群体与掌握晋阳军权的宗王、怀朔勋贵及朝中文官大臣的权力矛盾空前激化，而且将高纬及恩倖掌权下的北齐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军事上将帅无能、指挥混乱、士气低落、号令不齐、战力低下、君臣猜忌，朝廷内政治腐败、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等诸多弱点暴露无遗。对北齐来说，吴明彻北伐是使北齐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坚定周武帝于建德四年( 575) 、五年( 576) 连续出兵灭齐，统一北方，提前宣告其灭亡的标志。
三、吴明彻北伐失败原因及对南陈政局的影响
陈宣帝发动北伐的目的，是要借北伐树威，而非真正要集中全力北上灭齐。因此，陈宣帝的决策主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巩固皇权，来决定北伐重要事项和军事行动，而非出于军事实际情况。《陈书》卷二六《徐陵传》记载，南陈朝野众臣共推淳于量为北伐主帅。淳于量为南陈开国元勋，是帮助陈宣帝讨平华皎，击退北周军的首功将领，其资历和功绩军中无人能比。淳于量如为主帅，立下北伐大功后就会难以控制。吴明彻是陈宣帝篡权称帝的亲信，唯陈宣帝是从，是在朝议中少数支持陈宣帝北伐的将领。因此，陈宣帝借亲信徐陵和裴忌两人所提“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的牵强理由，强行任命吴明彻为北伐军主帅。
吴明彻为吴地寒门武将，而北伐军其他将领主要是黄法 、萧摩诃、鲁广达、程文季、周炅、樊毅、任忠等巴蛮土豪酋帅，吴明彻与上述诸将并没有统属渊源，在军中无法与拥有大量私兵部曲的巴蛮豪帅相比。为维护自身主帅权威，吴明彻只能利用职权一味压制巴蛮豪帅。如太建十年( 578) ，北周王轨军清口锁江筑城，以断陈军退路。吴明彻以“搴旗陷阵，将军事也; 长算远略，老夫事也”为由，断然拒绝萧摩诃进攻周军所筑城池突围的建议。在北周军包围形成之际，吴明彻又听信其部下亲信裴子烈骑兵先突围，步兵跟进的方案，拒绝萧摩诃所提出的由吴明彻率步卒突围，自领铁骑数千掩护的提议，致使北伐军主力大部被歼。
同时，吴明彻“雅性刚直，统内不甚和”的性情，并不适合做北伐统帅。吴明彻攻陷寿阳后，将北齐镇守淮南的原萧梁降将王琳俘获。北伐军中樊毅、任忠等巴蛮豪帅均为王琳部将，王琳被俘在北伐军中引发很大震动。《陈书》卷九《吴明彻传》: “琳之获也，其旧部曲多在军中，琳素得士卒心，见者皆歔欷不能仰视，明彻虑其有变，遣左右追杀琳，传其首。”太建十年(578) 吴明彻军在吕梁被围大部被歼，唯独樊毅、任忠全军而还。由此推之，樊毅、任忠可能因不满吴明彻杀王琳，在全军危亡之际，独自突围。因此，吴明彻杀王琳，应是造成北伐军将领离心、溃散的原因之一。
太建五年(573) ，吴明彻所率北伐军连克北齐军，至 12 月底尽占寿阳等淮南江北之地。南陈占领淮南后，豫、合、谯、南北兖、北徐、晋、安诸州及历阳、晋等郡长官均由吴明彻等北伐诸将担任。吴明彻作为主帅由北伐开始时的侍中、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升为侍中、使持节、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成为南陈在淮南的最高军政长官。陈宣帝还派诏谒者就寿阳册拜吴明彻，致其威望达到顶峰，“将卒莫不踊跃焉。”吴明彻虽为陈宣帝所信任，但如继续北伐，吴明彻等诸将的功绩和威望将难以控制，超出了陈宣帝收复淮南树威的目的。
太建七年( 575) 、八年( 576) 北周两次大举伐齐，北齐无暇顾及淮北，是南陈攻占彭城占据地利以待周军南下的最佳时机。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陈宣帝反而令吴明彻在北周大举伐齐之际原地待命。实际上，攻陷寿阳后，陈宣帝对吴明彻等北伐诸将就愈发猜忌防范。如太建六年(574) 曾将吴明彻召回朝廷，由黄法氍接任其在淮南的职权。 陈宣帝不断借调整淮南诸州区划辖区，削弱北伐诸将势力，甚至直接任命陈伯恭、陈叔坚、陈伯义等宗王为南豫州、合州刺史，加强对淮南的直接控制。
北伐军能迅速占领淮南，与一些淮南土豪义兵大力支持分不开。如在陈军围攻淮阴时，“淮、泗义兵相率响应，一二日间，众至数万，遂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并连口、朐山二戍。仍进攻郁州，克之。”吴明彻攻陷寿阳后，北伐军从十万迅速扩充到二十万，所增加的十万士卒大多是淮南土豪及所统帅的义兵。坚守寿阳的萧梁降将王琳虽是北齐委任的扬州刺史，有“部下将帅悉听以从”的权力，但北齐并没有直接给予其多少军队，部下多是其原来属下和招募的淮南土豪。王琳“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之心”，这使其在淮南民众中具有极高威望。王琳在淮南土豪民众支持下，坚守寿阳抵抗吴明彻数万大军四月之久。王琳被俘后，淮南“百姓泣而从之”。被杀后，淮南“田夫野老，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歔欷流泣。”
这使南陈虽收复了淮南，但民心尽丧，原先支持南陈的淮南土豪也不免对南陈有相当的抵触情绪。因此，控制住淮南土豪成为攻占淮南后的当务之急。为此，陈宣帝强令淮南土豪将子弟作为质任送至建康。太建七年( 575) ，为削弱分散淮南土豪在北伐军中的势力，陈宣帝下诏将淮南土豪所统的义兵，以“云旗义士”的名义分割给北伐军诸将，配置在淮南各地布防。政治上的不信任和军事上的猜忌防范，必然使淮南土豪难以接受，与北伐军诸将产生矛盾，如北伐军将领徐敬成诛杀“新附”就与此有关。因此，陈宣帝控制淮南土豪的措施，反而造成北伐军内部矛盾重重，无法继续北进。
太建九年(577) 十月，北周灭齐后占据彭城，南下与陈争夺淮南态势已然明了。此时陈宣帝如不令吴明彻北上与北周决战，淮南江北之地就会得而复失，利用北伐淮南提高自身权威的目的就会化为泡影。因此，即使亲信毛喜以“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岂以弊卒疲兵，复加深入”劝谏，陈宣帝也未听从，而意图趁北周在北齐关东立足未稳之时，令吴明彻率军冒险北上与北周在淮泗决战，最终导致北伐军几乎全军覆没。
陈宣帝即位后，南陈社会经济仍没有从侯景之乱中恢复过来，“自梁末兵灾，凋残略尽，比虽务优宽，犹未克复”，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田租、户调征收拖欠严重，致使财政空虚。吴明彻北伐对南陈国家财政和编户小农造成很大冲击，“戎车屡出，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百姓不足。”南陈占领淮南后，不仅要为二十万大军提供军需供给，还要为南迁的淮南民众置立郡县、赋给田宅、分发粮种; 给投附的大批淮南土豪“封赏选叙”，这使南陈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出于安抚淮南土豪民众的考虑，宣帝下诏北伐军所经之地，“并给复十年”，这又使南陈无法从淮南获得经济利益。总之，吴明彻北伐使南陈财政几乎到崩溃边缘，通货膨胀难以控制。太建十一年(579) 不得不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南陈旧制: “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为增加财政收入，陈后主采纳沈客卿“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的建议，其结果虽“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但无疑侵害了军队将帅和士族的经济利益。
吴地寒门和巴蛮土豪将帅在北伐中损失惨重，吴明彻、裴忌、程文季等人被俘后病死于北周，鲁广达则被削夺军职。《陈书》卷五《宣帝本纪》记载，陈宣帝在派吴明彻、黄法氍等人北伐的同时，还纷纷派宗王和亲信担任湘、郢、扬、广、江、南徐州、南豫州、东扬州等都督诸州军事或刺史，领军、护军等禁卫军长官也由宗王亲信担任。虽然萧摩诃、樊毅、任忠、鲁广达等将领全军而还，仍具有相当武力，但早已没有了自己割据的地盘，只能依赖于南陈国家供养。
这是长于深宫、没有任何威望的陈后主能继位，消灭反叛势力，重用恩倖强化皇权，肆意胡为，“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的根本原因。陈后主重用沈客卿等恩倖掌军国要务，强化皇权、打压武将的后果，是造成南陈统治集团“文武解体”，社会各阶层“神怒民怨，众叛亲离”的主要原因。因此，吴明彻北伐使得南陈皇权强化、恩倖擅权、梁末崛起的江南土豪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南朝民众彻底唾弃南朝政权，加速了南陈灭亡。
吴明彻北伐是加速北方统一、南北统一，对 6 世纪后期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政治行动。吴明彻北伐前因后果，几乎是东晋南朝政权历次北伐的重演，反映出东晋南朝北伐的基本模式。即北伐是出于解决自身政权内部的统治危机，或权臣、新皇帝为提高自身权威的军事投机，而非要真正统一北方。南朝政权发动的北伐，虽能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由于北伐的投机性，往往最终在与北朝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较量下，前功尽弃，丧师失地，甚至导致其政权自身的内乱乃至崩溃。
因此，东晋南朝历次北伐证明了南方无法承担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东晋南朝政权适时发动的北伐，不仅会对自身政权产生影响，也会对北朝政权、南北政局、人口流动、地域势力消长等南北朝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加速了中国统一进程。因此，在南北朝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东晋南朝有其自身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北伐的意义或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