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以后中原地区涌现出很多民族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间围绕民族问题和军事文化上的不对等不断发生冲突。一方面少数民族因政治军事方面占据优势而轻视汉人，但文化上的落后使得其排斥汉人又主动或被动接受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汉族士大夫迫于军事失利屈服于少数民族政权，文化上的优越感又使他们保持传统夷狄观。各民族在矛盾纷争中不断融合，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标志中国进入南北朝的北魏不仅终结五胡十六国纷争，统一华北地区，也在民族融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众多政权中完成统一的使命能够由北魏完成并为中国再次统一奠定基础，与北魏对先进汉文化的主动吸收学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强调政权正统

由于魏晋之后出现许多政权，因此政权的合法性为当时所看重。在当时士人眼中，一个政权是否为正统，取决于能否将礼仁文化作为人伦关系准则，是否入主中原实现统一，政权的五行属性是否符合五德循环。因此各统治者纷纷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如前赵政权本为冒顿之后，因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于是子孙冒姓刘氏。刘渊自认为“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定国号为汉。刘耀则改国号为赵，定水德，以彰显政权的合法性。

北魏同样通过改国号、五德等方式宣扬政权的正统性。北魏对政权正统性的重视度非常高。《魏书》记载北魏建立之初朝堂讨论国号，群臣皆认为“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应延续上代的国号。拓跋珪却认为北魏是曹魏政权延续下来的正统政权，远祖“虽践王位，未定九州。”因此“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在拓跋珪眼中，曹魏才是正统政权，北魏是继承曹魏的正统，由西晋发展而来的东晋、南朝则是篡魏的非法政权，蔑称其为“岛夷”。这种蔑视汉族政权的行为表明此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自卑感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将自己视为正统的自豪，这种自豪感来自于军事上的优势、文化上差异的减小及入主中原后的逐渐同化。

虽然强调正统地位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稳定国内的民族矛盾，在与南朝政权的对峙中取得舆论优势，吸引汉族士人加入统治。但不论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在借鉴吸收汉文化，不断提高其汉化程度和政治参与意识。北魏在强调正统地位统治的同时逐渐吸收融合汉族文化，不仅将儒家思想作为本国的行为准则，同时通过军事实力实现了华北统一，并在孝文帝时迁都洛阳，最终发展成为被士族承认的正统政权。

二、礼待汉族士人

由于文化差异，少数民族想统治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就需将汉族士大夫吸收进自己的官僚机构，利用他们的行政能力和地方影响力维护政权稳定。陈寅恪认为晋室南渡后，北方的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但统治范围内的汉人在数量、文化、经济力量上都远胜于胡人，因此胡人欲统治中国，必借助汉人之力。

虽然士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传统的夷狄观，汉族士大夫对少数民族非常排斥。如西晋刘琨虽向石勒救助却仍认为“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前燕慕容廆招揽高瞻遭拒后感叹“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

在北魏前期从政的汉人视南朝政权为正统，对北魏不抱任何亲近感。如北魏两朝宰相崔宏因为不愿任职逃亡南方，途中被拦只好回到北魏任职。出身于清河世家大族的崔浩常对人说，“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东晋王慧龙投奔北魏，许多人怀疑其家世，崔浩则称其“真贵种矣”，数次引荐赞美，引起拓拔焘不满，崔浩免冠陈谢才得免。少数民族也对汉人不信任，统治者一方面希望汉族士大夫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防戒备。北魏道武帝时，有人告发邓渊堂弟助有罪之人逃出长安，道武帝怀疑邓渊知情不报，“遂赐渊死”。

实际倾心南朝的主要是留在北方的豪门大族，他们认为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北方就失去了魏晋以来的礼乐文化，因此不满北魏，想恢复传统礼乐文化。如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族姓”。而一般士人没有累世的身份束缚，更倾心于维护北朝社会稳定。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北魏入主中原后加速了北魏汉化进程，整顿官制，礼待士人，“修废官，…… 除故革新，以正一统”，“从而稍僭华典”。到了北魏后期，汉族士人对待北魏的态度发生明显改变，不再把南朝政权视为正统，而是将北魏视为正统，维护北朝政权。南朝陈庆之曾醉后称北魏再强盛也“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中原士族杨元慎则驳斥“江左假息，僻居一隅。……我魏膺受图，定鼎嵩洛，……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庆之等……杜口流汗，含声不言。”随着北魏汉化程度加深，南朝国力衰弱、偏安一隅，“地多湿垫，攒育虫蚁，壃土瘴疠，蛙黾共穴，人鸟同群。……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立君臣，上慢下暴。”北魏名望逐渐失望，对南朝的向往也随之减退乃至消失。

三、对汉文化的全方面吸收

北魏统治者汉化水平普遍较高，对汉文化有很大的兴趣。史称刘渊自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武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由于统治者对儒学的喜好，北魏自建立起就重视儒学。道武帝初定中原就“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传授儒学经典。将儒学作为北魏治国的重要依据，参照儒学经典制定北魏的典章制度，北魏还改变宗教信仰信奉道教，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将道教作为国教，重用寇谦之，自称“太平真君皇帝”，改变少数民族认为“佛是戎神，所应兼奉”的传统观念。

北魏还在政治上改变游牧民族传统的部落制度，在建国之后就解散部族，此举措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从未出现。如贺纳身为拓跋珪的舅舅，在拓跋珪早年时助其夺回政权，“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通过此项举措加强帝权，建立稳定的国家结构和国家军队，成为统一华北的重要力量。除文化政治外，北魏人民在生活中也逐渐接受汉族文化。褚緭随陈伯之投奔北魏后戏称北魏大臣“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可见当时北魏统治阶上层的服饰已经融入汉族元素。在出行方面，北魏受到汉族文化及南朝风俗的影响，逐渐出现乘牛车出行的现象，《魏书》记载 402 年北魏发生牛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同日毙于路侧”。

在北魏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南朝也受到少数民族影响。只是汉族接受的是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而少数民族学习的更多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北魏自建立后就不断学习吸收汉族文化，在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逐渐由半原始部落家长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也促进了北方的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计其水利，日益千金”，使南北民族界限基本消除，南北差距缩小，最终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北方战胜南方统一全国的基础，并为隋唐的疆域广阔、经济繁荣和文化多样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