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 的存在与否及其地理范围，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但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大致可以认为，在距今约 4 000 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应当存在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其社会结构应当达到了早期国家或者 “复杂社会” 的程度，这也许就是文献中记载的 “夏” 或者 “夏朝”。关于 “夏朝” 的都城，学界通常认为目前发现的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二里头遗址应当是其都城，或者至少是其某座都城。按照文献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商朝的影响范围虽然较夏朝更为广大，但大致局限于黄河两岸和长江以北地区，或者如《史记》 所载 “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商朝的都城虽然有过多次迁徙，但也基本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总体而言，夏商两代的都城都位于黄河中下游，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王朝所控制的地理范围的核心同样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与此同时，在今天中国境内，当时还存在其他发达的文明和文化，如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等，因此这两座王朝都城的选址，不能与后世那些统治着广大地理空间范围的王朝相比较。不仅如此，对于商朝都城的多次迁徙，学界有着众多不同的认知，如张光直认为这与寻求获得铜矿和锡矿有关，但不管原因如何，其对都城的定位和选址时考虑的因素，可能与后代的王朝存在一些差异，且由于缺乏史料，也难以作明确的判断。

关于周族的起源，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大致有着自山西入陕西，以及起源于甘肃、陕西两说，且正如王明珂对考古学界关于周人族源的争论做出的陈述 “以器物的 ‘相似性’建构的考古文化分类体系，与古代社会人群在时空中的分布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所展现的，现有的考古学证据只能将先周文化的历史追溯到古公亶父的时代或者稍前，对于早于古公亶父十余世的后稷和不窋，无论认为其活动于陕西、甘肃，还是由晋入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但现在考古资料大致可以说明，周人早期曾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上游或者关陇地区，且随着周人的强盛，其势力向东不断扩展，逐渐深入到关中平原，其核心聚落也由此自西向东不断迁移。

大致而言，其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公刘时迁居于豳 ( 今陕西旬邑县)，到古公亶父时期，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并由此兴盛起来，周文王时期在沣水以西兴建了丰京，周武王时期在沣水以东兴建了镐京。丰镐二京隔水相望，并称丰镐，即宗周，是西周的都城。周武王灭商之后，周的势力虽然进入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在这一地区当时还存在大量殷商的残余力量以及一些部族，因此西周最初只是在这里分封了一些诸侯国加以控制，受封者或为商的遗民、或为当地的强大部族，而王室、姻亲、功臣所封诸侯国的数量有限，因此此时西周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

周武王去世后，很快发生了 “三监之乱”，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为了控制东方，除在各地大规模分封姬姓、姻亲和功臣诸侯之外，还经过选址和占卜，在洛阳地区修建了洛邑，即成周，作为控制东方的战略据点，并在这里驻扎成周八师作为控御东方的重要军事力量之一。这一位置的选择，显然与洛阳的交通区位有着直接的联系，即 《逸周书·作雒篇》 所记 “周公敬念于后曰: 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为天下之大凑”，由此也就形成了洛阳处于 “天下之中” 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周都城的空间格局就是: 丰镐是西周的政治中心，而洛阳作为西周控制东方的政治和军事据点。

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范围超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王朝，宗周的位置实际上偏于一隅，而成周的地理位置则更为优越，因此正如杨宽所说 “虽然西周的君王常住在宗周镐京，有时到东都成周来处理政务，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周的重要性超过了宗周”。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被誉为 “天府之国” 的关中平原的经济优势，“四塞之险” ( 即函谷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 在军事防御上的优越性，及其作为王朝发源地和宗庙所在，因此西周的这一选择也有其合理性，且在这一模式中，政治因素始终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一模式，在此后历史上那些以西安和洛阳为都城的王朝中也都能看到。

汉初，刘邦在选择都城时，也曾考虑过洛阳，甚至当时众多大臣也有这样的认知，即“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但在娄敬的劝说以及张良的支持下，刘邦最终决定建都长安，而将洛阳作为东都。对于这一选择的优点，在娄敬与刘邦的对话中表达得非常清晰，即:

娄敬说曰: “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 上曰: “然。” 娄敬曰: “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棰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

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附其背也”。

这段文字，不仅表达了刘邦希望建都洛阳的愿意之一，即 “与周室比隆”，且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娄敬认为应建都关中而不是洛阳的理由，即洛阳虽然为 “天下之中”，但在军事上缺乏可以用于防御的天然险要，因此在统治不稳固的时候，不宜建都于此; 而关中地区，有着四塞之险，进可攻退可守，且当时关东地区基本为异姓诸侯王所控制，汉朝对那里的统治并不稳固，因此面对这样的形势，建都长安是具有合理性的一种选择，而这可能也是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即面对诸王的叛乱时，项羽始终缺乏稳定的根据地，最终因疲于奔命而灭亡。而且，在后来面对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时，这一选择也展现出了其价值。与此同时，洛阳则成为西汉控制关东地区的据点，而且在平定 “七王之乱” 的时候，周亚夫率领的军队为了避免受到叛军的伏击，绕道蓝田，出武关，但依然集结于洛阳。

东汉初年的形势与西汉不同，光武帝刘秀起于南阳，在河北称帝，其首先控制的是关东地区，也即其根基主要在于关东; 然后才向西攻灭了关陇、川蜀地区的割据势力; 且东汉没有诸侯王的问题，统治稳固，因此建都于洛阳，将 “天下之中” 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中心结合起来是一种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合理选择。

隋朝实际上也面对着周初和西汉初年的问题。隋代北周而兴，其核心势力主要来自关陇地区，也就是陈寅恪提出的 “关陇集团”。不仅如此，在北周攻灭北齐，以及隋攻灭南陈之后，其对华北以及江南地区的控制也不算非常稳固，这点从隋末起义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就能看出，所以建都于长安，修建大兴城，非常符合隋朝稳固统治的需要，这与之前的周和西汉非常近似。作为东都，洛阳城的修建要晚于大兴城，而修建东都的原因，在隋文帝仁寿四年 ( 604 年) 十一月幸洛阳时发布的诏书中有着明确的描述，即:

癸丑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 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施，变化何以成四时; 人事不易，政教何以厘万姓! 《易》 不云乎: ‘通其变，使民不倦’; ‘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 ‘吾行天下多矣，唯见雒阳。’ 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于府库，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日复一日，粤暨于今。永怀先旨，兴言感哽! 朕肃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思奉先志。

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瘠，弗堪葺宇。今可于伊、雒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宜，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 《传》 云: ‘俭，德之共; 侈，恶之大。’宣尼有云: ‘与其不奢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 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总体而言，正如杨宽所述，“隋统一以后，隋炀帝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便于向四方征收贡赋，徙居富商大贾及工艺户，于洛阳营建东都”，其看重的正是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就是，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将洛阳作为重要的转运点，由此洛阳作为王朝交通和物资运输枢纽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巩固。且隋朝在洛阳也驻扎有大量军事力量，这点从杨玄感和李密拥有重兵，但围攻洛阳不下就能看出。

唐朝的开创者李氏也属于关陇贵族，其核心集团的大部分人员也是如此。在建国之初，唐朝对于华北和江南地区的控制同样要弱于对关陇地区的控制，由此，其延续了之前历朝的“传统”，建都关中，但同时将洛阳作为控御东方的军事据点。洛阳在唐初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争斗中展现得非常明显。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曾 “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也就是希望以洛阳为据点，控制关东地区作为自己的凭依。

而唐高祖为了避免诸子之间的争斗，也曾向李世民提议 “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由这句话来看，“陕以东皆主之” 的中心应当是洛阳。当然，李建成和李元吉也看到了这一安排对他们造成的威胁，“相与谋曰: ‘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 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显然他们也认为洛阳是控制关东地区的枢纽，且屯驻有重兵。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唐初洛阳对于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由于长安城以及畿辅地区的逐渐繁荣以及人口的增加，关中平原的粮食和物资已经无法满足需要，由此作为大运河运输枢纽的洛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唐朝的皇帝需要前往洛阳 “就食”，且武则天还曾迁都洛阳。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虽然洛阳有着交通区位上的优势，与关东和江南经济富庶之地的联系更为密切，且唐代后期也曾有迁都洛阳的提议，但都被否定。究其原因，应当与当时关东地区藩镇割据，王朝能直接控制的地域有限，由此建都洛阳，会不断受到藩镇威胁有关; 且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和经济生产都受到极大的破坏; 与此同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 “四塞险固”，进可攻退可守，虽有吐蕃的威胁，但并不是常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贸然迁都洛阳，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因此，当程元振 “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 的时候，郭子仪对此表示明确的反对，其意见中对关中的优势和洛阳的劣势有着充分的表达，即:

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眀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其后或处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书，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炀帝南迁，河、洛丘墟，兵戈乱起。高祖唱义，亦先入关，惟能剪灭奸雄，底定区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鲜居东洛。间者羯胡构乱，九服分崩，河北、河南尽从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 陛下藉西土之师，朝义就戮。岂唯天道助顺，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饰说。

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 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 矧其土地狭厄，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

且圣旨所虑，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粮食不充，国用有阙，以臣所见，深谓不然。昔卫文公小国之君，诸侯之主耳，遭懿公为狄所灭，始庐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复旧业，享无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鳅之直。薄征弛力，隐迨鳏，委诸相以简贤任能，付老臣以练兵御侮，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无极矣。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庙以修荐享，谒陵寝以崇孝思，臣虽陨越，死无所恨。

因此，就隋唐两朝而言，建都关中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因素，甚至东都洛阳的兴建也更看重对关东地区的控制，而其与关东和江南经济上的联系虽然关系到王朝稳定，但依然无法与政治因素相比。

周宝珠在 《宋代东京研究中》 中，对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汴州行政地位的变化及其重要性的提高进行了归纳，即 “从安史之乱到兴元元年之间，各地军阀相互争城掠地，汴州成为他们角逐的重要对象，唐王朝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因此节镇建置不常。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汴州由唐前期的普通大州，此时由于河南节度使，汴州都防御使、汴滑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的设置，而成为黄淮之间一个军事重镇和一个地区性的行政中心。

甚至连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称帝，也以汴州为大梁府，署置百官，不过他的野心很快化为泡影罢了。直到兴元元年宣武军移到这里，唐王朝以大军十万镇守于此，汴州才真正起到 ‘王室屏藩’ 的作用”。虽然唐朝中后期的历史也可以佐证濒临大运河的汴州确实有着重要的交通区位优势，但王朝对都城的选择除了要考虑交通区位的优势之外，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等因素，甚至还要考虑传统的影响，由此仅仅是交通区位的优势，并不足以使得开封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

大致而言，唐末以及后梁朱全忠时期，虽然以开封府为东都，但西都洛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且当时还对洛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到了后梁末帝朱友贞时期，虽然依然以开封为都城，即东京，不过文献记载当时群臣实际上希望以洛阳为都城，即 “(乾化三年二月十七日) 事定，(袁) 象先遣赵岩赍传国宝至东京，请帝即位于洛阳”，对于群臣的这一请求，朱友贞的回答是: “夷门，太祖创业之地，居天下之衡，北拒并、汾，东至淮、海，国家藩镇，多在厥东，命将出师，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图也。公等如坚推戴，册礼宜在东京，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

从这段文字以及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朱友贞之所以迁都开封是因为当时其对手李存勖的主要兵力多在河北，且后梁起家于汴州，在这一地区经营多年，根深蒂固，由此建都开封有利于与李存勖的军事对抗以及后梁政权的稳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当时的开封只是后梁的政治性都城，而神圣性或礼仪性都城依然是在洛阳，因此朱友贞才会提到 “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而且从袁象先等大臣希望朱友贞在洛阳即帝位来看，作为历史悠久的都城，洛阳的影响力在当时还是颇大的。

后唐庄宗李存勖攻灭后梁之后，迁都洛阳，以洛阳为东都，长安为西都，太原为北都，魏州为邺都，开封则降格为宣武军治所。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后梁定都开封只是受制于政治形势的临时性举措，开封的交通区位优势并不能使其必然成为都城。

后唐同光三年 ( 925 年)，李嗣源利用禁军的不满发动叛乱，唐庄宗被杀身亡。即位后，唐明宗李嗣源逐步实行改革，提高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地位并且完善了马步军的指挥系统，与此同时，开始施行 “强干弱枝” 的政策，即强化禁军的力量，同时弱化地方军队的实力，由此一来，围绕在皇帝周围的禁军的数量急剧扩大。但由此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军粮的供应。在面对粮食运输和供应这一问题时，与洛阳相比，开封的水运优势就突显了出来。

当然，那一时期，江南地区并不在后唐的控制之中，但通过黄河和五丈河可以转运山东地区的谷物，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即位后不久，在天成二年 ( 927 年)，后唐明宗就率领禁军前往开封，由此希望解决粮食问题，即 《册府元龟》 卷四百九十七 《邦计部·漕运》 所载 “十二月，车驾在汴。时论以运粮百万，劳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东地数州，搬十万石至汴州，仍促诸军搬取家口”。

后晋攻灭后唐之后，石敬瑭为了解决禁军的粮食供应问题，也曾行幸开封，即 《旧五代史》 卷七十六 《晋高祖纪》 载: “ ( 天福二年 【937 年】 三月丙寅) 念京城俶扰之后，属舟船焚爇之余，馈运顿亏，支费殊阙。将别谋于飞挽，虑转困于生灵，以此疚心，未尝安席。今以夷门重地，梁苑雄藩，水陆交通，舟车毕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 且在第二年就下诏迁都开封，即 “ ( 天福三年十月庚辰) 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

从这段文字来看，石敬瑭之所以迁都汴州，看重的正是其 “水陆要冲” 的交通区位优势，由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常烦漕运，不给供须” 的问题，最终 “以利兵民”。不过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神圣性或者礼仪性都城依然是洛阳，太庙、社稷、郊坛都是在洛阳，且一些礼仪性的活动也都要在洛阳举行。此后，石敬瑭还曾想迁都邺城，但未能实现。由此来看，直至后唐，开封依然只是基于当时政治军事需要的一座行政性都城，甚至可 以 说 是“临时性” 的都城，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并不稳固。

后周建立之后，开始了不同以往的举措，除开始大规模修建开封城之外，周太祖广顺三年 ( 953 年) 还将太庙神主移至开封，并在开封修建圜丘和社稷坛等祭祀礼仪建筑。由此，神圣性或礼仪性的功能也从洛阳迁至了开封，这标志着开封作为王朝都城的地位的稳固。不过，到了宋朝建立之后，太祖曾经于开宝九年 ( 976 年) 到洛阳施行郊祀，且计划迁都洛阳，但这一计划最终被群臣所劝阻。对此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十七 “开宝九年” 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即:

上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弊，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 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揺。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 上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上曰: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 “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王又言: “在德不在险。” 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 “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甲辰，始下诏东归。

这段文字颇有后世构建的意味，尤其是晋王赵光义极为简短的劝谏就使得原来态度颇为坚决的宋太祖发生转变，显得颇为突兀。不过通过这些对话，我们能看到以下问题: 宋太祖决定迁都洛阳，是因为其出生于洛阳，偏好那里的 “风土”，当然还有可能是对洛阳长期作为都城的传统的看重，也即 “循周、汉故事”。而起居郎李符的劝谏实际上基于两点认知: 一是就是洛阳历经兵乱之后在各方面的衰败，已经不太适合作为都城; 二是军粮供应的问题。而李怀忠的劝谏，不仅再次强调了兵粮的问题，而且还强调了五代以来各朝对开封作为行政都城的经营，由此 “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而且，从晋王劝谏时，宋太祖所强调的 “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 来看，实际上宋太祖和群臣都意识到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即集中于都城的众多禁军，需要从各地运输大量的粮食，只是太祖的解决方式是迁都，即将都城和王朝的安全建立在 “山河险要” 之上，从而可以削减禁军的数量，由此也就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 而群臣则认为大量禁军集中于都城是既成事实，难以一时解决，那么定都于漕运重地的开封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北宋尚未最终完成统一，同时也只是初步解决了地方藩镇的问题，再加上即使迁都洛阳，大量禁军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裁撤的，因此宋太祖放弃迁都的设想也是必然的或者说较为合理的结果。

当然，学界对于太祖迁都洛阳的意图，有着不同的认知，有学者提出这是为了抑制赵光义的势力、培养赵德芳的举措，不过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有不少，但无论如何，其背后都受到当时集中于皇帝周围的大量禁军及其带来的粮食运输问题的限制。最后，至于宋太祖所说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虽然确实被后世所验证，但在这一场合，这一措词可能只是一种无奈的表态。

此后，随着北宋对江南的统一，大运河漕运的重新开通，仅仅是在开宝九年 ( 976 年)，汴河的漕运量就超过了 100 万石，由此更是巩固了开封作为国都的地位。大致而言，北宋最终确定建都开封，且将神圣性和礼仪性都城与行政性都城合二为一，有着两点原因: 一是，北宋一直执行着 “强干弱枝” 的措施，大量禁军集中于都城，虽然后来曾削减过在京禁军，但其数量依然十分庞大，由此位于漕运关节点的开封，无疑就有着先天的交通地理和物资运输上的优势; 二是，经过五代以来不断兴建，开封城已经有着作为都城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硬件基础”，这也是同时期其他城市难以具备的。

不过除了上述两点优势之外，开封作为王朝都城的缺陷也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周围缺乏可以用于防御的天险，因此直至北宋末年一直都有着迁都之议，如秦观在策论中写道:“臣闻世之议者，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于梁，则天下之冲而已，非形势之地也。故汉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来，实始都梁。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盖亦近卜于洛阳乎? 而安土重迁，眷眷于开封之境，非所以为万世计也”。

天圣七年 ( 1029 年)，范仲淹也曾向朝廷呼吁: “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 景祐三年 ( 1036 年) 范仲淹再次上书，文中其虽然不同意孔道辅提出的迁都洛阳的建议，但同时也说到 “国家太平，岂可有迁都之议! 但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边方不宁，则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绝无储积，急难之时，将何以备? 宜托名将有朝陵之行，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 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

易曰: 天险，不可升; 地险，山川邱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之谓也! 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道也! 伏望圣慈未烦下议，且留圣意可矣”。这段议论中的核心即是“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 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同时提到了东京开封的优点，即交通; 及其缺陷，即缺乏险固可以用于防守。

庆历元年 ( 1041 年)，张方平也曾上书谈到 “京师，本古之陈留郡，天下四通八达之地，自唐室已前，尝为重藩，五代朱温，始封梁王。后因其宫府广而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乱亡之速自古无有。抑由都城四向无险阻之形、藩篱之固，逼近强敌，方镇握强兵于外，乘禁卫之虚弱，末本倒置也。国朝太祖皇帝深虑安危之计，始削诸节度之权，屯兵于内，连营畿甸，又修完西京宫内，盖有建都之意。然利于汴渠漕挽之便，因循重迁。先帝通好北国，即叙西戎，尔时可以减戍消兵，致生民于富厚矣! 太平三十年，使军士坐费仓库，以困天下，非不深思远谋也，知祖宗本意依重兵而为国势不可去也”。

庆历三年 ( 1043 年)，当时的枢密副使富弼上书，虽然没有谈到迁都，但也再次论及了开封所在地理位置的缺陷，甚至由此谈及建都开封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即 “汉唐都关中、洛阳，关中、洛阳各有险固，可恃缓急。有变用兵守险，亦未能便至危窘。当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赘旒者数矣。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尔。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 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臣又复思古者乱离无世不有，然而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后，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国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 盖是都城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略无障碍之所致也! 惟是王者能镇抚天下，常使安宁，灾害不生，盗贼不作，如是都城可保无虞。

故大宋之兴，实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祸乱，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又赖太宗相继克复诸国，一统天下，更赖真宗为民屈已，与北敌、西戎议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余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干戈。虽是人谋，亦有天幸。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敌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科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 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

须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餐，夙夜整救，则数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犹因循苟且，尚务偷安，不练人谋，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祸不旋踵而至矣! ”其核心就是开封 “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并将五代各朝的兴亡与此关联起来，由此希望朝廷上下共同努力。

甚至到了北宋灭亡后，南宋群臣在讨论都城所在的时候，虽然对建都开封不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但基本也认为在战乱之时，不应定都于此，如东京留守宗泽就论及 “窃以京师者，诸夏之本根，素号四通八达之郊。舟车辐辏，民物浩穰。方天下无事而居之，实为万世之长利也。今仇方猖獗，动至畿甸，恐议者虑今秋长驱南来，不过请陛下迁都而已。洛阳既已残破，大名稍近贼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临清汴，缓急之际，可以顺流而下，转至江淮，虎踞龙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并进而深入，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圣。陛下驻跸长安，则金人必不能西向潼关，中原豪杰，尽乐为陛下用，内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业，可以永保而传亿万世。天下既定，东还京师，亦不晩矣”。

当然，由于对于北宋而言，禁军所需的粮食问题更为根本，尤其是在太平之时，因此这些建议都只是流于言论，不过同时也正如这些建议所说的，作为都城，开封的缺陷颇为明显和致命，因此后世也就没有再以开封为都城的王朝了，这似乎也说明了交通因素并不是开封作为都城的必然因素。不仅如此，虽然上述分析强调了北宋开封城选址时对交通因素的考虑，但北宋王朝应当从未考虑过将都城 ( 以及附带的禁军) 迁移到更为接近当时经济重心的江南，这似乎说明经济和交通虽然重要，但在此之外北宋王朝还有着其他考虑。

而且，归根结底，北宋王朝建都于有着交通区位优势的开封，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集中在都城的大量禁军的粮食供给问题，而将大量禁军集中在都城则是为了施行 “强干弱枝” 的政策，而这点恰恰是北宋王朝与其他王朝存在差异之处。因此可以说，虽然北宋建都开封看重的是开封的水运优势，但其背后依然是政治问题，而随着这一政治问题的消失，开封也就失去了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可以假设，如果北宋没有集中于都城的庞大禁军，那么很可能也不会建都开封。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要讨论这三朝的都城选址，首先要考虑北京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于这一点，侯仁之等学者已经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就宏观地理环境而言，北京小平原处于中原地区，尤其是华北平原连接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三大地域单元的交接地带，位置优越。就微地貌而言，历史早期，华北平原遍布湖沼，那时从华北大平原北上，只有沿着太行山前洪积冲积扇 50 米至 100 米等高线之间的交通线，经过今日卢沟桥所代表的永定河上的渡口才能进入北京小平原。在北京小平原，交通线分歧为多条经由北部山间峡谷如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的道路前往蒙古和东北地区。因此，永定河上的渡口和交通道路的分歧点决定了北京城址的选择。位于三大地理单元的结合部以及城址所处的微观地理环境，注定北京会成为一方都会。

秦汉时期，北京成为广阳郡郡治、燕国的国都、广阳国的国都; 东汉时期为幽州刺史的驻地，成为汉王朝管辖东北地区的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北部的经济重心之一，司马迁在《史记》 中记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政治地位稳定不变，多是各个割据政权控御东北和北方的军事、行政中心，如前秦时期这里为镇北大将军的驻地; 甚至成为一些割据政权如前燕、后燕等的国都。隋唐时期，这里一直是幽州 (涿郡)的治所，值得注意的是，隋炀帝时期为了征伐高丽，修建了永济渠，将北京地区第一次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江南沟通了起来。

此外，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初征伐高丽的战争也都以北京作为军队、物资的汇集点。安史之乱之前，这里则是范阳节度使的治所，同时也是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于一身的安禄山的驻地，幽州成为唐代控御东北的门户。对于从秦朝至唐末，北京地区的门户地位，侯仁之进行了非常精辟的论述: “简单地说，从秦时起一直到唐朝末年，每当汉族统治者实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的起义，外足以扩张势力、开拓疆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蓟城为经略东北的基地。

反之，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农民起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日趋激烈的时候，东北的游牧部族，也常常乘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的一个军事防守的重镇。最后到了防守无效，东北边方游牧部族的统治者，一旦侵入之后，蓟城又成为必争必夺之地，并以之作为继续南进的跳板。自然，这其间也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蓟城又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并促进了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物质文化的交流”。

通过上述叙述来看，从先秦至唐代，北京所处的联系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枢纽地位，使其成为历代王朝的边陲重镇和一方都会，但隋唐及其之前，王朝经略的方向或者说防御的方向主要是西北或者北方，北京所处的联系中原地区与蒙古草原 ( 主要是东部地区) 和东北平原的地理区位优势在这一时期并不能主宰王朝的命运。根本性的变化始于辽朝。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族为东胡后裔，自北魏开始活动于辽河上游一带。

隋朝时期，其臣属于突厥汗国，唐贞观二年 ( 628 年) 归附唐朝，后与唐朝之间往来频繁，既有战争，也有朝贡、贸易。唐末逐渐强大，公元 916 年耶律阿保机在临潢 ( 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称帝，建立契丹国。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发动叛乱，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请求契丹出兵攻打后唐。契丹获取燕云十六州之后不久，改国号为辽，都临潢府，并升幽州为南京作为陪都，又称燕京。这是北京第一次长期作为某一王朝的国都 ( 陪都)，城市经济不断繁荣。

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在1115年建国，国号 “金”，定都于会宁 ( 今黑龙江阿城县)，在灭辽战争中于公元 1122 年 ( 天辅六年) 攻克燕京。燕京地区曾被宋短暂收回，但在天会三年 ( 1125 年) 再次被金占领。金于 1126 年灭北宋之后，势力范围扩展到淮水沿岸，基本上占据了黄河以北地区，而且金并不以分裂为满足。在这种背景下，就地理位置而言，金原来的都城过于偏远。于是完颜亮继位之后，讨论迁都， “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

在完颜亮天德三年 ( 1151年) 四月的迁都诏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诏书曰: “昨因绥抚南服，分置行台，时则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本非永计，只是从权。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今既庶政惟和，四方无侮，用并尚书之亚省，会归机政于朝廷。又以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莫如经营于两都。

眷惟金燕，实为要会，将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所贵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咨尔中外，体予至怀”。从上述叙述来看，金迁都北京而不是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女真族兴起于东北，而北京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的交通枢纽，在此建都，对于女真族而言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12 世纪末、13 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地区逐渐兴起。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于 1215 年攻占金中都，将皇城、宫城焚毁。1251 年，蒙哥继位之后，令忽必烈统管漠南汉地，1256 年，忽必烈在金莲川修建城市，即后来的元上都 ( 今内蒙古正蓝旗) 。在此之时即有人劝其迁往北京，即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其中 “南控江淮，北连朔漠” 正说出了对于蒙古族而言北京地区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1259 年，蒙哥在军中去世后，忽必烈率大军南返驻扎燕京，第二年四月继位，1272 年改中都为大都。北京第一次成了统一王朝的首都。

需要强调的是，元朝虽然建都北京，但作为忽必烈最初驻地的元上都的地位依然很高，几乎每年四月元朝皇帝都要前往上都，九月才返回大都，在上都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皇帝驻跸上都期间，政府诸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除此之外，皇帝要狩猎行乐，还要举行蒙古诸王贵族的朝会和传统的祭祀活动。从大都通过北京北部的居庸关前往上都交通非常便利，因此可以推测元朝建都于北京也是看重了北京与内蒙古东部地区交通上的便利性。

为了解决王朝都城所需要的庞大的粮食以及物资供应的问题，元朝试图开凿大运河，在至元十八年，开凿了自济州 ( 今山东济宁) 至安山的济州河，接通了泗水和济水 ( 又称大清河)，二十六年又开凿会通河。最为重要的是开元二十九年，郭守敬巧妙的利用地势，开凿了从大都通往通州的通惠河，由此大运河全线通航。不过，元代会通河和济州河时常遭到黄河的冲决，且水源不足，因此终元一代漕粮主要以海运为主，并为此开辟了新的航线。

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北京成为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结果，即虽然其偏于一隅、远离经济重心，但辽金元这三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需要即保持对汉地的统治，又不能远离其发祥地，由此北京作为华北平原联系北方草原和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性也就凸显出来。

历史总是有着各种偶然因素。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建都南京，由此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统一起来，且就明朝的疆域而言，南京也位于南北的中心，地理位置上优于北京，不仅如此，朱元璋在此经营多年，根深蒂固。虽然明太祖曾经考虑过迁都，但选择的是西安，而不是北京。由此北京似乎又要下降到传统的一方都会的地位了。

1399 年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并最终夺取天下，迁都北京，由此再次改变了北京的命运。朱棣建都北京的原因，即 “天子守国门”，也就是为了加强北方的军事防务，以消灭或抵抗北元 ( 蒙古族) 的袭扰。虽然对于这一迁都的建议历代颇有争议，如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建都》 中评价道 “或曰: 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 曰: 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无论原因如何，明朝 “天子守国门” 的这一政策，不仅挽回了北京的命运，而且强化了北京的政治地位。而且，还需提及的，朱棣起兵之前作为燕王常驻北京，在这里耕耘多年。

此后，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清朝，建都北京，无疑看重的也是北京连接中原、东北平原和蒙古草原三大地域单元的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北京在王朝后期一再凸显的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已经毋庸置疑。

历代王朝对于都城的选择实际上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因素，且可以通过 “技术手段” 来改变和改善都城的交通区位条件，并可以由此将其与经济重心更为密切的联系起来，虽然可能会付出巨大的成本。且从历史上来看，历代王朝也极少选择将都城建立在经济重心地区，如秦汉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宋代之后的江南地区，由此显然也说明王朝时期，在选择都城的地理位置时，“经济” 并不是一个过于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