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萨珊帝国对周边世界的影响，研究为在该王朝覆灭后，波斯文化依然拥有如此之久的影响力，且远远越过了伊朗领土的边界。
这关系到萨珊人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尝试控制联系伊朗、地中海世界、中亚、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和海路贸易的政治意图。
最经典的丝绸贸易路线图
丝绸之路这个浪漫名字，在19世纪被创造并沿用至今。然而，这一连接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贸易线路，往往被学界无视或低估波斯诸帝国作用。参与者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为商人能够贩运丝绸，同样也不是为了让虔诚修道者由中国前往印度朝圣。相反，他们仅仅是希望扩大控制范围，并尽可能快的移动军队。
中亚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联系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那时，阿富汗斯坦的天青石和锡青铜就已销往特洛伊，成为支撑全球铜器文明的战略资源。
早在丝绸之路建立前 阿契美尼德王朝已坐享其成
公元前1千纪中叶，波斯人创建了史上首个世界性帝国，将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利比亚、阿拉比亚和中亚及印度部分地区至于王权之下。阿契美尼德系统下的行政管理和基础设施，为帝国惊人的经济财富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促进了各行省间活跃的文化交流。
赏赐作为对忠诚和服务的回馈，在阿契美尼德国王和他的庭臣的互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希腊文献所描述的那样，在朝堂上穿着的波斯-米底式袍裙的颜色和质量，代表着穿戴者等级的高低。此外，武器、黄金珠宝、以及珍贵的金属制成的器皿被作为皇家礼物，并成为其主人的身份象征。作为回报，国王也接受其臣属的贡奉，不过这属于节庆时期的特殊情况。
希腊化时代 丝绸之路的贸易被推向第一个巅峰
随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塞琉古、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诸王国建立，希腊语和文化传播至伊朗世界，直达中亚和印度西北。
此后，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希腊人塞琉古王朝，被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帕提亚人取代。后者在公元前3世界中叶前进入塞琉古地界，并最终在公元前141年占领了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首都塞留西亚。
伊朗文化在帕提亚时代得到复兴
尽管帕提亚人被希腊文化深深吸引，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伊朗遗产。在持续到3世纪的统治下，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特征是兴旺的经济发展，以及伊朗人、希腊人和闪族诸民族间活跃的文化交流。在国际贸易中，一些沙漠中的半独立城市如赫特拉和帕尔米拉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从官方和私人建筑的雄伟风格，以及为彰显贵族等级和地位而制作的雕塑和葬礼纪念碑上，足可见其人民的富足程度。
1937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帕提亚帝国的东部边界外，发现了1世纪时国际贸易关系的令人激动的证据。那是在兴都库什山南缘，距喀布尔以北80公里的古代聚居点贝格拉姆。该城所在的古老行省帕拉帕米塞德，已处于新兴的贵霜王朝的统治之下。其贸易库存的部分财富被贮存在两间房中，包括一些印度象牙雕刻工艺品，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罗马玻璃器具，以及来自中国汉代的漆器。
出土于巴格拉姆古城的罗马玻璃制品
贝格拉姆提供的证据，被在提莉亚特佩的发现所补充。这是一片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游牧民族贵族墓葬，位于帕提亚东北边界，即古代巴克特里亚西陲。除符合游牧主流传统的精美的黄金工艺品之外，从其可见的“语言”中亦反映出希腊化和印度的影响。坟墓里有一面中国镜子，一个印度黄金圆形饰物，一些帕提亚银币，一个帕提亚银德拉克马的复制品，和一个提比略时期的罗马奥里斯。这些物件部分和在贝格拉姆所发现的同源，展示了游牧世界和定居民族间美妙的互动场景。
公元3世纪，帕提亚人开始受到本土王朝挑战，后者是一个统治南部法尔斯长达400年的不起眼小国。法尔斯曾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龙兴之地，其本地统治者在塞琉古时期就已取得了实际的独立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了帕提亚时期。在他们的钱币上，将自己表现为琐罗亚斯德教的追随者。而且迥异于宗主帕提亚对希腊语的偏爱，法尔斯诸王使用中古波斯语作为官方语言。在某些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波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并将帕提亚人斥为不诚实的背教者，不够资格掌管雅利安人的土地。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阿尔达希尔，最终杀死了帕提亚的王中王阿尔达班五世，建立起萨珊王朝。
萨珊建立者 阿尔希达一世的伊朗化钱币
为合法化自己的统治，阿尔达希尔发展除所谓“雅利安人”和“马自达主义”的政治-宗教概念。这一概念建基于“发明传统”或能够联系久远过去的神话。一方面追溯光荣而又模糊不清的阿契美尼德时代，另一方面又要回归琐罗亚斯德教传统。君主制与宗教权威，就已成为新生王朝的国家基石。
因此，国王们笔下具有超人的品质。他们有神圣的起源，并由众神加冕。这在阿尔达希尔为其王权理念而设计的头衔中体现无疑：马自达教徒的主君阿尔达希尔，血统源自众神的雅利安人/伊朗人的万王之王。
阿尔希达从阿胡拉玛兹达神手中接过王冠
此后，众神选中而统治伊朗的国王身负神圣血统，成为帝国宣传的重要主题。萨珊石刻艺术中最引人注目的范例，无疑是阿尔达希尔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克希-鲁斯塔姆的授勋浮雕。这是在其统治的最后10年中完成的。国王被描述为至高之神阿胡拉马自达的化身，后者手持统治权柄的象征--阿尔达希尔王冠。
阿尔达希尔之子沙普尔一世，获得过对罗马人的伟大胜利，并将这些事迹永久记录在五座雄伟的山岩浮雕上。他还将王家称号从原先的“艾兰沙汉沙”扩展为“伊朗和非伊朗人的万王之王”。这个新的称号，标志着该王朝在创造一个独特伊朗身份认知而做出的新的努力。对沙普尔而言，“非伊朗人”一开始就代表着那些他能够从罗马人那里征服的国家。此外，这也许暗示了一种宗教上的含义：区分信仰正确的宗教和不这么做的人。
萨珊王朝的政治理念 就是典型的伊朗本位
公元5世纪起，我们可以观察到皇家意识形态的变化。新的称号如兰姆沙（和平统治之王），凯伊（凯扬王朝的）则取代了沙汉沙，或者从xwārrah abzot（增长的荣耀）一词中显示了和阿吠斯托传说中凯扬王朝诸王不断发展的亲密关系，并将后者作为皇室血脉的祖先。
xwārrah 或者说“神圣的光荣”，是皇室意识形态中象征合法性与神圣权力的重要因素。这将国王和任何其他人类区分了开来，并赋予了他统治的权力。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直到前哈里发时期，xwārrah在可见的艺术形式中被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一对翅膀，一头雄鹰，一只戴着绶带的公羊，国王头部环绕的珍珠圆盘或光环都代表着“神圣的光荣”。
象征波斯王权的“神圣光荣”形象
Senmurv是一种混合而成的生物，也代表着皇家xwārrah和符号化的繁荣昌盛。比如，在塔克-布斯坦出土库思老二世的珍贵长袍，以及银制器皿上的惹人喜爱的图案中都发现过踪迹。一个类似的概念是一头嘴里叼着项链野雉形象。这样的项链属万王之王所佩戴，且属于皇家标志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王的王冠扮演着特殊角色，可被视为国王xwārrah的标志。每个萨珊国王头戴自己独特的王冠，包括一个和脖子间绶带连接的头饰，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神化符号。头顶上的korymbos是一个独特的元素，最初是一束头发覆盖着薄纱。从他们发行的货币中，我们知道了最少31位萨珊君主—其王冠的装饰越来越复杂，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标记，而他们的个性则日趋减少。
萨珊帝国的王冠 越到后期就愈发沉重
随着时间推移，装饰有珍珠和宝石的金银王冠越发沉重，让国王们再难穿戴。从库思老一世起，人们在金銮殿中的王座上悬着一根黄金链，其高度正好能支撑国王的头。库思老二世的王冠据说由纯金制成，相当于60个男人的重量。当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攻克了泰西封后，这顶王冠被献给哈里发乌麦尔，后者将其悬挂在麦加的克尔白上。
萨珊帝国覆灭后，库思老二世和他的著名王冠形象，还出现在阿拉伯总督发行的银币上。只是在库思老的半身胸像旁，换上总督或哈里发的名字，并在边缘加上一句阿拉伯文的程式用语bismillah（因主之名）。这仅仅是在伊斯兰历77年，阿拉伯人使用纯粹的伊斯兰图样取代原先的萨珊模型时，在原有的‘Abd al-Malik”铭文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到150年后，阿巴斯哈里发穆塔瓦基勒为庆祝其对骑骆驼的苏丹bigah部落的胜利，在银制勋章上恢复了萨珊的传统。
早期阿拉伯货币 依然有浓厚的伊朗影响
公元9-10世纪，伊朗英雄和国王们的史诗故事，已然成为伊斯兰文的不可分割部分。尽管波斯人已信仰伊斯兰教，或多或少有点阿拉伯化，但许多伊朗本土王朝仍试图恢复昔日光荣，将自己的血脉和萨珊先人联系起来。布叶人选择了瓦赫拉姆五世古尔作为王朝的祖先，萨曼人则回溯到了瓦赫拉姆六世科宾。这两位萨珊君主都是波斯史诗中非常受喜爱的人物。
吸引周边世界的重要因素，正是萨珊国王贵族们的奢侈生活。这其中就包括阿拉伯征服者，他们部分吸收并在很多方面重塑了萨珊文化遗产，保证了其在伊斯兰时代的长久流传。最典型且引人瞩目的萨珊文化遗产，包括巨大雄伟的宫殿和庄园，装饰着大量的灰泥、马赛克和地毯。巨大围场中有几乎所的动物，以满足国王们的狩猎欲。皇家城市和行省贵族工坊同时生产珍贵的银器。
穆斯林统治者 实际上被伊朗文化所反征服
另有传说般的皇家宴会，包括有各式各样奢华餐具、葡萄酒和其他饮料，提供给正享受音乐与娱乐的宠臣们。这些盛宴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重要社交部分，展示着帝国的高度繁荣。英雄狩猎者和宴会主人双重形象，永远是帝国视觉艺术的重要主题，在穆斯林时代仍受广泛欢迎。
另一个萨珊宫廷艺术中影响深远的著名形像，便是将加冕的国王描述为宇宙君王。它强调了国王的神圣身份，并将其视为至高神阿胡拉马自达创造宇宙秩序的维护者。国王的个人形象和太阳月亮联系在了一起。在沙普尔二世写给皇帝君士坦丁二世的信件中自称“particeps siderum, frater solis et lunae”（星辰是朕的跟班，日月是朕的兄弟）。这份记录也表明，萨珊君主认为罗马皇帝是他们的兄弟，后者与自己并列为两个杰出人物，即太阳和月亮。
整个萨珊时代 国王都在强化自己的神圣形象
对外政策上，萨珊人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漫长边界。通过战争或外交手段，他们会优先对付罗马-拜占庭人，以及匈人和西突厥人。在政治游戏的背后，是不断变化的同盟关系，掌控去往中国印度的陆海商道更是有利可图。
从公元260年起，沙普尔一世在Ka’aba-i Zardusht上刻录铭文。此时，萨珊帝国的领土西起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东至白沙瓦，北达喀什噶尔，向南延伸到也门。他们使自己成为了近东、伊朗高原、中亚西部和半个印度洋世界的领导力量。
鼎盛时期的萨珊波斯版图
除非遭遇政治危机，萨珊建基于银德拉克马的货币制度被证明非常稳定，表明存在一个有序的管理体系和经济政策。铸币厂分布于整个帝国，以保证各地的供应。通过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萨珊德拉克马到达中亚、阿拉伯半岛、印度、斯里兰卡和中国。在中亚，萨珊德拉克马还是匈人和西突厥人的许多本土货币原型。甚至于初来乍到的阿拉伯统治者，在设计出自己的货币体系之前，也一直沿用萨珊德拉克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头戴王冠的萨珊万王之王形象，以及象征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火祭坛，长期成为受尊重的标志，并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着原样。
经典的萨珊德玛克拉银币款式
萨珊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农业、手工业和跨地区贸易。对邻国的军事行动也是重要补充手段，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包括知识和人力被送往核心区域。长距离贸易在整个经济中并不很重要，且商人在萨珊的社会体系中属于最低等级。不过，皇室和各地贵族对珍奇异货的需求非常巨大，且不能被本地的货物和产出所满足。因此，萨珊人致力于为商人在陆地和海上的旅行提供保护。此外，进出口货物税也是国王财库中不可或缺的来源。
为确保萨珊在东方海域的贸易优先地位，同时控制波斯湾两边的海湾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元4世纪时，波斯湾沿途的城镇和海港业已十分兴旺。在波斯沿岸，Kharg岛、Bushihr半岛和希拉夫，以及更南部的地区都是关键枢纽。
大批罗马战俘和移民涌入 让波斯航海技术突飞猛进
另一个控制海路贸易的重镇，就是远在印度河流域的信德行省。该行省位于印度河入口，是印度西部海湾的主要贸易中心。对经印度河从下游犍陀罗地区的贸易而言，其位置同样十分重要。沙普尔二世在该地区开设了铸币厂，以打造专用的金币，并延续至卑路支的时代。
波斯海上贸易，可能是由组织传教活动的聂斯托利教会商人主导。他们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和埃及造地址，渐渐东移并听命于法尔斯的大主教。在公元6世纪早期，这些转移波斯的聂斯托利教会，已经在斯里兰卡的塔福罗巴恩有强大团体。该城是中国、印度、波斯湾、也门及埃塞俄比亚之间货物贸易的主要中转站。
聂斯托利派是波斯开拓海路贸易的最大帮手
根据普罗科皮乌斯的说法，萨珊人试图切断罗马和亚洲的所有贸易联系，最终导致拜占庭帝国和阿克苏姆国王的联盟。公元524-25年，后者出兵占领也门，试图打破萨珊王朝在印度洋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然而，上述成果只是暂时的。库思老一世很快将他们重新赶走，并直接建立了一个控制红海入口的总督区。
同一时期，萨珊波斯的货物也能通过海路抵达中国。在南方的广东就发现过一批卑路支的萨珊德拉克马，可能在6世纪上半叶沉没。但埋葬在一起的还有中亚银制器皿，上面刻有索格狄亚那铭文，提到这批货的主人来自塔什干。
中国 印度 孟加拉湾和锡兰之间的贸易线路
事实上，沙普尔在其的铭文中宣征服过中亚，直到喀什噶尔的很大区域。但萨珊王朝在中亚的扩张仍有很多未解问题需要理清楚，比如究竟在何时摧毁贵霜帝国。尽管他们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被很快终结，但萨珊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中亚有十分强大影响。即便北面的撒马尔罕与河中，萨珊的文化也会被当地贵族适应转化。
索格狄亚那商人在这些贸易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可能是贵霜商人的继承者，在中亚与中国间的路线上发展出强大社团网络。一个巴基斯坦-各国考察队在印度河谷发现的上百条岩间铭文显示，他们也参与在印度的贸易。公元6世纪中叶，在突厥宗主的资助下，索格狄亚那商人又打通经高加索到拜占庭人的商道。
中亚遗址壁画上的索格狄亚那商人
萨珊似乎将东方的贸易活动集中在印度洋航线上，并试图将索格狄亚那人从领土驱逐出去。为强化自身地位，他们还派遣外交使团出访中国。作为回报，中国皇帝也派出一支代表团回访。公元651年，末代万王之王耶兹戈德格三世被杀之后，幸存的皇室成员还想到去唐朝寻求庇护。
即使王朝惨遭倾覆，源于萨珊时代的伊朗身份认同却从未消散。许多重要的构成留存至今，依然可以近东、中东乃至远东的局势发展起促进作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