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日尧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本文系长文（4200字），5秒广告后，即可继续阅读。

1968年1月，十九岁的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到指挥连，成了一名雷达操纵手。

在我来到指挥连半年后，1968年9月初，在火车站欢送高炮团“援老”的大会上，看着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由于太过激动，我竟把连队的大鼓都给敲漏了。当时的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跟这些战友们一样“出国援老”，该有多好。

庆幸的是，才时隔三天，连长就找到我和一名来自河南的新兵（姓邵）谈话。谈话中，连长说上级经过研究，决定选派我们两个到师直侦察连集中，然后与雷达二站的战士们一起，前往老挝“援老”。当时听连长说完话，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那一晚，我更是兴奋得一夜都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俩就背着背包，挎着军用水壶和挎包，也“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东沟县黄土坎，投入到了雷达二站的怀抱。雷达二站是一个英雄的集体，是一个模范的集体，全站二十四人中，只有八名新兵（包括我跟邵战友两个），其中，副指导员（姓韦）已经是第三次出国援助了，其他十五名战友和领导，也全都是第二次出国援助。他们有着丰富的援助经验，有着过硬的精神品质，有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而这，对于我们当年入伍的这八名新兵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和挑战。

来到雷达二站，人员全部到齐后，我们就开始积极地投入到了出国“援老”的准备中。当时，我们在进行了短暂的组织规划、思想动员、设备维护等准备后，于1968年9月下旬，乘坐火车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杨木林。到了这里，我们雷达二站与部队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一起前往老挝，共同完成“援老”任务。

在杨木林进行短暂的休整后，在1968年10月17日，我们从四平出发，然后坐六天六夜的火车，于23日到达云南玉溪集结等待。在玉溪停留时，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我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进行手术后，在第三天（1968年10月28日），我拆线出院，然后我们雷达二站经杨武、元江、普洱、思茅，到达西双版纳的孟腊县尚勇。

在尚勇进行最后的休整后，于1969年3月8日，我们进入老挝孟寨省纳莫县班南舍雷达营地。到了老挝，第一件让我感叹和难忘的事情是，从1968年9月开始，工程兵战士们不畏艰难、不惧险阻，在老挝完成了一条东、西两线全长227公里的“筑路奇迹”。

当时，我们在老挝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0.55元（在国内时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在这里每人每天补助了0.1元）。每人每天0.55元的伙食标准，在老挝当时实际的情况下，是很难让大家既吃饱、又吃好的。当时，炊事班的仓库里，只有一些大米、粉丝、鸡蛋粉、黄花鱼干、花生、猪肉罐头和红糖。由于长时间吃不到蔬菜和水果，不少战友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平时还好，还能过得去，可一旦雨季来临，就连吃水都成了问题。当时在雨季，拎一满桶河水（十分浑浊），经过沉淀后，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清水（一桶水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泥沙和其他杂物）。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从帐篷上接到的雨水，送到伙房做饭。

离开了熟悉的连队和战友，身处异国他乡，几天的“新鲜劲”过去后，在老挝的日子，真是既寂寥，又单调。尤其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营地里真是极度的安静、闷热、潮湿、孤单。

当时，我们雷达二站全站，只有一部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八点，要准时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虽然收听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每天能听到家的声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安慰和鼓舞。当时在老挝，我们与家乡的父母和亲朋好友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是书信。但由于交通不便，一封家信往来，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当时，因为缺少电力，每天晚上在帐篷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为我们照明，供我们学习和生活。同时，为了丰富战士们的精神生活，在营地里，领导还组织了我们出板报，搞宣传，和赛诗会。甚至我们还利用空闲时间，在营地前开辟了一个简易的篮球场。除此之外，还有两名战友（汽车兵）把缝线针烧制成鱼钩，不时地到河边钓鱼，来犒劳大家。炊事班的战友们，每天也都带领着不值班的战士翻地种菜，以改善伙食。

就这样，我们伙食改善了，精神振奋了，身体就结实了，意志就顽强了。当时在老挝，有疟疾、痢疾、恙虫、勾端螺旋体四大疾病。我们雷达站二十四人，有一半都生病住过院（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在我患急性痢疾住院的第二天，我听见隔壁帐篷里，我们班一名战友（他是另外一名一号操纵手，姓赵）喊我的名字，原来他昨天夜里也突然患了疟疾，发烧住院。这下，我可着了急（站里一共就两个一号操纵手，不能同时离开），在一天最多上了三十二次厕所的情况下，我还是要求立即出院。就这样，带着大量的合霉素，我回到了雷达站，坚持上机操作。

当时，我们雷达二站的顾站长，也不幸得了痢疾住了院，但因为工作繁重，因此他没等痊愈，就出院归了队。当我们在营地再见到他时，顾站长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当时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都是一酸，多么好的站长啊）。

我们的韦指导员，不幸被毒虫咬了，脸肿的连眼睛睁不开，但还坚持在岗位上工作，每天依旧查铺查哨。李振田技师，每天维修保养雷达一丝不苟，还抽空为大家改善伙食。

在老挝的日子里，我们蹲山头，守营地，喝雨水，住帐篷。虽然过程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没有一个人退缩。就这样，到1970年2月，我们雷达二站圆满完成了“援老”任务，回到了日思夜念的祖国，回到了熟悉的连队。

回到连队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歇上几天，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把一列列火车运来的大批物资（包括：桌柜、木材、钉子、粮食、水泥等）卸下，然后再分类装上卡车。当时的我们，也是年轻，那一百斤一袋的水泥，我们一只胳膊夹起来，就是飞跑着装卸。虽然我们干劲十足，但工作量实在太大，一天下来，我们还是累得连回营房的汽车，都上不去。虽然很累，很苦，但完成任务后的我们，心里都充满着满足（此时的我，已经是操纵班长了）。

装卸任务完成，稍作休整后，在1970年4月底，我们又一路北上，来到沈阳部队农场劳动生产（主要工作是插秧）。在当时“不插六月秧”的口号下，在5月初，在东北稻田地里的水还冰冷刺骨时，我们毅然决然地开始了插秧任务。当时，因为稻田地里的水太冷，我们一上岸吹到冷风，那腿上就裂起了一道道口子。站着还好，你要是一蹲下，那痛感，真是无法形容。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齐心协力，众志成城，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次插秧任务。

就这样，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970年9月，在当兵快满三年时，我被任命为雷达二站站长（正排级）。这一年，我二十二岁。上任雷达二站站长一个月后，我又带领着全站战士到抚顺瓦厂生产水泥瓦。在生产水泥瓦的工作中，我以每天600块的速度，被列为“头号手工做瓦能手”。

之后，在1970年11月底，我们开始进行冬季野营拉练。虽然拉练过程十分艰难险阻，但我们全连战士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是豪情满怀，不畏艰苦，一路高歌，勇往直前。同时，在这次拉练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件十分让我难忘的事。

记得那是拉练的第四天，我们白天走了七十里路后，吃完晚饭还要连夜返回。当时，在连夜返回营地时，身为雷达二站站长的我，不停地在队伍中前后穿梭，来给大家打劲鼓舞。但就在我不停走动中，我的鞋带突然断了，导致走起路来实在麻烦。眼看就要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时，连长发现了我的异样，他来到我身边，问我怎么了。听了连长的话，我就告诉他说，我的鞋带断了。听了我的话，连长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不要急，先系好，然后跟上队伍就行。

于是我就开始弯下身子，慢慢地用那根绳子把鞋系紧。但就在我系好鞋带站起身时，意外突然发生了，我忽然眼前一黑，然后连人带背包地倒到了路边的沟里。倒到沟里后，当时的我，是不省人事。后来听战友们说，是后面掉队的侦察排长（姓蒋）、气象站老兵（姓孙）发现了我，拦下师首长乘坐的一辆喀尔巴千卡车，把我拉回了连队。后来醒来的我听战友说完后，心里真是一阵后怕，要不是那两位战友，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1970年12月27日，拉练结束，我们从大甸子出发，准备返回李千户。刚开始，就是一阵跑步前行。当时的我，戴着一块上海牌半钢防震手表，我们用时一个半小时，大概跑了八公里，大家也都累得气喘吁吁。这时，我们忽然接到命令，全连暂时停下。我们停下站好队后，管理科雷副科长就开始给大家讲话了（他也是侦察连出身），“战士们，我们已经前行了一个半小时，大概走了8华里的路程。但按照急行军强行军的速度，我们每小时至少要走14华里。首长有句话说得好：不会急行军强行军的部队，多进行几次就会了。现在我宣布，大家按照排好的顺序继续前进，出发。”

当时听了雷副科长的话，我们都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因为我们都跑快两个小时了，怎么可能才8华里，这误差也太大了）。但在短暂的调整后，我们又重新进入了状态，开始按要求强行军起来。

就这样，直到当天晚上后半夜，我们才到达宿营地。到了宿营地后，本着不打扰乡亲们休息的原则，我们没按照预定计划借住在老乡家，而是临时住在村里的牛棚里。因为正值12月底，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那被汗水浸透的棉衣，也冻成了“冰衣”。但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没有打扰乡亲们休息，而是咬着牙在牛棚里度过了一夜。那一夜，如今已年过七十的我，回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但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多么险阻，我们还是“谈笑凯歌还”，圆满完成了拉练任务。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在连长和指导员的带领下，运石头、垒猪圈、打地基、盖房子、种菜地、砌火炕，每一项工作，我们都完成的十分出色。这一次一次的考验，一次一次的磨砺，让我一次一次地成长、坚强、自信和成熟，为我的人生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71年4月25日，在我当兵三年，提干台长半年后，我拎着装有给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和亲朋好友们礼物的大挎包，踏上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路程。那一次探家，去除来回路程花费的时间，我在家一共待了二十天。这二十天，我除了走亲访友，看望同学外，还到宁安、东京城、果树场、镜泊湖、大荒地等，走访了台里二十多名战士的家庭，给他们的父母带去了连队的问候，和组织的关怀。

在这样充实的走亲访友中，二十天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1年5月底，也到了我返回部队的日子。就这样，怀着对家深深的眷恋，和对父母长长的牵挂，我踏上了返回部队的路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