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珍投稿，史乎文乎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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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到部队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后（为期四十五天），十七岁的我，被分到部队医院，成了一名卫生员。
当时，我们部队医院地处大巴山深处（部队正在修建襄渝铁路），因此条件也比较艰苦。医院有内科、外科和传染科三个大科，其中外科的病人最多（大多数的外科病人都是由于隧道桥梁施工意外，或者运送物资的车辆侧翻造成的）。同时，我们医院里还有一个“特护病房”，顾名思义，“特护病房”就是专门用来收治病情危重的病人（今天叫“重症监护室”），在特护病房里护理病人的护士和卫生员，都是由各科室精挑细选出的专业素质拔尖和业务能力过硬的女兵。
记得我刚来到医院工作的第三天，特护病房就收治了一名病人。在一天晚饭后，老兵大姐带着我和小高（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前往特护病房。当小高跟我前后，跟着老兵大姐踏进特护病房的门，我还没来得及查看病人的情况时，小高突然尖叫了一声，然后就跑了出去。见状，我的心里也忐忑的不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还是故作镇静，紧紧地跟在老兵大姐身后。
到了病床前，我快速地朝床上看去，只见病床上躺着一位全身上下都被白色纱布包裹着的病人，就连他的头部和面部，也都用纱布包了起来，只有鼻孔处留了一条缝。当时这情景，着实吓到了我这刚来到医院工作三天的新兵（我第一次见到）。但随后，在部队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老兵大姐们无微不至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卫生员。
大概是1974年中旬，也就是我在部队医院当了一年多卫生员后，就开始经常被安排去到特护病房工作。在特护病房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危重、昏迷病人，护理强度大不说，还要求认真仔细，业务能力过硬。而且，当时的我，不同于别的卫生员（有一些卫生员认为特护病房节奏紧张，任务重，不愿意去），我特别希望自己能经常去特护病房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是能快速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果然，经过多次在特护病房护理病人的经历，慢慢地，我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得到了很多医生的认可，以至于后来一需用特护员，大家就会想到我。因此，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特护专业户”。
在部队医院当卫生员的那几年里，我在特护病房护理过许多病人，这其中有四位病人，给他们护理的经历，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第一位病人
1974年12月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工作时，一辆救护车忽然急速地驶进了我们医院大门，当时，车上载着五位危重病人。经过医生们的紧急救治后，这五位病人都被送进了特护病房。而我，随即就被安排到了特护组（我负责护理其中一位病人）。
我负责护理的病人，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战士。当进到特护病房时，他全身多处骨折（包括腿、胳膊和盆骨骨折），幸运的是，他的头部和内脏，都没有受到重创。当时，医院领导特别重视这五名危重病人，一再跟医生和我们强调，要竭尽全力地救下这五名战士。
后来，在经过了解后我得知，这五名战士都来自机械连队，因为一场施工意外，他们不幸受了严重的伤。不幸中的万幸是，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这五名战士都先后脱离了危险状态，并且之后在普通病房里休养一段时间后，都回到了原连队。
当时，我负责护理的那位伤员，因为伤得很重（全身上下都不能动弹），所以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很少说话。但在我们的精心医护下，他恢复的很好，并在恢复后，直接回到了原连队。若干年后，这位战士联系上了当时救治他的医生，并对医生和我们特护员，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第二位病人
1974年12月底，伴随着当年冬季征兵工作的结束，我们医院也敲锣打鼓地迎来了一批新兵。在这批新兵中，有一位从河南入伍的城市兵，来到部队后，他一心想当汽车兵（在七十年代，学开车是十分热门的专业）。但因为名额有限（在当时，汽车兵的名额很少），想当汽车兵的愿望没能实现，再加上当时医院也已经不缺司机，因此他就十分郁闷，每天都不怎么吃饭，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就这样，两个月后的一个休息日下午，一位电话班的战士，忽然气喘吁吁地跑来急诊室。到了急诊室，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那位战士就慌张地说，他看到有一位战士在机房附近的仓库里想不开了，让医生赶紧去急救。 那位想不开的战士，正是当时那个为没有当上汽车兵而悒悒不乐、十分郁闷的战士。后来，经过一番抢救后，那位战士被送进了特护病房。而我，也被安排成了第一班特护。
在进行护理前，医生对我们这些特护交代说，到了病床前，一定要不停地呼唤他（据说在脑损伤初期，这样做或许有一些效果）。因此，在值班时，我们就不停地在他耳边喊着他的名字。每每这时，那位战士就睁着双眼，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停地流着眼泪，还时不时眨一下眼睛，似乎听见和看见了些什么，但就是没有任何反应。
就这样，我们特护组的成员轮流呼唤了他好几天，希望能有奇迹发生，让他可以苏醒过来。 但让人感到无比遗憾的是，奇迹最终没有发生，这位战士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同时，在事情发生后，医院也及时通知了这位战士的父母，告诉他们“儿子病重，速来看望”。收到消息后，他的父母日夜兼程，在第三天早上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医院。
刚好他父母到的那一天，正轮到我值班，我看到他有些年迈的父母，在病床前看着他们的儿子躺在那里时，是老泪纵横，然后就扑上前去，拉着他们儿子的手，一遍一遍地呼喊着他的名字（那位年轻的战士，只有十八岁，个子高高的，浓眉大眼，还是家里的独子）。当时这场面，让站在一旁的我，也悲伤不已，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第三位病人
1974年春节前夕，我在特护组护理了一位患有“脓毒性海绵窦栓塞”的病人，这也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这位战士得病的起因是他鼻子旁长了一个“小疖肿”， 他试图用手把“疖子”抠掉，结果造成了面部感染，细菌通过血流进了大脑，情况非常严重。
要知道，这种病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但当时，这位战士还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大碍。在我值班时，他跟我聊天，还详细地告诉了我，他病情发展的大致经过。当时正值春节前夕，有不少慰问团都来到大巴山，给战士们演出。除此之外，还给在我们医院住院的战士们，送来糖果等慰问礼物。记得当时，这位战士很高兴地吃着慰问团送来的糖果，手里还不停摆弄着那些小礼品。
当时看到这种场景的我们，都是十分心痛，多么活泼、多么开朗、多么好的一名战士。因此，医生们也是全力以赴，为这位战士用了当时最强有力的抗生素，但不幸的是，在几天后，这位战士病情忽然恶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那一天，也正好是我值班，他的连队领导和战友们都来到病房，流着眼泪为他穿上新军装，戴上领章帽徽，让他永远留在了大巴山，留在了我们记忆深处。
第四位病人
这位病人不是我们部队的战士，是一位当地老乡的儿子，大概三岁左右。在一天早上，这个孩子被送来时，已经神志不清，接近昏迷，医生初步的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病情非常严重，立马就被送进了特护病房。在当时，我们医院一般不接收当地病人（医院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连战士们都不能完全照顾），但对危重病人例外。
入住特护病房后，这个小男孩的病情不断加重，一天，几位医生站在他的床边，为他进行诊治，此时，我和一位战友正在交接班，也站在床前。就在这时，这个孩子的病情忽然加重，而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情况紧急，一位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给这个孩子进行胸外按压。但在准备按压时，发现钢丝床上（医院条件拮据），并没有放上铺板，所以按压根本起不了作用。
就在这紧急时刻（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位战友立马钻到了床下，然后用身体顶住了钢丝床，这才使得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能有效的进行（那位战友后来保送上了军校）。但让人遗憾的是，在一番紧急的抢救后，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看着那位乡亲抱着孩子离开的画面，让我打心底的难受，感到十分心痛。
光阴似箭，到今天，距离我离开部队，离开大巴山，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那曾经在部队医院工作和生活的一点点、一幕幕、一片片，还是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近年来，有不少战友，他们结伴而行，陆续回到大巴山，回到部队医院，去寻找他们的青春足迹。
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当年的医院旧地，现在都已变成了农田（只留下了一小段残墙断壁）。虽然部队医院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虽然我的心里很是伤感，但我明白，我们那些青春的记忆、往日的时光，在特护病房里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