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刘乃晏跟随鲁中军区9师、华野8纵、26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5省市，行程数万里，参加了一系列战役战斗。

20、幸亏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

父亲回忆：1946年年底我住院，医院的医护人员待伤员如亲人，我刚来的那几天，他们派人专门昼夜守着我，虽然我带了一名通讯员，医护人员一连守了我7天才撤走。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监护设备，医护人员交接班时只说一句：“还喘气，你听听。〞医生一天准得来两三次，医院把当时最好的食物，把鸡整只整只地批给我，吃不完，有时攒下好几只，只好请通讯员和护士帮忙吃了，不然就坏了。

当时医院里伤员多医护人员少，但他们只要有时间就来陪我说话聊天。尤其是我的经治军医韩云汉同志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后来，换了一位科班出身的女医生经管我，仍然如此。

每逢演出文艺节目，地方上经常来慰问演出，总是有人来陪我，直到演出结束。

有一天晚上天将黑，女医生进门就说:“你俩(护士、通讯员)都去看戏吧，我来照顾指导员。”护士问女医生：“你今晚有空了?”女医生回答：“今晚我没事。”他俩欢欢喜喜地出了门，女医生顺手拿过一个小板凳坐在我的床前。

女医生首先关切地问了我一句:“晩饭吃了多少?”我马上回答:“半个馒头。”“太少了，要想恢复快些，就得尽量多吃饭。〞女医生话音刚落，门缝外边传来了锣鼓声。停了一会，女医生问我：“听见锣鼓声着急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着急，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经常有演出，我只能躺在床上听锣鼓声。”接着，女医生又问我:“你看过这戏吗?”我接上问:“什么戏?〞女医生认真地说：“小二黑结婚，看过吗?”我很快回答：“没有看过演出，只看过这本书。”她问我了一个文学方面的问题:“你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感触?”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懂文学，没有发言权。”接下来她又问我：“你都看过些什么书?”我说:“前几年一直是学认字，这几年忙着打仗，没看过什么书。”女医生对我说:“你那个小本子上写的东西，我很想看看。”我急忙问她：“什么本子?〞她说:“就是被血染的那个小本子。”我不解的问:“你什么时候看到的?”她回答我：“你的通讯员整理东西时，我随手翻了几页。”（后来我为此批评了通讯员，不应让别人随便看）。我对女医生说:“那只是工作记录，随手划划就是。”女医生又回到文学话题，她说:“看看小说对你的文化尤其是语言会有帮助的。你愿意看苏联人写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我点了点头，她接着说：“我尽量想办法找给你看。”我们的谈话，就这样随意地继续着，直到演出结束。

通讯员和护士回来了，女医生问他们:“演完了?”他们一齐回答：“演完了。”女医生对我说:“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这医生长得真漂亮。”女医生刚出门通讯员随便说了一句。我严肃地说：“以后不许对医务人员评头论足。”

过了没多久，我们王林昌连长腿上受伤也住院了，“伙计，我也来了”他还未进门就听到他说的这一句。我惊奇地问：“怎么，老王，你也负伤了?”王连长对我说:“打安丘你头天晚上，我是第二天晚上。”我赶忙问他：“伤到哪里?”王连长对我说：“腿上，贯通枪伤。〞我着急地问：“伤着骨头了吗?〞王连长轻松地回答我:“伤了一点，不要紧。”

他进屋后就躺在床上，我们就聊起来了。他问我：“你伤得不轻，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他：“没截肢，右手保留下来了。〞他看到我保住了右手挺高兴的，连说：“那就好。”

随后，他又告诉我，我们连攻下安丘东门后，又参加了阻击战，我们连歼敌200余人，但连队伤亡很大，全连总共还有30多人。王连长和我负伤，3名排长牺牲1名，2名负伤，连队干部只剩下副指导员和司务长。说到这里，我俩为连队伤亡这么多人难过起来，骤然哑言，屋里沉静了。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父亲住院，医护人员视伤病员如亲人，不仅给伤员治病，还陪伤员拉家常，让伤员得到了医学治疗，也得到了心理治疗。一线的将士是伟大的，后方的勤务保障人员也是伟大的。

刘乃晏手迹

21、右手因战留下残疾

父亲回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的体力逐步恢复，我和王连长不断议论起打仗、工作和学习的事，消除了不少寂寞感。

后来，他们想留我在医院工作担任协理员，因为我右手残疾，上级会批准的，我还是谢绝了，因为我想我的连队，想战友，想首长。

我住院两个多月，医院给我评为二等甲级残疾。我出院了，右手再也张不开了，功能基本丧失，用绑带吊在脖子上带着右手，手一垂下来就发紫。两年没能用右手写字，用左手写字。

1960年，我去解放军总院，骨科专家陈敬云主任给我做了手术，取出了一块弹片，陈主任对我讲:正中神经、动脉血管完全断裂，部分肌腱损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善一下。手术后，夏天疼得轻了，手指可以伸开了，但姆指、食指和中指功能基本丧失，写字很勉强，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有比无好多了，足矣!

安丘战役后，父亲所在9师26团2营4连伤亡很大。每次父亲向我说起安丘战斗，心中就很难过，因为他一个连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有许多在安丘战斗中牺牲了。父亲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很差，受到内伤能活过来的为数不多。

父亲1946年11月安丘战斗右手负伤，手术后手只能呈握手形态，一直伸展不开，功能基本丧失，对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痛苦。即使这样，他边打仗边做笔记，用残疾的右手，写了一本日记。后来，我看到这本笔记，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不是正常的手写出来的，我问父亲怎么写的?父亲说，用右手把笔握在手心里靠小胳膊带动写出来的。看着这本父亲用残疾的右手写出来的日记，我心中一阵阵酸楚。

父亲晚年吃饭，右手拿筷子有时拿不住，用筷子夾菜有时夾不上来，母亲和我，有时候帮他夾上。

望着手残的父亲，我想，父亲从来没有埋怨过因为参军，因为打仗留下了残疾，他心里装着的不仅是他自己，而是国家和人民，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落下了残疾却始终无怨无悔。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父亲和千万个革命先辈一样，流下了宝贵的鲜血，落下了残疾。

父亲虽然手残了，但战争年代一直坚持在一线部队參加作战，坚持工作、学习。即使离休了，仍坚持撰写战争年代的回忆文章，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手稿。自己亲自动手撰写革命传统文章，到驻济高校和部队宣讲革命故事和光荣传统好多年。

刘卫平

202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