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刘乃晏跟随鲁中军区9师、华野8纵、26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转战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5省市，行程数万里，参加了一系列战役战斗。

十九、8纵参加了伟大的战略决战一一淮海战役，

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由“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已趋摇摇欲坠之势。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决定与国民党军展开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向战略要地济南发动攻势。8纵在义门集地区休整后，奉命于9月中旬进至鲁西南巨野地区展开，构筑阵地工事，准备协同友邻部队阻击歼灭北援济南之徐州敌重兵集团，配合我军进攻济南。下旬，济南战役胜利结束，8纵解除防御任务，进至济宁、兖州地区休整。在休整中，认真传达贯彻了华野前委在曲阜召开的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的扩大会议精神，部队进行了架桥、爆破、冲击、巷战等攻坚战术训练，各级干部进行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为以后参加淮海战役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8纵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8纵同兄弟部队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圩地区围歼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8纵与兄弟部队在永城东北地区包围了杜聿明集团，消灭了突围的孙元良兵团。第三阶段，8纵协同兄弟部队将杜聿明徐州“剿总〞指挥部及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全歼。

59、父亲参加淮海战役的回忆

父亲说：1948年11月开始，我们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决战一一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我参加了淮海战役三个阶段的全过程。

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

11月，我们68团从兖州出发，随8纵经临沂南下，直扑江苏新沂市新安镇。本来是由此向东打新浦，海洲，连云港，因黄百韬兵团西逃。

有些国民党军队阵前起义，张克侠、何基沣率59军、77军所辖38师、180师、132师及37师一个团共2.3万名官兵在运河前线战场起义。

战局调整，所以我们改为由此沿铁路向西寻机作战。

11月6日，总攻碾庄圩（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战斗打响，21日全歼黄百韬兵团。

我们在运河桥附近，歼灭了一千多名敌人，俘敌八百余名，另有几百名国民党军队家属和几百名被国民党抓走的学生。上级安排我们排查分清，哪些人是国民党军队的家属，哪是学生，分清国民党军队一般军官的家属和高级军官的家属。我们4个人一夜未眠，也没有完全分清楚，战事又紧，只好放人。

我们部队继续西进，抵达大会村东南的一个村子，围歼逃至徐州碾庄的黄百韬兵团。

国民党从徐州增援该兵团的部队，被我兄弟部队阻击，敌人派出大量飞机轰炸也无济于事。

经过16昼夜的激战，我们8纵和兄弟部队全歼该兵团4个军10万余人，击毙黄百韬，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

我们团是从碾庄的东南方向向碾庄黄百韬兵团部攻击的。这是战斗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部队伤亡比较大，我的战友高晚刚和刚公布为9连指导员的王挺玉同志在火烧房子战斗中牺牲了，1营副教导员刘乃观同志牺牲了。

60、在淮海战役中负伤

淮海战役时我在大会村再次负伤，这是参军以来第五次负伤了。

有一天在前线，我帮助2营组织了反击战，因营长去团部开会，教导员是从纵队机关刚到2营来的，缺乏实战经验。

敌人向2营土工作业部队进行迂回包围，根据当时敌情我情，我提出了组织火力、兵力反击的意见，2营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我返回68团团部前指，在三间西屋里，沈萍团长、李云龙政委和我们23师副师长岳峻正在研究作战问题，桌子上铺着一张地图，沈团长、孝政委坐在南侧，岳副师长坐在北侧，他们正在手指地图议论着。我进了门，岳副师长招呼我在他身边坐下，他手拿铅笔，正在边指边说的时候，在院子里瞭望的警卫员大声喊起来：“首长，快出来，飞机扔炸弹了。”沈团长、李政委和副师长互相推让，岳副师长说：你们快走，我不走了。沈团长也说不走了。我们知道，他俩身体不好，跑不动。李政委第一个先跑出房子，岳副师长催我快走，我只好走，我刚出门，就听到炸弹的声音离我们很近了，于是赶紧就地卧倒。瞬间，

只是觉着眼前黑洞洞的，仿佛身体在空中漂动，有一块又沉又大的状物落在我的身上。

事后才知道，其实这是敌机炸弹爆炸把我从地上掀起来，又从空中落下埋在地下了。

我是第一个被扒出来的，他们把我放到坑边上，又去继续拼命地扒着，寻找埋在下边的人。房子倒了，麦秸垛不见了，大树移位倒下了，院子变成了一个圆形大坑，有一人多深，这是美制B29轰炸机扔下来的重磅炸弹炸的。

被扒出来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了，沈团长和岳副师长被人从倒塌的屋子里搀扶着走出来，在东墙根睡觉的蔡清元参谋和通讯员被炸弹气浪推倒的房屋墙砸死牺牲了。

团部人员给躺在地上的我，擦着从嘴里流出来的血，我只看见敌机在空中盘旋，但听不见嗡嗡声，我意识到我的耳朵给震聋了，鼻、口也在流血，我脑袋昏昏沉沉的，只觉着天旋地转，团部人员赶紧把我送到团卫生队。

在卫生队，我躺在铺着草的地上，就像是在船上，总觉着恍恍惚惚的。

三天以后，我的听力才逐渐恢复，五六天以后，我能起来活动了，我回到了团部机关，坚持边工作边休息。

抢救我的同志，有团政治处工作队的，有侦通连的，他们说，我是炸弹爆炸后第一个被扒出来的，因为我是在坑底下，土埋得浅，我头向下，土上边露出两只脚，所以最先被发现。

1967年秋天，我在济南遇到新疆建设兵团来上访的，当时的团工作队队员刘来先同志，他向我祥细讲述了抢救我的经过。父亲说：刘来先同志在炸弹爆炸后，是从土坑里扒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算幸运，活下来了。炸弹爆炸前在院子坑边位置上的同志，炸弹爆炸后埋在下边牺牲了。

父亲和我说过好几次他在淮海战役中死里逃生的故事。他负伤以后，继续留在前线，践行承诺了轻伤不下火线的钢铁誓言。父亲说：但这一次负伤，给他留下了终身后遗症，时常头晕、头痛、耳鸣，睡眠不好，尽管后来比过去好了一些，但未根除，记忆力也受了影响。

1969年，我从烟台去福山看望时任26军77师政委的父亲，那个时候他经常早出晚归，工作很晚才回来，他时常对我说头晕，头痛，耳鸣。当年他的身体状况，让我们一家人十分堪忧，一方面是部队工作任务繁重所累，另一方面是战争给父亲留下的创伤后遗症所致。

刘卫平

202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