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层林

有人说：“奇石通禅”；古人也说：“石尤近于禅”。因此，当代奇石收藏家、理论家在奇石分类中专门设立了“禅石”类。但是在已出版的一些奇石画册和文章中对禅石又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又把景观石归入禅石，还将著名藏石家沈钓儒的一件名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奇石作为禅石的典范。孰是孰非，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什么是禅？据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说，禅是梵文Dhyana 音译“禅那”之略，意译“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等。按中国习惯常称“禅定”。“定”亦是梵文samadhi的意译，音译“三味”。谓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识，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

禅定的本意是指通过精神集中，观想特定对象而获得佛教或功德的一种思维修习活动。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老、庄思想，扩大了禅定观念，重在“修心”“见性”，而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了。

禅定又常常与“般若”结合，称“禅定般若”。般若是梵文prajna的音译，意译为“智慧”。而这种智慧非凡人所有，因世俗认识和面对的对象虚幻不实，唯有“般若”才能超越世俗认识，把握真实。

日本神学大师铃木大拙又说：禅即生命。禅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体验活动，在体验中所表现的东西就是生命。

众所周知，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而佛教并不起源于中国，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至隋、唐达到鼎盛。

禅宗虽是佛教流派，但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己经远远超出宗教范围。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僧人慧能就和近代日本铃木大拙一样，结合中国情况，对印度佛教作了新的阐述，建立了南宗禅，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当时主张“渐悟”的神秀其偶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有尘埃。”而主张“顿悟”的慧能作偶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又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这种“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这种“顿悟说”又主张直觉顿悟思维方式，沟通了古代民族整体性思维模式，使人在对立统一的事物中体验到具有丰富内涵的无限深度的象外之意。这对意境论、妙语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同时它的“物我同心”说，触及到创作灵感问题，它的语言观又揭示了逻辑背后的语言奥秘。

禅宗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多来自老庄。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的“禅宗是披着天竺式袈装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其实，禅宗思想，是魏晋玄学的再现，至少是受玄学的甚深影响。”“禅宗顿教，慧能是创始人，他的始祖实际是庄周，禅宗南宗的本质，是庄周思想。”

但是禅宗哲学虽然发扬了道家精华，却不是道家哲学的翻版，而是将佛学精华融人道家哲学，建立了既有道家哲学特点又不同于道家哲学的独立的禅学思想体系，对唐代及后世的艺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在奇石艺术的欣赏方面，既有禅宗的影响，也有儒、道的影响。

石头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产物，内涵极为丰富，无论儒家、道家、释家历来都有奇石收藏家和鉴赏家，由于他们自然观的差异，对奇石艺术的欣赏和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其意是大自然的江河山石之所以为人欣赏，并不仅仅是它们自身的美，主要是它们所蕴含的精神符合人的某种美德。老庄认为：“道生万物，物我为一。”其意是将自然山水与人格主体融而为一。释家对自然的态度是瞑想在自然中能体验到一种宗教的快乐；对自然不是合一，而是观想静察；对自然所体现的“德”，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发挥，只是隐喻佛法的广大无边。

概括起来说，儒家是以道德精神为主的自然观；道家是以审美精神为主的自然观；释家是以宗教精神为主的人对自然的观照。古人赏石的动机并不一致，即使是禅宗在唐宋流行的高峰时期，赏石家也不是都受禅宗的影响。当时受禅宗影响最大的是王维，他的名字就与佛教有关。在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中的维摩诘是佛门秀才，能言善辩，多智多才，深得佛祖尊重，被称为维摩诘居士。他把维摩诘三字拆开，名维，字摩诘。王维的诗画禅味也是很浓的。除了他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有一首比较集中的体现禅境的《辛夷坞》：“不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意是辛夷花默默的开放，又默默的凋零，既不需要人们称赞他的美丽清新，也不需要人们对它的凋零表示惋惜同情，它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没有物我、时空之分。

这种空灵境界，正是禅境的表现。与他同时代的奇石爱好者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德裕、牛僧孺、张祜、陆龟蒙、皮日休、杜牧等因生世和追求不同，对奇石艺术的鉴赏也不一样，从他们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见解和特点，这里就不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