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毛寿龙，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本文首发“中国青年报”，本文为节选，特此分享。

现在在许多大学，从专业秩序角度来说，越来越封闭。

首先，上课沿用教科书的套路，教科书是死的知识，适合于考试，出名词解释、选择题、是非题、简答题、问答题，都很好，但考完就忘，在实际工作中啥也用不上。

很少有人工作了还抱个教科书来查的。

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类学者的学术贡献，往往在于各种文献梳理，然后追求理论框架的优美、精细，现在很多还需要数学模型，加一大堆没啥关系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和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

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其专业格式，越来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评议就已经让你out了。

人员管理也是越来越“工分化”、数字化，工作内容不再重要，学术贡献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几篇。

这就像过去的生产队，不看你的产品质量，只看产品数量。

这样的专业秩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无趣，课题的管理和竞争也越来越封闭，成果越来越所谓“学术”化。教授自然成了“贫困教授”。而且，这样的教授不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贫困。

学术已经变成了发表论文期刊和篇数的计数器，更为良性的评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评估不再起作用，学术就不容于市场秩序。相较而言，在市场秩序中，商学院反而受重视，因为在好的商学院里，可以学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课程。很多学者在商学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通过网络技术，他们上一次课，录下来，就可以在网上让很多人去付费听课。

如果学术秩序日益封闭，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课题申请，申请到课题比完成课题质量本身还重要；按照行政级别和任务完成量来获得报酬。

在这样的秩序里，教授当然会很贫困，不仅是收入意义上的，还是“面子”意义上的。

话剧《蒋公的面子》讲述了当年中央大学的一个传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请学者吃饭，学者还有清高的资本，想想要不要去。现在如果蒋公请学者，学者必然趋之若鹜。

贫困教授要想不贫困，首先要在心灵秩序上让自己高贵起来。发达的专业秩序，要有高度发达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发达的以权利为纽带的规则，从而形成与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对接。只有这样，教授才不会在经济上贫困，从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转自必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