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历史发展情况，我已经从文艺复兴讲到20世纪30年代，现在是时候放下这个话题，在最后一章中关注人文主义传统在20世纪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进而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种挑战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传统的终结？或者说，人文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在未来是否仍然有其作用？
对我这代人而言（对年轻一代而言并不必然如此），最重要的挑战包括纳粹德国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激烈阶段；也就是说，它们大约发生在从1933年年初希勒特掌权到1953年这段时间。
但是，站在20世纪80年代以更长时段的眼光来观察，那一系列危机似乎都只是西方人文主义面临的长期挑战的一部分。
我想在此探讨的就是这些长期挑战。我将它们分为四类，将1933年至1953年的那些事件归入最后一类。
四类挑战分别是：
1. 人口的增长和历史规模的变化；
2. 技术，以及历史的时间节奏变化；
3. 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
4. 战争，以及暴力的蔓延。
▌人口规模的增长，激化了糟糕的个人境况
世界的总人口在基督时代估计为2.5亿，在1750年前后工业革命开始时为7.5亿，在1925年达到20亿，接下来半个世纪里再次翻番，并且预计将在2000年超过60亿。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城市规模的增长。迟至1800年，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据信只有两个，即伦敦和广州。1980年，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09个，其中有16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而且墨西哥城的人口预计将在20世纪末达到3000万。
人口的增长有两个后果。
首先，大量的新增人口生活在令人难堪的贫困环境中，例如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孟买、墨西哥城、雅加达等城市的生活环境极其拥挤，极其屈辱，以至于在那里谈论个人自由以及人文主义传统看重的其他价值，谈论自己以及孩子的生存之外的事情，都会沦为笑柄。
其次，提供生活必需品来养活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人口涉及大量的问题，处理大城市（即使是伦敦、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的种种问题——不仅包括贫穷和疾病，还有犯罪、剥削、种族矛盾、毒品泛滥——也需要范围极大的社会组织工作。
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只能采用关注整体和平均状况的集体性措施。此时，个人的境况应该由谁来关心，又有谁会关心呢？
▌技术至上的天平上，个人价值变得无足轻重
科学（例如医学)和技术（例如改善的卫生、供水、通信）为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至少防止它们恶化提供了最佳的方案——这个事实是那些责骂技术的人们应该记住的。
但是，至少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在利用技术来解决问题时没有充分关注它们恰当与否，没有关注它们对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后果。
E.F舒马赫（1911一1977)之类的人呼吁使用替代性的、小规模的或间接的技术，但长期以来都受到偏见的阻碍。在工业化国家，为技术进步清除障碍（尤其是关于节约资源的疑虑，或者关于诸如数百万人失业或居民背井离乡等长期社会影响的疑虑）的必要性，已经成为政府的陈词滥调，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新式“铁律”。
即使是权衡技术的代价和好处，或者询问是否有潜在的替代品（尤其是在军事或太空技术领域），也会被视为进一步证明一种仍然包含人文主文元素的教育不适合于未来的技术世界。
对参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人们而言，越来越快的进步节奏令人激动得喘不过气，通过掌控自然来改变世界的实证主义梦想仍然拥有巨大的效力。他们坚信这必定会造福人类，没有什么能够动摇这种信念。
但是，那些被动、非自愿参与变化过程的人，那些构成“人类”这个方便的抽象概念的单独个人，他们的回应要含糊得多。
就算他们承认改善卫生条件和生活水平有好处，那种被不断鼓吹的信息——即技术进步不能被暂停甚至减缓，其后果只能被接受——也让他们坚信，他们无法控制那些能够深刻影响他们生活的新事态，他们作为人类已经在技术价值的天平上变得无足轻重。
▌极权主义的威胁无处不在
集体主义者很容易推断，那种认为个体人类具有任何价值或权利的观点不仅是错觉，还极具误导性，并且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他们的论证)，即只有通过作为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等集体的一分子，人类才能够获得价值或权利。
加入诸如教会、政党、职业或社会的组织之类的群体，这长期以来就是任何个人在民主社会中享有的权利之一，而且这些群体的数量和多样性一直被视为对民主体制力量的考验。
更进一步，这种集体主义观念还体现在工会制度(“团结就是力量”，单个的工人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为无能力自我供养的人们提供教育、住房、卫生等方面所需品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或行政干预措施之中。在工业化社会中，这些做法最终作为人权的自然延伸被人接受。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20世纪那种以整体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集体主义，二者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
在后面那些形式中，个人要让自己的全部人生从属于国家的需求——这样的国家无所不包，不容忍半点独立的苗头，并且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无论其集权的框架是民族、大众、某个优势族群，还是某种宗教。
事实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政权：它们无论运作效率有多么低下，都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它们认为治下的人类可以被任意支配，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来反对它们专断地行使权力，包括监禁、虐待和处死那些哪怕仅仅被怀疑反政权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时而发生的针对少数族群或宗教少数派的灭绝行动。
许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曾经踌躇满志地以为，代议制和民主权利会逐渐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但是这种幻梦已经被打碎。在尝试过推行民主的地方，常见的情况是：腐败和动乱导致民主崩溃，进而使得民众盼望某一个强人或某一个政党掌权。
有人会做出自满的分析，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其他地方缺乏欧洲民族的经历和传统。然而，回忆两个事实便能打破这种自满：
世界上首个上台掌权的法西斯政权出现在意大利，而意大利却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其人文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比文艺复兴更久远的西塞罗和罗马共和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集体主义政权都位于欧洲。
在欧洲，左派对作为他们根源的人文主义传统漠不关心，仍然盲目地追求左翼革命的乌托邦梦想时，20世纪的真正革命性发明——操控的技术（政治宣传和含糊辞令，希特勒那种宣传加恐怖的手段)以及此后便被广泛复制的警察国家制度——最先在纳粹德国的宣传部、监狱和集中营中被发展出来。
▌战争和大规模暴力，令人文主义显得软弱无力
中东欧各民族在20世纪的经历（此外，还不要忘了西班牙内战或德国对希腊的占领)，在作为人文主义传统发源地的欧洲大陆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4世纪的黑死病害死的欧洲人更多，估计为总人口的1/3；中欧的许多地区在宗教战争期间成为废墟，活下来的少数人落入同类相食的境地。但是，真正令人难以想象的却是20世纪大规模毁灭人类的行径，以及它那种故意和系统性的特征。
如果我们将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被暴力杀害的人数，以及纳粹集中营中被害的人数相加，那么从1914年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40年时间里总遇害人数必定超过五六千万，更不用说还有好几百万人尽管活下来，却身体伤残或者因为悲惨遭遇而留下永久的心理创伤。
那种从1914年持续到1923年年底的暴力和镇压的循环似乎在1924年到1928年的短暂时间里显示出终结的可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那种循环再次出现：大萧条、希特勒的上台，以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循环并没有减缓，欧洲的分裂、冷战以及世界性核战的威胁紧随而来。这次的暴力遍及全世界，延伸到了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成为许多地区的长期性问题。
许多地方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但这种成就却经常染上内战的污点。种族和族群屠杀，蓄意的无差别恐怖活动和暗杀，甚至种族灭绝的企图，都成为常见之事。
我没有必要继续列举这类恐怖的人类行径。上面列举的已经足够，此刻我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当我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谈论人文主义传统时，怎么能假装在今天这个十分残酷、对人文主义价值观十分冷漠的世界里，人文主义传统仍然具有效用或意义（人们在回忆起这些价值观当初蕴含的希望时只会感到苦楚)？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还有未来吗？
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指出我对20世纪历史的叙述是不完整的，它需要其他更多的积极元素来平衡。
例如，一个事实是，西方强国不仅击败了来自轴心国的外部挑战，同时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这些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最能够体现人文主义传统，无论体现得有多么不完美。
此外，西德、意大利和西班牙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同时也没有陷于集体主义。
另一个事实是，西方的主要意识形态挑战，也就是苏维埃模式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我们在面对那些仍待纠正的罪恶行径时会感到愤怒，而且是特别正当地感到愤怒，但在愤怒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取得的成就，哪伯只是为了鼓励自己继续奋斗，让成就变得更大。
此外，只要避开我们20世纪历史表述中的那些客观力量、抽象观念和泛泛之论，深入理解历史中的个体人类，我们就总是会看到人们在勇气、自我牺牲精神、同理心、领导力、忍耐力方面达到非凡程度的例子——例如在各次抵抗运动中，甚至在集中营里，这类例子不仅见于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的每一年都有表现。这些事例引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它们经常描述人们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潜藏力量来面对处境的行为。
对度过了20世纪灾难的人们来说，人文主义传统令人烦躁不安之处在于，它那种坚信人类生性本善并能臻于完美的信念，它那种洋溢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中的乐观精神，以及它那种贯彻在19世纪实证人文主义之中的对科学、进步和未来的信心。
但是，这样概括人文主义传统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正如我若干次指出的，它错在以人文主义发展历史中的某个阶段来代表整体。启蒙运动只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阶段，而整个人文主义传统却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
一旦忽视了人文主义的早期历史（如古代世界的斯多葛主义，或者残酷极端的宗教战争中蒙田对斯多葛主义的重新阐发)，许多批评人文主义的人就忽视了人文主义传统中也存在比较现实主义的观点。
这种观点接受人类的局限和弱点，并不相信人类生性本善，就像并不相信人类生性本恶一样。它更强调对人类的创造潜能的信仰，相信这种潜能在被唤醒后就会开花结果。
我已经说过，这种与18世纪乐观精神不同的观念，被歌德、马修·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等一系列严厉批判进步必然性的19世纪人文主义作家继承。
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开始浮现。它摒弃了较早时期的那些乐观假设，认为自己的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人性的双面特征，承认易卜生、弗洛伊德和马克斯·韦伯已经说明的个体人类与人类社会中的非理性力量。
没有哪种关于人的哲学能够经历20世纪中叶而毫无改变。人文主义观念是这样，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观念也是这样，它们全都不得不奋力去面对人类的深刻苦难及其所揭示的恶。
但是，不得不面对这类挑战的人文主义，与19世纪那种在人们看来自由、乐观、讲求实证的人文主义已经迥然不同。这种新人文主义有多大的希望能够熬过20世纪中叶的经历，面对我描述的那些持续不断的挑战，仍是一个我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