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戎装照（1929年）
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从作为少帅与其父张作霖统治东北，到毅然宣布改旗易帜促成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再到作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他无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而与他波澜壮阔的前半生相对的，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对他长达五十年的“非法”幽禁。
张学继先生在其《张学良传》一书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他（张学良）有大格局、大胸怀、大智慧、大韬略，又有拿得起、放得下的非凡魄力，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得以成为近代中国少数能够创造历史、改写历史的伟人之一。”张学良是如何从一名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人生中的五个瞬间窥见一二。
一、大帅归矣
张作霖作为崛起于草莽之间、周旋在民国政治军事舞台之上的一代枭雄，因忙于军政，虽然很少与儿子交流，但他宽宏大量的气度和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形象，无一不给儿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就把长子张学良当作“太子”来培养，对他寄予厚望：1920年，张学良从东北讲武堂甫一毕业即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营长，领少校衔，不过3个月就改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晋升陆军上校。加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张学良开始掌握东北军人事大权，称为名副其实的“少帅”。
张作霖的一生与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可解的关系，张作霖从草莽崛起到称雄东北乃至数次进关问鼎中原，与日本侵略势力的扶植利用有很大的关系。但因为不甘心做一个被驯服的傀儡，张作霖最终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暗算，死于非命。父亲的惨死在张学良的心中留下巨大创伤，也埋下了坚决抗日的种子。
张作霖虽对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有所警觉，回奉日期一再更改，但他总认为日本人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谋害他，因而没有采纳部下提出的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回奉天的建议，于 6 月 3 日凌晨 1 时悄悄乘车离开北京西城顺承王府官邸，开往前门车站。在月台上，只有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几个人送别。张作霖表面显得镇静、愉快，但回首中南海时，眼里闪耀着泪光。临登车前，他还关切地对张学良说：“小六子，明天是你的生日（1928 年 6 月 4 日，正好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你自己过吧！”
……
因为父亲的忌日，正好是自己的生日，张学良从此以后不再在 6 月4 日过生日。他说他不能过自己的生日，一过生日就想起父亲。——《张学良传》
在张作霖遇难后，年仅 28 岁的张学良，毅然顶住了日本侵略者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包括赤裸裸的武力恫吓），宣布东北易帜，加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希望以中华民族举国一致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仅仅是以东三省的力量独自御敌。
二、风光无限的“副司令”
1928 年北伐结束后，全国形成了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五大军事集团和十余个次一级的军事集团。单纯从军事实力上说，蒋介石要凭借他的第一集团军打败所有异己的军队，以建立清一色的蒋系中央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的战略是远交近攻，张学良不参与内战的态度正好可为蒋利用。1930 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时局中心人物，交战双方不遗余力地争取张学良，而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决定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使内战得以早日结束。
从张学良最终决定出兵助蒋的动机来看，同东北易帜一样，主要是本着“息内争，御外侮”的精神，希望停止内战，维护统一，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张学良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领袖向关内发展、扩张地盘的政治抱负。他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举足轻重的地位，利用蒋介石的急迫心情，稳坐钓鱼台，不断抬高价码，迫使蒋介石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承诺，为东北集团谋得了更多的利益，自己也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位置，一时风光无限。
为迎接张学良的到来，南京政府做了周密、隆重的布置。11 日，蒋介石特派铁甲车“长城”号到山东临城迎接，然后在张学良等乘坐的专列前压道。一路上，沿途各站都贴满了欢迎张学良的标语……张学良专车抵达江苏浦口车站，顿时军乐大作，仪仗队举枪致敬……张学良身穿黄色军装，精神焕发，态度从容，下车和欢迎者握手寒暄后，步出车站，随即登上“威胜”号军舰过长江。行至中流，停泊在江心的另一艘军舰“通济”号鸣礼炮十九响，官兵列队甲板上，举枪致敬……马路两旁拥满了群众，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车驶进总司令大院，蒋介石亲临车门迎接，并说：“汉卿，你好，一路辛苦了！欢迎你！”——《张学良传》
张群（左）到浦口迎接张学良（右）（1930年11月）
三、应对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前，为达到武力占领东北的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了沈阳郊外北陵农场事件、龙井事件、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张学良一面“隐忍自重”，一面上报南京政府，请示对日和战的态度。然而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遂提出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9 月 6 日，张学良正式下达了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电报。蒋介石于9 月 12 日赶到石家庄与张学良会晤，要求张学良命令东北军凡是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电令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导致东三省 13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 3 000余万东北人民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这一恶果主要是由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张学良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守土有责，也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显然有难以明言的苦衷。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蒋、张二人对不抵抗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但也有不同之处，即在考虑对日政策时，东北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同……正如有论者概括的那样：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暂时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不愿意独自承担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张学良传》
四、“西安捉蒋翻危局”
张学良在丢失东三省后，率 20 多万东北军进驻河北、热河两省，本想以东北军主力与日本侵略者一战，保全热河以屏障河北之安全。但无奈防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腐败无能，无心抗战，不战而弃热河。热河的不战而失，致使张学良再次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蒋介石为了继续推行其对日不抵抗政策，决定以张学良为替罪羊，让他辞职下野“以谢国人”。
张学良辞职下野后，戒断了多年的毒瘾，随后游历欧洲大陆各国。这一时期，张学良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认识误区，错误地以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拯救中国，并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于 1934 年3 月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职务，从此陷入反共内战的泥潭。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历来是“一石两鸟”的借刀杀人之策：一方面是要消灭红军；另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削弱乃至消灭杂牌军，以达到清一色的蒋系目的。东北军官兵的傲慢与轻敌导致其在1935 年 9 月至 11 月短短三个月的“剿匪”中损失两个师，两名师长阵亡，两名师参谋长、六名团长非死即俘。
如此惨烈的损失让张学良意识到先消灭红军然后再去抗日的路是根本走不通的，是一条亡国之路。他重新思考“拥蒋反共”的错误，从“反共”内战的泥潭中及时超拔出来，并在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及时回头。张学良多次苦口婆心劝说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遭到蒋的拒绝与谩骂后，最终联合杨虎城将军，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他放弃推行了十年之久、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反共内战政策，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蒋介石在骊山上被发现的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当时任东北军卫队营班长的何克是在搜山过程中第一个发现蒋介石的，他的回忆比较详细，摘录主要内容供读者了解：
根据现场分析，左边第三间屋（里套间）应是蒋介石的居室……我们把屋里翻腾了几遍，不见蒋的踪影，猛然拉开窗帘，只见一扇窗户敞开，料定蒋系越窗而逃，随即追了出去。但是，通往东花园的门却锁着，料想他可能翻墙而去，我带着机枪组向东追去……这时天已大亮。谭海、刘多荃、白凤翔研究后命我排搜山。
山势越来越陡，我命令陈志孝带两个战士沿东山脚的小沟向上搜，我和另外两个殿后，保持 50 米距离，呼应前进……随着蒋孝镇惊恐、游移回视的目光，我们立即发现有一个人双手抓着山梨子树，在他身后山坳斜坡上，吃力地攀扶在那里，但看不清是谁。陈志孝立即向这个山坡放了三枪，子弹打得山石乱嘣，当那人扭转身来，我们一眼就认出他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抑制住自己的恐慌，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陈志孝立即回答说：“我们是委员长在南京中山陵接见过的（张副司令）卫二营。”
蒋又怏怏地说：“好弟兄！你们打死我吧。”
“报告委员长，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怎么能打死委员长？”随着陈志孝机敏流利地回答，蒋介石惊魂稍定。我们看见他从右兜掏出手帕，揩去他双手上被荆棘刺破的鲜血，又去擦他的双眼，他的眼眶中衔着泪水，哭了，然后又将左手放进兜。
我命令靳富贵去接他，手够不着，又命令郑克田踏在靳的肩膀上，两个撑立，才扯住蒋的腿，不想把他竟掼倒在山脚下。蒋一时弄不明我们的用意，以为不祥，一边哭着一边嚷道：“我救国，我救国……”甩手跺脚，像一个害怕大祸临头的孩童，浓厚的奉化口音将救国说成“救鬼”。见此状况，我便让郑克田在前、陈志孝在后，搀着他向山下走，这时的“蒋委员长”狼狈极了……走了一段路，孙铭九营长和白凤翔师长从华清池方面奔来。——《张学良传》
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在陕西临潼华清池合影（左起，1936年）
五、二十二年后的相见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西安事变的目的已初步实现，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然而，面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右翼知识分子一边倒的反对、谴责及各省地方实力派所呈现的骑墙观望态度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面对宋氏兄妹等人的巧言令色，这位感情容易冲动的少帅决定迅速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其返回南京。没想到这一去竟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幽禁！
有“和平老人”之称的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在西安期间与张学良结下深厚友谊。1937 年 1 月，蒋介石召邵力子偕夫人傅学文来溪口陪伴张学良读书，张学良曾向他吐露自己亲送蒋回南京的原因：
有一天，邵力子与张学良闲谈时，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戏竟演坏了！”——《张学良传》
此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特务辗转多地始终扣押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最终竟在其十年“刑期”将满之时将其秘密转移至台湾，使其再也未能回到他一直牵挂的祖国大陆，难圆复土还乡之夙愿了，呜呼哀哉！
在台湾的“囚禁”中，张学良一方面接受了来自蒋介石的“洗脑”，完成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另一方面在宋美龄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着宋美龄、蒋经国先后看望过张学良后，蒋介石召见张学良的时机也成熟了：
11月 23 日下午 2 时，刘乙光临时通知张学良，下午 5 时“总统”在桃园大溪“总统行辕”召见他。这个消息对张学良来说多少有点意外。下午 3 时 15 分，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张学良在刘乙光的陪同下于下午 4 时 45 分抵达大溪，刘乙光把张学良安置在一空军上将家中等候，然后自己去请示。约 10 分钟后，蒋经国同刘乙光来接张学良前往蒋介石的“行辕”，张学良等刚走到客厅，蒋即出来相见。这是蒋、张自 1937年 1 月 14 日以来的第一次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 22 年。
……
这次会面后，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至此，张学良已被整整“管束”了 22 年。十年刑期，可以一纸赦免，而一句“严加管束”，却囚禁了张学良两倍于刑期，这真是世界上罕见的荒唐事！——《张学良传》
前半生的风光与后半生的暗淡谱写了张学良的一生。张学继先生与刘红先生历经十年完成初稿，后又经接近二十载的修订、补充而呈现给读者的这部《张学良传》堪称海峡两岸及华人世界里最为完整的张学良传记著作。张学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包括他的显赫地位、他的东北军团体及他的家人和自己大半生的自由，这位悲情将军的故事值得我们阅读，他身上强烈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更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