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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寒冷的冬日，北京市的人民大会堂内展出了一件珍贵的战利品——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这把手枪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激烈战斗，是中国志愿军的荣耀象征。然而，就在展览会举行期间，这把充满历史意义的手枪不翼而飞，整个北京的警方与军方展开了大规模的侦察行动。

三年后，1961年的一个春夜，一名普通市民向东城区治保主任报告称，他目睹了一个可疑人士在夜色中散布反动传单。这次报案意外地将警方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了那件多年前的失窃案。

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成就展览”：珍贵战利品的消失

1958年12月，北京，一片庄严的气氛笼罩着新中国的首都。在这寒冷的冬季，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成就展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展览的第七展室内，展品琳琅满目，其中包括了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某团4连在黄草岭战役中荣获的“黄草岭英雄连”奖旗，这面奖旗沉甸甸地承载着无数英雄的荣耀与牺牲。

不远处，展出了孤胆英雄刘光子在战场上使用过的冲锋枪。这把枪体现了中朝战士的英勇与坚韧，枪身略显磨损，证明了其在战场上的频繁使用。此外，还有一枚四格细菌弹，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生物武器，现在被安放在一个透明的保护箱内，向人们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抗战英雄们的勇气。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张积慧“一级英雄”击落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使用过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这把手枪放置在红色丝绒布覆盖的展示台上，其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极为重大。

12月13日的一个平常下午，讲解员沈贤琪正在第七展室对一群来访的学生进行讲解。她详细介绍了每件展品的历史背景和在战争中的作用，试图将那段历史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传达给下一代。讲解持续了大约六七分钟，之后沈贤琪告别了学生们，准备前往第六展室检查那里的展品状态。

当她步入第六展室时，首先对展室进行了快速的视觉检查。展室内部陈设整齐，各类文献和图片资料都按照既定的展览计划有序展出。然而，就在她准备细致检查每一件展品时，她突然察觉到一个重大的异常——柯尔特左轮手枪不见了！

北京东城区的神秘夜行者和反动传单事件

自1958年12月柯尔特左轮手枪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成就展览”中神秘失踪后，警方组成的专案组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试图解开这一谜团。他们对当日展览的2015名参观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背景调查，甚至对四、五十名行为可疑的人员进行了深入审查。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调查组并未在这些人中发现任何与失窃案相关的线索。

在此背景下，1961年4月，东城区的某些胡同墙面和电线杆子上突然出现了一批内容激烈的反动传单。这些传单恶毒攻击共产党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下方统一署名为“反共同盟会”。

情报和警方迅速反应，增派人手在夜间对东城区进行更严密的巡逻，企图捕捉散布反动传单的嫌疑人。然而，尽管加强了安保措施，真正的突破还是在一个偶然的晚上到来。

1961年4月26日深夜，一位年轻人匆匆敲开了东城区某居委会治保主任家的大门。他急切地向治保主任报告称，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时分，他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遇见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据描述，这个人留着大背头，骑着自行车，看上去正忙着在墙上张贴着某些东西。当他注意到有路人经过时，这名男子迅速骑车逃离了现场，朝东边的方向消失在夜色中。

治保主任听后立即通知了附近的巡逻队和警方，启动了对该区域的紧急搜查。警方调集了多个小组，利用描述的特征和逃逸的方向，开始了对该可疑人物的追踪。

金宪英：铁道部设计院员工的不为人知的双重身份

金宪英，一个30岁的普通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员工，表面上看似与普通北京市民无异，实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复杂背景。自三、四年前起，金宪英就以健康问题为由，没有回到过他的工作岗位，成为了一名长期在家中的病号。他的同事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金宪英向来体弱多病，似乎总是与各种小疾病纠缠不清。

然而，在这次被称为“反动传单案”的事件中，金宪英突然变成了一个关键人物。事实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涉及“反动传单案”的案件。前两次，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和具体细节，警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金宪英在三年前首次被警方怀疑时，正处于一次严重的肺炎恢复期。尽管身体虚弱，但在调查中，警方在他家中发现了大量的印刷材料和传单。这些传单上充斥着批评当局的内容，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情绪。尽管如此，金宪英并未被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当时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传单是由他个人制作或散发。

第二次涉案是在一年半前，当时金宪英已经因健康原因长期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警方在一次例行的街头检查中，意外发现了几份与金宪英家中发现的传单相似的材料。这次事件虽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但由于缺乏将金宪英与传单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案件再次以无进一步行动告终。

深挖金宪英事件：从反动传单到手枪零件的迷雾

在金宪英的住所中，专案组进行了深入搜查，揭开了案件的另一层面。他们不仅找到了一摞署名为“反共同盟会”的反动传单，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分解后的手枪零件。这些零件看似与案件无直接联系，但其存在无疑加大了案件的复杂性。

面对审讯，金宪英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他承认自己负责张贴那些传单，这一点他无法否认，因为警方在他的打印设备中找到了与传单相同字体和纸张的痕迹。然而，对于手枪零件的来源，金宪英则提供了一个与他已故伯父相关的解释。他声称这些零件是他伯父在解放前留给他的，而自从伯父去世后，他便一直未曾触碰过这些零件。

金宪英的说法虽然巧妙，但在公安机关看来，并不足以立即摆脱嫌疑。警方决定进一步调查这些手枪零件的真实性和来源。他们联系了枪械专家，对这些零件进行了详细的鉴定。专家们很快确认，这些零件确实来自一支生产于1835年，拥有6909号专利的柯尔特左轮手枪。

这一发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该型号的柯尔特左轮手枪在历史上曾广泛用于军事和民用，但因其年代久远和制造数量有限，这些手枪及其零件在当代已经相当罕见。此时，金宪英的解释显得更加脆弱，警方开始怀疑这些零件是否与他或他的伯父有更深的军事背景或其他未知的连接。

金宪英的伯父金月在解放前曾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职员，并最终成为美国的间谍。他为美国提供情报，换取了丰厚的报酬，并深受美国的赏识，经常会带着金宪英享受这种由间谍活动带来的豪华生活。

金宪英的抉择：一把手枪引发的终局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社会的剧变和新政权的整治力度，许多过去的旧社会残余现象被严厉打击，其中包括赌博、卖淫和吸食鸦片等。金月波由于长年吸食大烟，不久之后便病重去世。金宪英，作为金月波的侄子，曾经在其伯父金月波生前享受过相当的荣华富贵，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无法再过那种奢侈的生活，心中不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怨恨。

到了1958年12月，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成就展览”，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办法。12月13日这天，无所事事的金宪英拿着免费的参观券，走进了展览馆。他漫不经心地游走在展厅之间，直到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件特别的展品上——那是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击落时使用过的柯尔特左轮手枪。

这把手枪，作为战争的战利品，被特别展出，以此彰显志愿军的英勇和战斗的胜利。金宪英看到这把手枪时，内心突然升起了一个念头。他想，如果能将这把象征“美国英雄”的手枪偷出展览馆，说不定可以借此重新得到美国人的青睐，甚至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这个想法在他心中反复琢磨，最终促使他决定行窃。

经过审理，北京市人民法院查明，金宪英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并且他的动机、行为与反社会的立场被认定为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考虑到他的背景，以及此次行窃的严重性和其潜在的政治影响，法院最终依法判处金宪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参考资料：[1]朱振才.《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连载之五 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手枪失踪之谜[J].民主与法制,2007(12S):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