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唯一一位以政工干部身份荣膺此殊荣的。那么，罗荣桓有何特别之处呢？毛主席为何说这个人才发现晚了呢？

1927年9月，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部队，和国民党追兵边打边退，来到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荒凉，国民党追兵暂时没有追过来，周围也没有什么地方武装，毛泽东他们总算能喘口气了。

当时形势十分不容乐观，一路上国民党军不断前堵后追，部队损失严重，到达三湾时，人数已经由起义时的6000人锐减至700人，而且还在不断减少。

比敌情更严重的时，是队伍指挥涣散，人心不齐。比如第一师师长余洒度，认为自己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根本不把没有带兵经验的毛泽东放在眼里，经常不听前委的命令。

部队里还存在旧军队习气，军官经常打骂士兵，士兵三三两两脱离部队当逃兵，几乎成了常态。

开国中将赖毅，当时是这支部队的普通士兵，后来他回忆：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照这样下去，部队还没走到井冈山，就要走的差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进行了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部队缩编，精简部队基层，根据自愿的原则，明确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第二，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第三，支部建在连上，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阐述了建军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而第一个将这个政策执行到位的，就是罗荣桓。

罗荣桓也是湖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罗荣桓在鄂南通城参加了鄂南暴动，在起义部队中任党代表。

几天后，这支部队在修水编入卢德铭的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在部队中任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

部队遭遇挫折后，罗荣桓看到人心不齐，逃跑开小差的事不断发生，心中也十分焦急，路上他一直在思考，怎么建设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把人心聚拢起来，建立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

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后，很多党员干部对这个建军原则理解不足，执行不到位，而罗荣桓很快领悟到了其中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一个月不到，罗荣桓就在连队发展了我军历史上最早一批士兵党员，并且在班排一级设立了党小组，是“支部建在连上”真正落到实处。

很快，这一举措对军队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显露出来，基层士兵以党员为纽带，紧密团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些士兵知道了他们打仗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以后，因为某个人叛逃叛变，而拉走成建制部队的事，基本没有发生。

1929年底，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期间组织一批党代表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此时，身为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

罗荣桓提出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反映，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事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专门把这一条写进了文件中，从此，官兵平等思想成为建军主要思想之一。

古田会议选举毛泽东、罗荣桓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这时罗荣恒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恒对冯文彬说道：

“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四军第二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担负起新的重任。

当时，红四军下辖三个纵队，二纵是原国民党士兵起义来的部队，旧军队的习气比较浓厚，加上原先的政委工作不力，导致部队中存在很多问题，战斗力也偏弱。

罗荣桓一到任后，大力整顿，落实古田会议精神，使得第二纵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四军代表在向中央汇报时特意指出：

“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1930年，红一军团成立，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年仅24岁的林彪任红一军团红四军军长。

林彪虽然年纪小，但是个性很强，很有自己的主见，与之前几位政委的关系都搞得很僵。因此和林彪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想到了罗荣桓。

罗荣桓为人踏实沉稳，能坚持党性原则，做事讲方法，和林彪刚好能很好的互补，政委一职非他莫属。

果不其然，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把军中政治、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一向挑剔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一时间，林罗之间倒相安无事。

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从此，林、罗二人成为一对军中搭档，一起走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罗荣桓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等职，他的得意之作，就是一手创建了和领导了山东根据地。

抗战初期，山东的形势十分复杂，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土匪武装、地主武装等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罗荣桓到山东战场后，经过长期实践，提出了“翻遍战术”。

所谓“翻边战术”就是在日军扫荡时，不是一味突围，而是经过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面去，打乱敌人部署，从而粉碎扫荡。

在抗日战争期间，罗荣桓将军事和政治结合，使山东根据地逐渐壮大。抗战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发展成了一个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的的大根据地，是我党独立领导下的最大根据地之一。

在各解放区和根据地抽调到东北的首批11万人中，光山东有6.7万，占60%以上。除了6万正规部队外，罗荣桓还抽调了20个基干团、约3万人派往东北，这些人都是百战精英，成为日后解放东北的基本力量。

其他留在山东的部队则分别充实到第一、二、三野战军中，其中渤海军区编入一野，鲁西部队编入二野，其余20多万人的部队编入三野。毫不夸张的说，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一野的一部分，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难怪毛主席赞扬道：

“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然而，要说罗荣桓最大的功绩，当属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打造出了四野这么一支规模庞大、战斗力极高的百万雄师。

说到四野，有一人自然绕不开，那就是林彪。不过，林彪在战场上、军事上计算很精准，但军事以外的事，他基本不管。

而实际上，军队要形成强大战斗力，光靠战场上的作战指挥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四野的发展壮大，与罗荣桓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息息相关。

由于东北长期被日伪占领，部队刚到东北时，群众基础差，老百姓对共产党了解很少，参加并不积极。

为了扩充军队，部队吸收了很多土匪、投机分子，这些人革命意志不坚定，打顺风仗还行，一遇上受挫，很多就当了逃兵。

四平战役后，部队减员严重，东北局向中央发电报，报告兵源不足的问题。毛主席收到电报后，却不以为然，自信满满的回到：罗荣桓肯定有办法。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罗荣桓有“撒豆成兵”的能力。群众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而这点又是罗荣桓最擅长的。

果不其然，东北野战军在站稳脚跟后，罗荣桓迅速在根据地内展开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军， 组织了164 个二线兵团，在仅有27万劳动力的松江省，动员了8万青年参军。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各方面和各个地区，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山头主义现象。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部队反正过来的，思想觉悟不高，身上保留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旧习气。

为了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罗荣桓率先在东北野战军内部开展团结互助运动和“诉苦运动”。何为“诉苦运动”？简而言之，是通过“倒苦水”“挖苦根”，使战士们明白“为谁而打仗”的基本问题。

通过“诉苦运动”后，很多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士兵，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有的甚至服装还来不及更换，就要求立马投入战斗，杀敌立功。

到1949年3月，第四野战军下辖14个纵队，4个兵团，主力部队人数达到87万余人，如果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人数达到了150万，在解放军四大主力中规模最大。这其中，罗荣桓功不可没。

建国后，罗荣桓任解放军首任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制定了军队的领导制度和办公制度，为促进军队政治工作正规化、现代化、制度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荣桓一生严于律己，在战争年代，他向来是随遇而安。在井岗山上，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庙宇、草棚、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他都住过。

罗荣桓不仅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从来不提什么个人要求，而且在名誉、地位面前，都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民的负担。

罗荣桓离家干革命后，20多年间再也没回过老家，留在湖南老家的女儿罗玉英，2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1949年底，全国解放，她听别人说说爸爸“当了大官”，就提笔写了封信给罗荣桓。

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

1955年授衔时，罗荣桓听说自己要评元帅，主动提出“让衔”，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但毛主席和中央认为他的功绩完全配的上元帅，最后还是授予了元帅军衔。

1963年，罗荣桓病情恶化，陷入昏迷，不久离开了人世。罗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主席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罗荣桓的信赖、倚重和惋惜之情，不禁让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