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毛泽东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也是我党陷入危急存亡的关键一年。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失殆尽，8万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严重，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3万人，以至于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后，红军来到了国民党统治力薄弱的贵州地区。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国民党军队依然穷追不舍。仗打到这份上，谁都知道出问题了，如果继续按现在的领导路线走下去，红军将陷入绝境，中国革命将重新步入黑暗。
在这个历史关键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当时，周恩来在党内无论是地位还是威望，都高于毛泽东。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威望扫清障碍，使毛泽东重新取得了红军的领导地位，并且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而自己则甘当“副手”。
毛泽东后来不无感慨的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那么，周恩来为何甘当“副手”，心悦诚服的辅助毛泽东呢？
周恩来祖籍绍兴，家中秉承耕读传家的家风。祖父时期离开绍兴，到江苏淮安给县官当师爷，从此定居在淮安。
到了父辈，家道开始中落，父亲在外地做文书，收入微薄，常年不在家，母亲又体弱多病，家里基本上是靠年幼的周恩来在操持。为了给母亲看病，周恩来经常把家里祖辈留下来的值钱物件拿去典当买药。童年的艰辛让周恩来过早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也使他养成了持重沉稳的性格。
淮安是著名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故乡，城内有一座关忠节公祠。周恩来少年时期经常和母亲去公祠参观，母亲给他讲关天培为国捐躯的故事，在周恩来小小的心中，埋下了报效国家的种子。
12岁那年，周恩来随家人离开淮安来到东北生活，先在铁岭上小学，后又转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来到东北后周恩来开始接触西学文化，思想受到启蒙，他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国家贫弱的现状，心中那种希望报效国家的朴素情怀愈加强烈。
周恩来十分感激在东北上学的这段经历，后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
“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有一次上课时，老师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读书？同学们纷纷回答：为做大学问家，为知书明礼，为让妈妈妹妹过上好日子，为光宗耀祖，为挣钱发财…等到周恩来发言时，他说：“为中华之崛起！”老师听到一惊，又问一次，周恩来又加重语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个12岁的孩子，竟有如此雄心壮志和开阔胸怀，这让老师大为赞赏。
1917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他作了一首气魄非凡的七绝，表明自己渡海求学的心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9年4月，周恩来学成回国，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天津学界的领导人;1920年，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1922年，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创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担任支部领导人...
从这一连串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周恩来，满怀豪情壮志，同时兼具优秀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创办，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和教育部主任陈诚并成为黄埔四巨头，而此时的周恩来才年仅27岁。
1925年，周恩来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率军参加了东征。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向全国上下宣扬革命主张。中国近代两颗闪耀的新星，人生轨迹开始慢慢交织在一起。
不过，此时两人虽然都已听说过对方的名声，神交已久，但一直未曾谋面。两人恐怕都想不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次偶遇。
1926年，蒋介石在野心的驱使下，遽然翻脸，逮捕共产党党员、“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同时监禁我党大批党员、解除工人纠察武装，并包围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倒行逆施、破坏革命的做法，使得人神共愤。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找到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在这种特殊时刻绝不能退让，必须坚决，他建议联合叶挺独立团，通电全国武装讨蒋。
然而，苏联顾问的意见却是妥协退让，避免和蒋介石彻底撕破脸，对此毛泽东感到既可笑又愤怒，他摔门而出，去找同是共产党员的第二军副党代表李春富。到李富春家里后，毛泽东发现一身戎装的周恩来已经在那了，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属于军中实权派人物。见面后，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了我党在各军中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形势对我党是很有利的。国民革命军一共有6个军，其中第一军的前身是黄埔学生军，也是蒋介石真正掌握的部队，其余5个军的军长都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而且，即便是在蒋介石控制的第一军里，政治骨干也全都是我党党员。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赞同用武力坚决反击。但是，在苏联的影响下，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我党250多名党员全部离开第一军，主动放下了武器，从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果不其然，次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次的失败，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更加确信，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出路。很快，周恩来联合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成立了第一支真正属于我党的武装力量。紧接着，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也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但是，在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下，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失败了。南昌起义两万人最后只剩下八百人，秋收起义的六千人也只剩下几百人，两路人马一路边打边撤，最后来到了江西的井冈山。
井冈山会师后，形势仍然非常不容乐观，部队人心不稳，战士们情绪低落，革命前途一片迷茫，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层阴霾。
1931年，周恩来离开上海，来到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连战连捷，接连打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部队从一开始的寥寥数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苏区面积扩大到十几个县，形势一片大好。
红军的接连胜利，让一些人产生了错觉，认为红军已经非常强大，不必在兜圈子、打游击了，而是可以直接攻打中心城市。最好是攻取一个省的中心城市，首先取得一省的革命胜利，然后将胜利扩大到数个省，最后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这种想法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乐观，一时间在红军内部大为流行。
然而，这种想法不过是照搬了苏联的革命经验，苏联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可以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占领城市。但中国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十分弱小，而广大的农民阶级则蕴含着汹涌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必定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主。
毛泽东在党内大声疾呼，他批评道：
“他们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中央决定第一个攻打的城市是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江西重镇，地理上三面环水，城内有国民党重兵防守，缺乏攻坚武器的红军盲目去攻打，无异于以卵击石。
结局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攻打赣州遭受到了严重失利，部队伤亡三千多人，陷入被围的危险境地。关键时刻，周恩来急忙让项英请毛泽东出山指挥部队，将剩余红军安全撤回。
赣州之役对周恩来的触动很大，战役之前他也是支持出兵攻打赣州，但最后结果表明，毛泽东是对的，想靠攻打几个大城市就快速取得革命胜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自此之后，周恩来敏锐的发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而且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正是这他和博古等人所不具备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其实，红军一开始并没有万里长征的打算，只想去湘西去和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会和。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没有了指挥权，出发之前，他向中央写信，表示自己想留在瑞金，不随大部队行动。
博古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听后，立即连夜骑马飞奔找到毛泽东。据警卫员后来回忆，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周恩来全身淋湿了，他见到毛泽东后，立即关起门交谈，两人谈了一夜。
周恩来究竟如何将毛泽东说动呢？自此成了千古之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回瑞金，博古忙问怎么样？周恩来只留一句七个字：“他同意跟着走了。”就是这一夜的谈话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若不走恐怕就会和留下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等一样牺牲了。
可以认为，至少从这时起，在周恩来心中，已经认定了毛泽东才是那个带领红军走出困境，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都是顺其自然了。
1935年，红军行至贵州遵义，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明确了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建议重新成立领导小组。但是博古称：“此事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必须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人事任免必须通过共产国际，博古坚持这样做，在程序上也是占理的。但是，形势已经万分危急，如果请示共产国际，一来一回少说要半年，届时红军能不能突出国民党的重兵围困存活下来都犹未可知。
这时，周恩来再一次站了出来，他与博古进行了彻夜长谈。后来，博古和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那天晚上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对他说：
“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
周恩来的一番话打动了博古，第二天博古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重组领导层，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中央事务，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这时候，周恩来再次发扬了高风亮节的品质，他把指挥权基本交给了毛泽东，而他自己则主要做人事沟通协调、后勤保障工作，逐渐由之前的周主毛辅，变成毛主周辅。毛泽东执掌军权后，红军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在随后的四渡赤水战役中，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牵着鼻子走，最终跳出重围，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灭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