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政策放开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如：2015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有人设问：“为什么人们都不想生孩子？”最近自媒体官宣，73岁张纪中四胎得女；今日法律问答又设问：“普通人为何不想生孩子？”从法律角度解读，还需从生活成本说起。

今日法律问答·生活成本

一般而言，生活成本包括经常性支出，如：日常消费、目前教育等，以及计划性安排，如：购房、投机等。观察生活成本对生育的影响，多数人发现的奇怪现象可能是，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成反比，如：西方国家的人口变化；但不少人将前述现象简单地归纳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有人可能要问，真的是诸如贪图个人享受等腐朽思想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吗？答案可能恰恰相反。以三年自然灾害为例，自然灾害刚结束，我国迎来了生育高峰，如：目前人口老龄化便是其体现；不仅如此，即使在计生政策执行最为严厉阶段，只要不开除工作，不少人选择“超生”。

有人可能要问，物质条件不发达，或者不丰富的计划经济，人们为何选择多生育？答案其实上非常简单，人们根据计划可以预期安排生活，如，我国计生政策严格执行阶段；而自由市场经济，物价等似“过山车”波动，多数人不愿意多生育，甚至出现“丁克”现象，如：西方自由资本社会。

生活成本对生育有重大影响，如：2015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但由于房价等物价上涨过快，多数普通人没有选择生育二胎，但不少公职人员，以及高收入群体也生育了二胎。在观察西方发达国家，也是普通人不想生孩子，对多数有钱人的影响并不大。

生活成本对生育的影响

有人可能要问，计生政策作为国策是否与国情相适应？答案是肯定的，如：《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但各级政策在执行具体法律时却产生了偏差。

20世纪80年代，计生政策已严格执行；国家对超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称为罚款，并对国家工作人员超生采取开除处分措施。1983年2月，财政部对超生罚款作了规定，即：农村社队自定自收的超计划生育罚款，由收取罚款的单位自行处理（参见《关于“罚没财物管理办法”适用范围问题的复函》）。

上述规定意味着，城镇居民超生罚款由各级政府处理，而农村居民罚款由集体经济组织处理。有人可能要问，财政部为何对超生罚款作这样的规定？在本文看来，超生罚款的性质是社会抚养费，而抚养费主要包括口粮、教育、医疗等各项支出；口粮是抚养费的主要部分，财政部据此将农村居民超生罚款交由农村社队处理。

在我国，一项政策由地方基层政府执行，多数可能要“变调”，如：拆迁政策，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某地拆迁安置，对居民拆迁可能不是事实，但对资本拆迁可能如实。社会据此流行了一句话为“中央政策是好的，……”。财政部上述对超生罚款的规定，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执行；相反，正确理解超生罚款规定，和谐的计生政策可能从下而上的自发形成。

地方偏激的计生政策，2001年国家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罚款改为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将开除改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地方偏激计生政策实践，多数人已不能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

对其他多数法律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对《刑法》《土地管理法》等的理解，需符合司法，或者行政实践；据此，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理解和执行偏差的法治意义在于，国家怎样促进从下而上法治秩序的构建，如：目前城管的执法等。

普通人不想多生孩子已成为事实，有人可以要问，怎样促进多生育，或者按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生育？这样涉及对计生政策的理解，如：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四个孩子是否可以“罚款”？本法取消了社会抚养费，正确解释应为不可以罚款。

促进生育措施有多种方式，如：超生奖励等；但前项积极措施可能无效，如：诸如俄罗斯等西方国家有此措施。有人可能要问，积极措施为何不能采取？究其原因，措施出台前，资本已为超生奖励作了安排，如：提高物价等；其结局仍还是富人可以多生育，普通人维持现状。

促进普通人生育的措施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国家促进普通人生育依法即可，本文归纳如下促进措施：

第一，《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强调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能促进生育。据此，普通人享受工资调整机制能促进生育。

第二，《宪法》第十九条将教育规定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制形成能促进普通人生育。但目前的障碍在于中等义务教育没有普及；设想，高中阶段实行义务教育，多数人可能通过本第三款的规定自学成才。

第三，《宪法》第二十一条也将医疗卫生规定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机制的形成能促进普通人生育。但目前鼓励外资独资从事医疗事业的政策可能与促进生育“背道而驰”；据此，依宪治国相当重要。

第四，针对2015年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没有促进生育的背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政策能促进普通人生育。但是目前考虑增值需要的住房政策可能与促进生育“南辕北辙”；据此，正确理解中央政策也相当重要。

第五，物价波动的原因在于《价格法》对政府定价设定了“必要时”的前置条件，如：因有此条件，疫情期间药品涨价，国家事实上仅能在舆论上宣传；修订《价格法》将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规定为政府定价能促进普通人生育。如此等等。

上述归纳的促进措施对资本明显不利，但在本文看来，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而且符合法律规定；诚然促进普通人的生育措施有许多，如超生奖励等，但该办法已被证明不可行。据此，“普通人为何不想生孩子”的讨论已超出了话题本身，而涉及“道路”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八条 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