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周玉华
编辑|李国政
出品|帮宁工作室（gbngzs）
|编者按
“先生从病倒到现在有26年了，许多老同事和朋友鼓励和支持我，希望我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今年恰逢我和先生结婚60周年，又逢先生90周岁，我想把这些文字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丈夫耿昭杰先生。”
2024年9月26日上午，长春汽开区，新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84岁的周玉华在纪实文学《我和丈夫耿昭杰》首发式上如是说。
这是周玉华口述、经李蕴整理成文字再装订成册的一本小文集，里面记录了令她刻骨铭心的真实故事。首发式很简朴，只有少数老同事老朋友参加。
周玉华，1940年6月16日出生在长春，祖籍河北，从小体弱多病，而且小时候身世坎坷。她初中毕业后考入科研机械研究所技工学校学电工，1958年分配到一汽工作，1964年与耿昭杰结婚，1993年退休。
耿昭杰是一汽第六任厂长，是业界公认的中国汽车工业继往开来的企业家标杆人物。他1985年担任一汽厂长，1992年一汽改制后，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前后执掌中国一汽14年。因长期积劳成疾，1998年，他在办公室加班时突发脑溢血，病愈后造成身体偏瘫，于63岁时带着巨大遗憾和未酬壮志退休。
在周玉华眼中，耿昭杰不仅是一个厂长，更是一个好老师、一个严于律己的干部、一个冲锋陷阵的钢铁战士——他深爱着一汽，深爱着一汽的员工，也深爱着寄托他的理想、抒发他的情操的中国汽车工业大舞台。
周玉华用纪实文学方式记录耿昭杰，初衷非常朴素。“他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良师益友，是我成长的榜样，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一直想为他做点什么。”她说。
这一动议先得到一汽老同志王殿明的支持，2024年6月启动，3个月内成稿，其间得到金毅、林敢为、周颖、党伟光、李光、沃仲生、马怀琪、潘成等多位老同事、老朋友的支持。
周玉华从1998年开始写日记，迄今日记在桌上已有半尺多高。日记中的部分文字，成为这本纪实文学小册子的底稿。薄薄的文集，3万余字，间或插着一些老照片。通过这本文集，她想让孩子们用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父辈曾经的拼搏、工作和学习，真实感受老一辈没有优裕的生活，却有着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愿意作出牺牲的情怀。
也有遗憾。“先生已经失去很多记忆，虽然还能表述，但非常吃力。加之不少与先生共事过的老领导老同事已过世，许多故事、感受、认识、情感，我很难挖掘了。”周玉华说。
“《我和丈夫耿照杰》亲切翔实、生动质朴，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在耿昭杰厂长领导下，为一汽创业、改革、发展、拼搏奋斗的难忘岁月。”中国一汽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马振东在文集序言中写道。
在首发式现场，一汽老领导赵方宽深情回忆了当年干红旗、上轻轿的烽火岁月。
他说，周大姐的这本文集亲切详实，再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以耿昭杰厂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带领全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等员工，以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的精神和信念，在不停产、不减产的条件下，实现了“解放”牌卡车由旧到新的垂直转产，开创世界卡车发展历史之先河。
文集也再现了90年代，在耿厂长等班子成员带领下，破浪前行，开始以上轿车为主的第三次创业。从那时起，一汽从合资合作到自主创新，红旗品牌自主研发，国内配套生产，在市场上和国外高端轿车同场竞技，现在红旗品牌正全面复兴。红旗、解放凝结了一汽几代人的智慧和心血，是一汽几代人共同创立的民族汽车品牌。
他说，每当企业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耿厂长总是善于引导大家把困难看作是机遇，让大家充满信心，保持高昂的斗志，战胜前进中的困难。耿厂长和大家一起，呕心沥血、拼搏奋斗，为一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资、人才、经营基础，奠定了厚重的企业文化。
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整理这本文集的李蕴说，这是一位妻子讲述她和丈夫的故事。“耿昭杰，一位出色的厂长，孩子们的好老师，他与妻子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执着、坚定、出色的60年。”
在一汽老同志孙秀娟看来，这是一段浓缩的历史，是人生精华……是留给一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汽老同志王喜平表示，通过这本纪实文学小册子，“进一步了解耿厂长和周大姐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尤其是在耿厂长患病的26年即9490个日日夜夜里，周大姐无微不至、极尽担当，演绎了最美好的人间真情，令我们景仰”。
“此时此地，我比任何时刻更思念着我亲爱的一汽。”耿昭杰手写的这句话，被印在文集扉页上。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没有参加首发式，前一天晚上，他在家中和相濡以沫的老伴合拍了一张生活照。
妻子眼中的耿昭杰是何模样？他们如何相知相伴走过漫漫岁月？帮宁工作室受权从今日起，分上中下等3篇，推出这本文集的主要内容。
在此，我们把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的《礼物》送给周玉华和耿昭杰夫妻俩，祝二老幸福健康。
礼物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喜欢我的辫子还是我这个人
1940年6月16日，我出生在长春。
1948年，长春及周边战事不断，饥饿困扰着全城，家里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
那年，我们家有6个孩子，包括5个女孩、一个男孩。最大的是个姐姐，最小的还在我妈怀中，我排行老四。
母亲把野菜和树皮剁碎，掺到棒子面里给我们吃，后来连这都吃不到了，从早到晚只听见饿得乱叫的孩子嘶哑的哭声。父母不得不商量把一个孩子卖了换点粮食。老大老二十多岁了，能帮家里干点活；老三是聋哑人；其他孩子又太小；我在中间正合适，于是就只有我了。
七八岁的我体弱多病，患过伤寒，长疮长疖，加之营养不良，长得又瘦又小。父母把我卖给了一个姓马的人家，换来了两斤黄豆和两个大玉米饼。
记得老马家好像是地主，有5个儿子，想要一个女孩。说好了我长大后，哪个儿子喜欢我，可以做他儿媳妇。我在他们家待了一年多，总算没饿死。
可是我想家。虽然没那么饿了，但我更想家。我想着父亲一个人在外打工扛着全家8张嘴；想着母亲拖着小脚，想尽办法给全家弄点吃的；想着哥姐妹妹们在一起，虽然贫病交加却相互照顾......我真的很想家。
后来听说城里的人可以往“卡子”外面跑，只要跑出去，就会被收容，并有苞米面糊喝，于是，家家户户都拼命按时间跑“卡子”。
那天有小伙伴告诉我，说我妈妈她们明天也要跑“卡子”了。第二天，我出去偷偷等待，真看到我爸妈带全家要出“卡子”。我跟在他们后面往前走，妈妈回头发现了，非常吃惊，连忙赶我走。
我“扑通”一下跪到地上，苦苦哀求父母留下我，可他们直摇头，说已经收了人家的黄豆玉米饼。哥姐们也过来跪在地上求父母，说“生死一家人”。他们这才不作声了，我被留下了。
经我这一折腾，“逃卡子”时间过了。我们全家找了一个废弃的破房子住了一晚。那晚我睡得踏实。和家人在一起，真好！
转眼间到了1958年，我初中毕业考入技工学校学电工，结业后进入一汽，先后在机关多个部门任职。
1960年代初，我被调到一汽机电分厂，先在劳资科做档案管理，后到办公室搞收发兼当打字员。
那时，我注意到一个个头不高的男青年每天拎个饭盒滴里当啷，穿着1件破外套，前面后面都是窟窿。我以为他已经结婚了还这么不讲究。
最引我注意的，是他那一对眼睛，又大又亮，真诚而机敏。尖尖的下颚和清晰的嗓音，给人一种爽快的感觉。他每天在政治处办公室出出进进，收拾房间看书看报。我每天很早就来上班，收拾办公室打扫卫生。我来往都要经过他的办公室，有时他还帮我打扫卫生，做点零事儿。
后来知道他是政治处工作人员兼秘书，名叫耿昭杰。
大概这就是缘分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上夜校，一个班七十多人。那时候上课是件新鲜事，教室里既热烈又严肃。耿昭杰是老师之一，教数学几何，我们叫他耿老师。那时我打字量很大，经常打得很晚，不完都不回家，打的很多稿子还是耿老师写的。
由于睡眠不足，有时上课我就打瞌睡迷糊一阵子。一次，耿老师看到我在睡觉，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没听老师讲课，答不出来，就老老实实站在那里，一直到下课他也没说让我坐下。后来我跟着大家走了，越想越憋屈，就哭了整整一堂课的工夫。
第二天，耿老师找我，问我作业写了没有？我说没写，不会。他说，来，我给你补课。他重新给我讲了一遍，告诉我怎么做，直到把作业完成。怕我还不懂，他又把重点讲了一遍。我挺拘谨，心里却隐隐产生新的感觉——他严格认真，还有真才实学呢！
以后我俩就经常联系了。每当上课，他就注意帮助我，我看他很聪明且充满活力，和他来往越来越多。那一阵我心情特别好，看到楼门口的小花儿我都想笑。他也穿得整齐了，那件带窟窿的外套再也不见了。
一个周日，耿老师坐电车送我回家。电车在南岭有一站，可是等他回去时，最后一班电车下班了，于是他从南岭连走带颠地跑回家。
昭杰快到90岁时，因病重几乎没了记忆，可他常对我说“那时特别喜欢你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原来，有一次，他到我的单身宿舍，我正在洗头。他说看到我披在肩上的长发足有一尺长，美极了！这个细节他竟终生没忘，我好感动！
我曾问他：“你是喜欢我的辫子，还是喜欢我人呢？”
他说：“喜欢你。”
“喜欢我什么呢？”
“单纯！”
记得是1964年，我父亲病重住院，医生确诊是不治之症，体重从160斤降到八十几斤。我和昭杰每天都去医院看他。那天刚好遇到父亲呼吸困难，痰憋在嗓子里咳不出来。当时医疗条件差，一条管子通在嗓子里没有效果。情急之下，昭杰急忙用嘴对着那支细管，将父亲的痰一口口吸出来。
在场的大夫护士都惊呆了。我在一旁泪流满面。一位大夫说：“你哥哥真是个大孝子！在这儿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我哽咽说，他是我丈夫！
我感到非常幸福，我没有找错人。从那天起，我从心里下了决心：我以后要好好报答我的婆家！
昭杰对我说，他出身不好，土改时爷爷被打成地主。
有一天，昭杰说带我去他家见见父母，我同意了。
昭杰老家在安徽省巢县。我们踩着泥泞路往里走，路两边都是稻子等庄稼。走了很远很远，终于走进一个小村子。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小泥房，前面有水塘，风水挺好。门前有一棵几十年的大枣树，树干直，叶子绿，我想结的枣一定挺大。还有一个圆圆的水泥圈，上面有个摇把，我不认识，昭杰说那是打水的井，他顺手轰地一下把一个水桶扔里面了。他先是压，后是摇，不一会儿，清清的一桶水被提上来了。
昭杰老家正房左侧，搭了一个小棚子用来做饭。灶上支了好大一个铁锅，旁边立着好大一个锅盖，上面连菜带饭都有了。锅底下堆着柴火和苞米棒子。做饭时，棚子里烟熏火燎。
进家门后，中间一个厅，两边是东西厢房。墙上到处贴着在村里教书的大哥写的字，非常漂亮。厅中间放着一个大长板凳，两边有两个小板凳，歪歪扭扭都要倒了。
这哪像个地主家呀？我心里想。
最引人注意的，是中间靠墙有个小方桌，桌子上方挂着他爷爷奶奶的照片。
昭杰出生于1935年8月。严格来说，他爷爷是一个破落地主。
可昭杰父亲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一生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17岁就考入安徽省著名学府黄麓师范学院，19岁考上邮政局二级邮务员，后来当了局长。
在邮局工作期间，他父亲仍然没有间断过学习，通过自学和函授，提升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竟成了邮局的兼职教师，总结并编制了邮政业务基础教材进行推广，在邮局招聘失业青年精心培养，因知识面丰富、业务精湛而受到好评。
按照当地农村风俗，家中老大必须留在家中守家。昭杰和他二哥都没有正规的学历与毕业文凭，所受的教育除了非规范的乡村小学经历，大部分来自父亲的家庭教学。父亲教他们学数理化、语文，甚至英语与音乐，这样一对二的教学，使得两兄弟远远超过了当时乡村小学普通学生的水平，后来，他们参加安庆的中学入学考试时，获得了好成绩。
1948年，昭杰兄弟俩跟随父母来到安庆，报考了怀宁县中学和圣保罗中学，双双被两个学校以榜首的优异成绩录取！有了良好的开端，他们开启了在城市中学的学习。1951年，又随父亲工作变动调往合肥，兄弟俩报考合肥一中的高一与高二插班生，还是双双以榜首成绩录取。
昭杰在高中学习时成绩优秀，每年都获得优秀学生荣誉，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天赋，享有学校赋予他的平面几何免考待遇，是当时学校唯一有此特殊待遇的学生。
1954年，年仅19岁的昭杰以优异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该校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毕业。在该校，他积极响应国家特殊需要，申报了新组建的两年专业专科，放弃了5年本科，准备提前投入到工作中。他是班长，意气风发，思想活跃，凸显较强的组织才能。学校老师对这个聪明活跃的学生印象深刻，希望能将其留下作为教师后备。可是他毕业后，即奔赴一汽。
那天，昭杰母亲坐在厅里等我们，我一看上去就觉得她是位非常善良的老人。很瘦，梳短发，个子高高的，皮肤挺白，大眼睛双眼皮，穿一件蓝色粗布大襟褂子，一双大脚走路很快。两只手的背面黝黑曝着青筋，一看就非常有劲。
老人问我多大了，我说24。结果老人不同意，说我不像24的人，倒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回长春后，我又带昭杰到我家来。结果我家也不同意，说他家庭出身不好，还说他个子瘦小。
得，两家加一块儿也等于零！
昭杰说：“这下可好了，两家都不同意，怎么办？就看咱俩的了！”
我说：“关键是你家，因为今后我要嫁到你家去。”
他说：“我家没事，我妈听我的，我父亲早去世了。关键是咱俩，你同意不同意？”。
我说：“我同意，没啥说的！”
就这样，我和耿昭杰定下了终身。我深信，跟着这样一个男人会有安全感，我会幸福的。
可我没想到，耿昭杰的一生，面对的是一个个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接连扑面而来。但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我一直是他的小小避风港，我始终坚守在他身边。
1964年，我们终于走进了婚姻殿堂。
热情的同志们给了点布票和购物券。我花了70元钱买了一些布，做了两床被。昭杰花钱给我定做了一件呢子大衣。我们没耽误一天工，结婚当天还照常上班。下班后洗漱完毕，整理一下衣着，我们就到一栋食堂去举行婚礼。
同志们把瓜子、花生和爆米花摆到桌上，十几位领导加上一些同志和亲友参加了婚礼。总厂王育民副书记主持并讲话。我俩和来宾代表先后讲了话，感谢大家的光临和祝福。最后大家共唱一首革命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半个小时后，仪式结束了。
从此，婚姻像一艘小船，载着我们迎着朝阳起航，至今已一甲子60年。
婚后，我们一同去看望他母亲，老人家非常高兴，也不嫌我个头小了。我们把她接到长春一起居住，我和婆婆共同生活了8年。每月，我把30多元工资全部交给她，昭杰也如数上交。反过来婆婆也很关心我们，帮助料理家务，还给我妈钱买东西、送吃的，两边相处很好，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昭杰说喜欢我“单纯”，说实话我当时并不很理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性子急，怎么想就怎么说，说出来就要做。
“文革”时，造反派命令婆婆劳动改造，冬天婆婆背着我的大儿子在院里刨冰，夏天又背着孩子去扫院子，我们天天上班并不知道。一天，一个邻居开门见到我，用嘲笑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你婆婆是地主婆吗？天天在院子里干活。”我又气愤又心犯嘀咕，心想婆婆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地主婆？回家压着火，立即问婆婆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太直了，根本不考虑婆婆的心情。婆婆委屈地说，她自己是贫农出身，丈夫的家里被打成地主，丈夫很早就离开家，而她留了下来，因为吃了地主家的饭就成了地主婆，红卫兵就斗她。我顿时火冒三丈，当时就要去找造反派算账。婆婆压住了我，昭杰也劝我不要添乱，越去说理以后婆婆可能越受气。我只好作罢。
还有一次，婆婆负责在楼道里收电费水费，有一家的水费就是收不上来。我一听就冲上去了，找到那家女的，张口就要电费。我质问说：“你吃不吃饭、喝不喝水、用不用电？你都用，为什么不给钱？”她跷着二郎腿说：“我交不交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但她并不跟我吵，几天后便把钱交上来了。没想到，过些日子，这位女的竟然和我交上了朋友。她说那天一看你过来讨债，说明你是个很正直、很勇敢的人。
反正只要是婆婆的事，我都会一马当先去保护她。谁要敢欺负她，我就不让，往上冲，去干仗。我又虎又傻。这是“单纯”吗？我不知道。
尽管如此，婆婆还是在长久的憋屈、郁闷和压抑中生了病，1970年查出是胃癌。到后期时，人很瘦，经常胃疼呕吐。她住的医院在绿园，我们每天中午不吃饭先给婆婆送饭。大夫说这个老太太太刚强，怎么疼她都不吭声儿。
我每次去医院，就给她洗头、洗脚，翻身擦身，剪指甲、揉背......后来她天天吐得厉害，把胆汁儿都吐出来了。我就给她擦洗换衣服，绝不怠慢。
最后几天，婆婆病重最严重，我一步都没离开。那是1971年6月份吧，天下着蒙蒙细雨，窗外的树叶托着雨珠，婆婆的吊瓶却停止了药滴。善良的婆婆永远闭上了眼睛。
因为她挂了“地主婆儿”的名声，朝阳沟给婆婆找了一个破骨灰盒，3块钱的，然后给放到“黑五类”堆里了。“文革”结束后，我们从那个堆里找到婆婆的骨灰盒。我说，这回要换一个。我给婆婆买了一个最新的骨灰盒，70元。当时这是最贵的。
后来，我们把婆婆的骨灰迁回老家安徽，与公公的坟埋在了一起。
离开朝阳沟，我难过极了。昭杰对她妹妹说：“你这个小嫂对咱妈，比对她自己妈都好。”这句话，让我痛哭流涕。
从我认识昭杰开始，他给我最重的礼物，就是一个字——忙。
1968年，昭杰调到工艺处，后又调到总厂党委政治部工作。我那时在宋家洼子上班，身单体弱，每天骑26型自行车往返十几里路，怀孕了也照骑不误。
有一次，一辆骑28型车的高个男一下将我撞倒，我回家一看，车大梁被撞弯了，不得不跟昭杰说，他才知道我的自行车是什么牌子，才知道我不但路远，每天还要扛自行车上下楼。
我努力克服，但时间长了，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领导看到我的困难，把我调到厂内二汽包建办公室工作，在锻造厂楼上办公。我和科长陈慧枝大姐在一个办公室，她给了我好多帮助。
1965年，我怀上了老大，每天早上，婆婆给我装饭盒。有一天，昭杰突然闯进厨房检查我带什么吃的，发现里面有很多榨菜，就和他妈理论起来，说为什么给我带咸菜吃，说我怀孕了应该吃好点。我跑到厨房对他说，你不要怪妈，是我想吃咸菜，不想吃油腻的，妈就给我带煎鸡蛋，榨菜是我要的。昭杰就不说话了。
那时候，昭杰上下班早出晚归非常忙。有一次我发高烧，早上坚持给他准备了饭，他三口两口吃完就走，匆忙中把我忘了。我独自躺在屋里发烧。10点左右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位女同志，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昭杰是不是在铸造分厂工作有危险了。我们3人都吓坏了，她俩忙解释耿书记说你在家生病了，他忘了给你倒水吃药，派我们来看看你。
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昭杰在厂里赶写材料顾不了我。孩子生下后，我又冷又饿，旁边一个待产的同事送给我两块蛋糕，我吃下后感觉好多了。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居然在海南养病时意外相遇。我感动地向她表达了迟到的感激之情。
昭杰不善于把感情表现在外面。对于我，他既不爱夸奖，也不爱批评。他的爱，都放在心里。所以，只要有一点小事，我就感动得不得了。我知道昭杰更爱一汽，爱跟着他玩儿命干的同伴，爱那里一线的工人......
我不会写诗，常把我喜欢的诗抄在日记里。我喜欢把自己心中情感表达出来的诗句，比如抄下过沈从文写给他妻子的一段小诗——
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过这座桥
桥上是绿叶红花
桥下是流水人家
桥内是青丝
桥的这头是白发……
他妻子张兆和说：“最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只不过他们可以把一切变成最好的。”
1973年的一天，有人告诉我，说一汽总厂书记赵学义要找我，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这么大领导找我干吗？正想着，赵书记竟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是小耿爱人吗？”
“是，你是赵书记呀？”
赵书记坐下来跟我说，要把耿昭杰调到铸造分厂去，意思是他出身不好，到最困难地方锻炼锻炼，还因为有人反映他是“赵学义的黑秀才”。他说自己不这么看，要保护他，到铸造分厂可以锻炼他。
他接着说：“我跟你谈了以后，今后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别人谁也不要找了。”他还说：“铸造很累，很艰苦，在家里你要照顾好他。”然后征求我意见，问我同不同意。
我说：“我没意见。组织上安排的，让他到哪就到哪，我相信组织安排。”赵书记再三强调：“以后有困难不要去找任何人，直接找我，听到了吗？”我点点头。
说实话，我从来没给领导找一点麻烦的事。
昭杰在铸造分厂一干就是七八年。
有人说“在铸造分厂干活像是劳动改造，活儿累环境差”。我没去过，别人都说那里艰苦，可工作总得有人干哪。昭杰从来没说过那里如何。可是，每天下班回家，我能看出他跟在别的单位大不一样：脸上脏兮兮的，鼻孔全是黑的，工作服上全是灰尘，鞋壳里灌满沙子。
有时我看着他发愣，他却面带微笑满不在乎。一次，他被铁水烫伤了脚，走路很困难，但一天也不休息。那时我们住在55栋，没交通工具，老朋友李兴友每天用自行车带他上下班。我总是提着个心放不下，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原厂党委副书记马振东常来家里看望昭杰。他曾经在铸造分厂当工人，后来成了铸造分厂党委书记。他回忆说，那个分厂原来是个“瓶子口”，因零件供不上一直拖全厂的后腿，质量差，废品率高，管理乱。12万缸体有6万是废的，砂芯废品率达50％；车间纪律涣散，为赶最后一班电车，一些人说走就走，扔下空荡荡的车间；技术上更是相互扯皮，地下室堆满了无人清理的砂子......
难怪总厂赵学义书记专门成立工作组进驻铸造，他亲自任组长。当时的政治处副处长，40岁的耿昭杰作为副组长，就这样走进了铸造分厂大门。耿昭杰穿一身更生布工作服，在最脏最苦的可清和灰清两车间来回进出。中午，他和工人一起，在烧红的铁块上烤土豆烧苞米，和工人一起抢饭盒里的菜吃。
有一次，昭杰可能看出我很疑虑，用温和的语气对我说：“别看不上铸造这活儿，是脏、重、累点，但没有它，后边的汽车就出不来，这是第一道工序，出车的必经之路，那么多人都干，都挺起劲，咱们怕啥？我还年轻，到那里去翻翻砂、烤烤火、练练把式，没啥不好的！不过就是给你带来点辛苦麻烦，脏点累点，带点灰沙，洗洗涮涮呗，对不起啦！”我说：“那倒没啥，你注意好身体就行，别累坏了！”
马振东回忆说，当工作组把情况摸清后，发动了“质量变样、卫生变样、技术变样、纪律变样”等几大变样大会战。“文革”中时兴喊口号，铸造分厂也喊出“砸碎瓶子口，争当火车头”的口号。昭杰天天早上到现场参加“看废品”会议，由技术人员一个个地分析废品原因。他们先处理几批严重违反纪律的个别人，然后推出像柴文贵师傅这样守纪律的典型。他们还发动“反扯皮”运动，成立“职工代表讲评组”......用昭杰的话说，这叫“深进去，跳出来”。
他每天上下班骑车四十里，“晴天人骑车，雨天车骑人”，赶上下雨雪即便扛着车也不迟到。
那段时间确实是一段不平常的时期，我很担心他。他每天都早出晚归，我事先把孩子、老人安顿好，把饭提前准备好，他不回来我也不吃。单位的同志告诉我，每天他都跟大家一起在线劳动，挺起劲，从不怠慢，脸上经常挂着粉尘，还和大家有说有笑，挺和气，处得来，有时还提点合理化建议呢。我说他挺瘦的，怕他身体顶不住。他们说没事，这样劳动劳动还能结实呢。我就有点放心了。
到1970年代末，铸造分厂质量平稳，纪律严明，竟成了一片净土，成了全厂的模范厂。这个分厂专设一个荣誉室，里面挂满了“五一劳动奖状”“质量奖”“精神文明奖”……
过了大约一年多，领导让已经熟悉工段、熟悉车间、熟悉工艺和生产全过程的耿昭杰，到铸造分厂先后担任副书记和书记职务，开始了他另一种繁忙的工作，一直干了好多年。
回顾这段锻炼成长过程，昭杰深感赵学义书记的远见和智慧。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到铸造厂，才有了基层经验，受到的教育和学习比在哪儿的都多，这一切得感谢赵书记。一汽很多人是我的老师，赵书记让我先做人，后做官。”
1979年，赵书记离世，之后每年春节，昭杰和我都到他家，看望他夫人和孩子，帮助料理家事，关心孩子的工作和成长。他夫人和孩子都很感动，报以欢心，至今不忘。
1981年，总厂决定把昭杰调到汽车研究所任所长。这一突如其来的调动，让昭杰十分意外。
回家后，昭杰跟我说：“对这次调动真没想到，我有点为难了。汽研所啥样，我没接触过，心里没底。”
我说：“不管你有底没底，组织上定的，就没说的，只有服从。”
“那倒是，我还要快点去呢，就是思想没转过弯来。”
“那就‘转过来’呗。”
耿昭杰是个急性子，认准的事就要马上办。老同志开玩笑地叫他“耿着急”，他也笑着认可。这次他真是着急了。毕竟到汽研所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内容，跟铸造分厂不一样，那一个全新而复杂的工作，既要懂得产品，又要懂得工艺，还要懂得技术、管理和科研开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是难以胜任的。想来想去，他越发“着急”。
第二天，他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去汽研所了。当时汽研所的班子正在圆柱大厅开会，他到了便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耿昭杰，是总厂派来当所长的，请大家支持！”
经过一番交谈，他就算报到了。回头就下基层了解情况。还是没人陪同，他走完这个室，又到那个室，几乎走个遍。到哪儿也没人介绍，他也不说明来干啥，只是随便看看，问这问那，像唠家常一样随意交流。很多人都不明白，说新来的那个大学生哪都看，走哪唠哪，真深入实际、能下基层呵。
几天后，他在圆柱大厅召开全所职工大会。他介绍说：“总厂决定调我来当所长，我这就开始工作了，请大家支持。”然后，他脱稿发表了长篇讲演。所里人群情激奋，掌声不断，这在汽研所还是头一回呢。人们议论纷纷。
1983年2月，美国召开SAE年会（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这是一个了解世界汽车工业发展情况的窗口。耿昭杰带领7人代表团赴会，其中有汽研管理科长林敢为。
团里昭杰管钱，林敢为管账。
后来成为总厂总工程师的林敢为回忆说：“最开始，大会安排全团住底特律大酒店，每人每天100美元，耿厂长嫌太贵了。”后来，换住一个“大饭店”，40美元，他还是嫌贵。
最后大家住进一个类似“大车店”的旅店，20美元，条件很一般，但有厨房。昭杰亲自下厨做饭，林敢为当下手，其乐融融。林敢为说，这件事不大，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不忘。
不久，总厂又给昭杰加了一个头衔——总厂厂长助理，即一汽厂长助理兼汽研所所长。他越觉得担子重了，回到家里显得更忙，不是写东西，就是打电话、谈工作、唠所事，还加了一个新事——补习英语。平日吃饭不管好吃赖吃，都是大口小口紧忙乎。我几次劝他慢点吃，别把胃搞坏了，他满不在乎。
他的事，我管不了，也帮不上忙。我不想打扰他，把孩子、老人和家务事担当起来，就是对他的支持。就这样。我也忙得不可开交。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