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学习上太落于人后，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组织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虽然措辞委婉，但不难看出这是一封辞职信。

短短不到百字的电报，却一度让毛主席焦虑到茶饭不思。他难以接受的点，不是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居然有八路军师级干部“撂挑子”，主动找借口申请调离前线，而是惊讶说出这番话的人会是罗荣桓。

罗荣桓什么人？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红军干部，对革命心如铁石，为人“无私利，不专断，看得破，放得下”，不争不抢的好脾气有口皆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在部队最需要他的时候选择辞职？

看到罗荣桓一封接一封的请辞电报，毛主席也明白：山东军区的指挥班子出了大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一直是毛主席在军事上的一块心病。

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并随即沿津浦路南下，兵锋直指山东。在此驻防的国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复渠，因畏惧日军势大，竟带着十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山东全境。

韩复渠

原本在毛主席的全盘战略中，八路军下一步计划就是伺机挺进山东，进行敌后抗战，从沿海到内陆积极牵制和削弱日军的进攻能力，配合华北、华中游击战争的大力开展。但如今部队还没派过去，齐鲁大地就被韩复渠拱手送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毛主席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如果按原计划挺进山东，那么面对11万日伪守军和1000多个军事据点组成的封锁线，哪支部队能冲过去？即便突破了日军防线，在内无接应，外无援兵，又缺乏根据地支撑的情况下，如何立足和生存？

但如果在战略上放弃山东，等于让出了华东最大的补给基地，让日军能够有恃无恐地在此掠夺矿产、鱼盐资源、搜刮财富，并通过海陆运输补充兵源，甚至以山东为跳板南下直取徐州、南京、武汉，对整个抗战形势造成沉重压力。

这是烫手的山芋，不好拿，又不能舍。

为了抗日大局，毛主席最终还是决心排除万难，开辟山东战场。但主席很智慧，他不蛮干，而是长期布局，双管齐下，在日军的心腹地带来一出猛虎掏心。

这个过程分为两步：

第一、命令黎玉领导山东地下党发起抗日武装起义，组建起十多支地方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由黎玉担任政委，原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张经武调任总指挥。

1944年9月，毛主席、陕甘宁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在延安陪同美军观察组观看八路军军事表演

第二、八路军115师师部及685团，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进入鲁西平原，与湖西地方部队合编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同时以115师343旅、129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肖华任司令，创建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活跃于津南、鲁西北。

简单来说，就是先让山东纵队坚持红军游击传统，在敌人内部发展力量，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然后以八路军115师、129师主力渗透山东，积极开展运动战，给予日军强硬打击。内外策应、多点开花，毛主席的战略操盘可谓十足精彩。仅仅过了两年，八路军在山东抗日力量就已经超过7万余人。

不过形势大好之下，危机也同样存在。

按常理来说，八路军黎玉部、陈光部、肖华部在山东三足鼎立，大可以互为犄角，相互策应，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此，这三支部队各自为战时都很能打，但配合作战却怎么都搞不好，形同一盘散沙。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两点：

第一、 山东八路军的成分非常复杂，游击队和正规军有区别、115师和129师有区别，更别提追溯到红一、二、四方面军时期。部队之间指挥风格、战术打法都不一样，不经过长期磨合难以适应。

第二、 山东八路军互不统属，是平行的兄弟部队，名义上都受延安直接负责，在军事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正因为地位一样，又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打起仗来就扯不清，谁主攻谁助攻？谁攻坚谁阻击？谁负责前线指挥？这里有军事问题，但也有人情世故。

不好配合就不要配合，各自为战，这就是当时的山东抗战。但如果按照这种状态发展下去，一旦遭遇日军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各部都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被各个击破。

其实早在1939年罗荣桓、陈光刚带领115师进入山东时，八路军的正副指挥朱德、彭德怀就联名向毛主席反应过“山东缺一个骨干”的问题，提议将山东纵队与115师进行整合，并选出一位司令员进行统一指挥。

部队合并不难，但这个司令员的人选，却着实有些愁人。

山东诸将中，张经武资历浅，肖华太年轻，都压不住台面；陈光虽然会打仗，但性子太烈，缺乏协调各方的魄力和手段；黎玉是山东元老，然长于政工，短于军事；唯一合适的恐怕只有罗荣桓，但因为缺少独当一面的指挥经历，威望上也有欠缺。

说来说去，山东虽然名将云集，但单拎出来都无法服众。怎么办？既然内部选不出，那就派一个过去。毛主席再三考虑后，最终挑了一位重量级的统帅—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129师副师长的徐向前。

很快，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任司令，朱瑞为政委，负责统一指挥山东境内所有部队。

徐向前刚落地山东，就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练兵，帮助山东纵队充实干部班子，提高官兵作战能力，把一支老游击部队训练成了能打硬仗的正规部队。

二是打仗，指挥山东纵队打了一场鲁中反扫荡作战，挫败了2万日军的重点进攻，之后又化被动为主动，展开总破袭战，对日军主力、重要交通线、后勤据点进行攻击，一举扭转了山东的抗战形势。

对山东的辉煌战果，毛主席也是大为赞扬：

“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成绩。

但其实这里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徐向前的所有战绩，都是指挥山东纵队打的，对陈光、罗荣桓、肖华三人几乎是一令不发，这是不是太偏心了？对此，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倒是特别有过一段解释：

“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

徐向前来山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整合八路军各部，但因为战争环境恶劣，日军常年扫荡，这项工作根本无从展开。所以徐向前很明智，既然不好干，那就不要硬来。他没有强制性地把各路部队混到一个体系下，而是步步为营，在细节上促进各部关系，增加沟通。

举一个例子，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地理民情，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就从中抽调了一些去115师。而115师的老红军多，就调2000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战斗骨干。后来115师作战任务紧张，缺乏兵员，山东纵队更是一次性拨给了他们30000万余人枪。

就这样慢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山东八路军自然由散向合，开始凝聚成一个整体。但形势刚刚好转，意外又发生了。徐向前在前往延安参加七大期间，被战马踢到左腿上，直接导致胫骨骨折，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

徐向前无法返回，这一下，山东又乱了。

徐向前离开后，代理山东“一把手”的是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的朱瑞。

朱瑞的特点很鲜明，此人文化水平极高，中学时期曾写过一篇《拟孙文讨贼檄》大骂军阀，从此名扬天下。后来远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求学。回国后跟随红军长征，担任过红一、红二两个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时期又负责过统战、办军校、创建根据地，堪称全才。

让朱瑞负责山东战场，威望和资历都是足够的，只是可能军事能力差了一点。所以毛主席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专门给山东发去一份电报，言明：

“山纵、115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115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统一全局的领导。”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山东纵队和115师合并指挥，由朱瑞统筹全局，陈光、罗荣桓负责军事指挥。

代理司令员不管打仗，反而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这样的人事安排怎么理解？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后来华东野战军成立的时候，毛主席让陈毅当司令，却特意提出“战役指挥”由副司令粟裕负责，原因就是想让陈毅利用威望镇住华野的骄兵悍将，帮粟裕压阵。

山东的情况也是如此，陈光、罗荣桓谁来当司令恐怕都压不住山东纵队那一批元老人物，但朱瑞是从苏联回来的老资格，既是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镇得住115师，又辅佐徐向前指挥过山东纵队，两支部队都能服他。所以由朱瑞帮陈、罗压阵，再合适不过。

想法是好的，但实践起来却出了问题。

陈毅和粟裕能够成为黄金搭档，关键就在于陈毅懂得让，能够知人善任，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绝不逞强。但朱瑞不像陈毅那般豁达，他身上书生气很浓，对人情世故并不擅长，又属于“鞠躬尽瘁”的性格，事无巨细都要管，而且说话极有权威。

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件事是在1940年8月，当时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给山东的任务是“大肆破击 津浦线、胶济线及陇海线东段，扩大战果”。然而命令下来后，山东内部却意见不一。朱瑞认为八路军和日军此时已经处于相持状态，打一场大仗完全没问题。但罗荣桓却提出山东八路军此时仍处于劣势阶段，应该养精蓄锐，参加百团大战时机并不成熟。而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山东部队最终没有参与百团大战。

第二件事同样在这年的7、8月份，因为预感到抗日战争形势一片大好，朱瑞在山东接连举办几场工、 农、青、妇、文化界代表大会，声势很大。对此行为，罗荣桓同样不赞同，他认为敌后抗战应该把更多精力用于深入群众，建设根据地，不必过于张扬。 所以，他也没有出席这些会议。

事情到此没完，两个月后，115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朱瑞去了，还发了言，话是这么说的：

“115师除卫生工作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没有进步，意思就是115师对于抗日的态度过于保守，仗也不想打，会也不愿意开。朱瑞看问题直来直去，作为首长批评部队也属于职责范围之内，但当众这么说，还拿山东纵队的优异战绩来作比较，115师的干部心里自然觉得委屈。特别是师长陈光，那是出了名的谁也不服，听到这番说词就要反驳，和朱瑞也是不欢而散。

陈光

正是看到接连在大方向上出现意见不统一，夹在朱、陈两人间的罗荣桓也着急，担心山东纵队和115师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沟通要付诸东流。为此，他最终坚定决心，向毛主席递交了辞呈，并建议到：

“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115师， 建议以一纵徐（向前）、朱（瑞）兼115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

也就在同一天，朱瑞也向延安报告了桃峪会议情况，认为115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落后松懈，并提出三点建议：

（一）统一指挥山纵，陈、罗感觉抓不开，应该移交指挥责任；

（二）115师帮助山纵计划另讨论，山纵原则是自力更生；

（三）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两份电报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建议完全统一山东的指挥机构，但罗荣桓想的是让，而朱瑞则是争。从出发点来看，两人都是为公，没有任何私心，但因为过往经历的不同，和对战局的理解程度不同，导致了方式上存在区别。

摆在毛主席面前的，又是一道选择题。

毛主席回复给罗荣桓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对你们部队中存在着错误的指出是正确的，你们现已注意纠正，今后应注意检查。另一方面115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关于朱瑞指出的那些问题，115师确实有存在不足的地方；第二，有问题就解决，没到辞职的地步。

毛主席不偏不倚，从中调和，说了公道话，也让事情暂时缓和了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的事，无非就是看法不同，谈明白了，说清楚了，事情自然也就好解决了。接下来按正常的情况发展下去，山东指挥班子也能慢慢磨合好。

但内部刚平静下来，外部又出了问题。

1941年，日军在山东展开了疯狂的扫荡，山东抗战进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在连续50多天的持续作战中，山东纵队指挥机构被打散，朱瑞的夫人陈若克因为怀着8个多月的身孕行动不便，不幸被日军俘获。几个月后，坚贞不屈的陈若克连同刚出生的女儿，双双牺牲在沂河岸边。

陈若克、朱瑞

这一仗，115师同样打得不好，部队缺乏主动性，表现松散，干什么都要开会讨论，既耽误时间又解决不了问题，也无法和友军打好配合，指挥和组织上都有问题。

再三权衡之下，罗荣桓只能再次向毛主席建议：统一山东指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调整部队作风，实行精兵简政。

这一次，毛主席给予了充分重视，委派特使前往山东，做了长达四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也下定决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

为此，毛主席走了两步，也撤换了两员大将。

首先是进行军事上的一元化，新建立山东军区，以黎玉为第115师及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以政委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协同负责军区管理，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其次是全局一元化，1943年8月1日，毛主席致电山东，要求朱瑞来延安出席拟定于年底举行的七大。9月，正式任命罗荣桓为书记，统一领负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工作。

此外，115师和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各支队番号全部撤销，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加上各地方武装，山东部队共计10万余人。

历经4年蹉跎，山东八路军终于实现了一元化。

接下来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的正规部队已经达到了27万，占我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地方武装也发展到了50多万人，革命的群众更是多达2700多万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根据地。

毛主席评价山东成就时，说一句话：

“只用了一个罗荣桓，全局都活了！”

巧合的是，解放战争打响后，罗荣桓、陈光、朱瑞三人再次在东北战场重逢。罗荣桓协调大局，朱瑞钻研炮兵，陈光执掌军旅，三人紧密合作，情谊不减，属实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