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是从设立一个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部门，作为变法的总机关开始的。为什么要首先设立一个新部门呢？

这是因为王安石在朝中较为孤立，很难做到像范仲淹那样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推行变法的措施。因此，他需要设立一个能够掌控的新机构来推行新法。同时增加科举录取名额，以便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充实到官僚队伍中。这些措施实际上都是在增加官员的数量，与庆历新政淘汰、缩减官员数量，以减少财政开支的“节流”做法不同，王安石为了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采取的是“开源”的办法，即通过理财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既与王安石本人的经济思想有关，也是他应对官僚集团内部激烈反对的无奈之举。

熙宁通宝

接着王安石又在各路设立“提举常平官”，负责督促州县推行新法。于是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69—1076）的八年间，围绕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王安石陆续草拟颁布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省兵、置将、保甲、保马、军器监等一系列的新法。

这些新法的名目虽然繁多，但是依据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新法的总原则是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限制官僚以及豪强的一些利益，并使他们分担一部分赋税。同时最大化地增加官营经济，以增加朝廷的收入，以此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北面的辽国和西北的夏国的侵扰。

相对于庆历新政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熙宁变法的重点则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商业、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是重点。用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王安石新法的理财部分，实际上就是“国进民退”，即大力发展国营经济，限制民营经济，希望用这种办法来“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即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他所采用的手段就是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用货币的手段和商业的原则来管理社会、调剂财富分配。

比如过去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如果急需用钱，只能用自己田中的青苗作为抵押向地主、高利贷者借贷，利率往往高达百分之百。新法中的“青苗法”规定，由官府每年给农民贷款，分春秋两季，春天贷款夏收归还，秋季贷款则年终偿还，半年收息二分。这样，官府用较低的利息，既限制了地主及高利贷者的剥削，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能增加朝廷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熙宁重宝

再比如，以往官府的差役非常繁重，往往使当差役的人倾家荡产。新法中的“募役法”规定，凡是应当服差役的家庭，不再服役，而是按照等级出钱，称免役钱。原来免役的官僚及豪强地主等享受特权的阶层，也要按财富的多少缴纳相应的助役钱。下等贫穷的农户则免除一切杂役，专充壮丁。官府用征收的免役钱和助役钱向社会上雇人充役。

另外，市易法、均输法也都是借助市场，利用货币及商业的手段，控制物价，防止豪强及大商人的垄断物价，并增加朝廷的收入。

上述新法的实行，势必要大规模地增加货币的流通量，并进一步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因此，在推行新法的熙宁、元丰年间，政府更是大规模的开矿铸钱，并因此而成为我国历史上铸钱最多的时期。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

如图所示，“熙宁元宝”为小平钱，钱文书体有楷书、篆书两种。这种钱文相同而书体不同、可以成双配对的钱币，俗称“对钱”，这是宋代特有的一种钱文书体现象。

熙宁钱除了熙宁元宝之外，另外还有熙宁通宝、熙宁重宝两种。“熙宁”年号之后，改用“元丰”，又铸造了元丰通宝，也是小平钱。钱文都是篆书、行书的对钱，相传行书元丰通宝的钱文，为苏东坡所书，世称“东坡元丰”。除了元丰通宝之外，还铸造了元丰重宝。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熙宁初年每年铸钱的数量达160万贯左右，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每年铸钱的数量约为450万贯至500万贯，达到了我国历史上铸钱的最高峰。

对于这个数额，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对比唐朝最繁盛的开元至天宝年间，全国每年铸钱数额才有327万贯。南宋的大部分年份铸造铜钱的数额都在15万贯以下，多的时候可达20多万贯，少的时候仅有2、3万贯。

在现存的古钱币中，宋钱几乎占到了三分之一。宋钱中98%以上是北宋钱，南宋钱所不到2%。而在北宋钱中，又以熙宁、元丰两种年号钱的数量为最多。因此，我们说古代钱币中以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为最多。

那王安石通过大量铸钱，用货币的手段和商业的原则来管理社会，能实现他富国强兵、均济贫乏的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