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越南义安省宜禄县宜顺乡人，1928年出生，2003年去世，曾任越军第一军区第5军（后改称第14军）军长、第一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总参谋部军事科学局副局长，少将军衔。下面，是黄丹的儿子黄南进对父亲在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期间经历的回忆。

1979年，我刚满10岁，与家人居住在河内的第38号大院，那里是众多军队将领的住宅区。2月17日凌晨5点，每家每户的电话铃声几乎同时响起。铃声唤醒了我们所有人，从大人到小孩。大约过了15分钟，邓京叔叔（总参谋部中将副总参谋长）、黎清海叔叔（总参谋部机要局局长）和其他军兵种的指挥员都穿着整齐的军装，匆匆走出家门，那个时候天还没亮。母亲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平静地说：“又是一场战争爆发了！”

2月22日，也就是北部边境战争爆发的第5天，当天上午，父亲回到家里，告诉我们他即将前往谅山战场。前一天下午，国防部长文进勇大将和总参谋长黎仲迅上将召见了在高等军事学院任副院长的他，当面传达了军委关于调他到谅山前线担任司令的命令。父亲和黎仲迅上将有着很深的友情。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黎仲迅会想到我父亲。而对我父亲来说，黎仲迅是他的兄长、大哥，即使黎仲迅让他赴汤蹈火，他也会义无反顾。

接到新的任命之后，父亲只回家待了30分钟，就平静地告别了我们，好像这只是很平常的一天，一辆国防部的汽车在门口等着。父亲乘坐这辆车到了谅山，那里是北部边境战争最为激烈的地方。在谅山战场，中国军队凭借优势兵力使用人海战术进攻。我们不得不以5万兵力（主要是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和由经济建设师改编的步兵师，真正的主力师只有第3师）抗击18万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在谅山方向的防御体系就被突破了。当父亲到达前线时，谅山市仍然在我们手中，但形势很危急，失守可能也就是几天的事情。

谅山市距离河内市仅135公里。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如果中国军队突破柴湖山口，占领整个谅山省，那就意味着很难阻止他们继续向河内进攻，届时首都将处于战争状态。父亲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员，他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谅山，防止战争蔓延到河内。

他到达谅山的第二天早上，就坐进一辆63式装甲指挥车直奔前线勘察战场，为研究反击方案作准备。结果这辆装甲车被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坏消息传回河内，传遍了国防部，传遍了第38号大院，每个人都认为我父亲已经阵亡了。但由于不是官方消息，所以没有人敢告诉我的家人。

一整天，整个大院的气氛都很紧张。没有人像往常一样朝我们微笑。邻居们甚至不看我们的脸。但作为一名军人的孩子，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父亲肯定出事了。下午妈妈下班回家，我想她应该知道些什么了。但是吃晚饭时大家都很安静，尽量避免谈论这件事。晚上8点，电话铃声响了，可没有人站起来接电话，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人愿意先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最后，年龄最小的我站了起来，承担起了责任。电话另一端传来的不是陌生人的声音，而是父亲的声音。我兴奋地喊道：“爸爸、爸爸……”一切情绪都突然爆发了。

我父亲说，那天早上装甲车被击中之后，车上的其他人都死了。只有我父亲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他设法脱身返回总部，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晚上8点，才想起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记得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中国人杀不了我。”在这次危险的战场勘察之后，父亲向总参谋部作了汇报。为了保卫谅山，总参谋部命令第2军（香江兵团）结束在柬埔寨的作战任务，立即将所有部队撤回国内，支援谅山前线。

在苏联安-12运输机编队的帮助下，第2军通过空运的方式全部抵达北部边境。截至3月4日，第2军已经进至谅山以南地区集结，在第5军（3月2日在谅山前线司令部的基础上组建）后面展开战斗队形，准备实施反击。装备了苏联最新援助的BM-21火箭炮的炮兵第204团也被派往谅山。前线的步兵师、坦克部队、炮兵部队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3月4日晚上，第5军司令部批准并开始实施战役反攻计划。第二天，国会主席孙德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就在同一天，中国突然宣布撤军。当天晚上，总参谋部负责人前往最高领导人黎笋家中，就反击行动请求指示。出人意料的是，黎笋平静地说：“如果中国撤军，就没有理由再牺牲士兵的生命。”因此，谅山方向预定的大规模反击计划宣告取消。

父亲总是说，1979年的战争并不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中国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实力不强，因此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也不是很大。在战场上，即使中国军队占领了谅山市，他也从不担心对方会继续向南推进直取河内。后来，许多历史研究者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在3月5日宣布撤军，是因为担心第2军从柬埔寨北撤支援谅山，以及孙德胜主席号召全国总动员这一系列措施，将使他们无法轻易的光荣的退出战争。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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